标题人情练达无文章

　　眼下有一本非常流行的大学文科写作教材，在谈“作者的素养”时，提出了以下三个基本要求：一、思想修养；二、文化修养；三、表达修养。
　　如果这三个题目不是出现在写作教材里，而是出现在单独的讲义中，谁都不会以为它的培养对象是作家或文科大学生——未来的作者。思想修养、文化修养在眼下任何培训教材中都能见到，而看到稍具特色的“表达修养”，人们首先会想到演讲者，想到教师；还会联想到如何培训保险推销员及各式各样的街头推销者。大家都知道，对写作而言，远远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
　　最让人困惑不解的是，编者在“思想修养”一节里，写着这样一段话：
　　要写好一篇文章，作者的思想水平怎样，理论水平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常听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里说的“洞明”，就是指作者的立场正确、观点鲜明，而且颇有胆识，能够透辟地认识客观世界繁杂纷呈的“世事”，对万般人情世态有自己的主见，而且老练成熟，善于处理各种关系。
　　“作者思想水平怎样，理论水平如何”，也许在写一篇“奉命文章”时“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在写一篇赶形势的理论文章时也不能缺少。若强调二者是写好文章的前提条件，那就值得商榷了，因为许多好的“文章”，比如大量被人称颂的表达情、爱，抒发亲情的作品，就不宜用“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来衡量。
　　这是个以偏概全的逻辑上的漏洞，可以暂置一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一貌似格言的东西，必须认真对待。
　　撇开写作不谈，单就字面意义来分析，这两句话也是值得推敲的。是有了“学问”才使人对“世事洞明”了呢？还是一旦“作者的立场正确、观点鲜明，而且颇有胆识”，就“能够透辟地认识客观世界繁杂纷呈的‘世事’，对万般人情世态有自己的主见”了呢？学问是“知”与“行”合一的产物，所谓“世事洞明”，应放在真才实学、社会实践具备之后，即使如此，也不能将它与“学问”等同起来，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有许多“学问”只能“洞明”某一事理，无法“洞明”世事，恐怕那些被誉为“通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学界泰斗”、“昆仑”的人物，也不敢自称“能够透辟地认识客观世界繁杂纷呈的‘世事’”。
　　就算“世事洞明皆学问”勉强说得通，“人情练达即文章”却是万万讲不通的。“对万般人情世态有自己的主见，而且老练成熟，善于处理各种关系”，难道这是写作的基础？为了写作，先去当公关大师，当社会活动家？社会上那些“人情练达”者，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他们与文学的关系便是——大都成了文学名作的讽刺对象，有几个成了大作家？真正有成就的作家，有时恰恰是不善言辞、拙于交际的。让对写作有兴趣的青年人先做“人情练达”者，这是引导青年们追求理想，还是引导他们更“实际”、“实惠”一些？
　　一个真正的作家，或者是有成就的文学家，首先要是“性情中人”，最少蒙受世俗的污染。他一半生活在现实，一半生存在梦里。永远追求理想，才有写诗、作文的渴望。他不会成为混世佬，而是保持着童心，甚至持有“婴孩”心态；他率真、坦诚，对他来说，爱、同情、怜悯是闪光的金子，而圆滑、冷漠、无情则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在爱、同情、怜悯的驱动下，他们比寻常人更敏感，更易动情、动容，有时甚至是神经质。为了表现爱、同情与怜悯，他们会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情感、能力乃至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许多文学大家都是这样：快则大笑，恨则痛骂，胸中有所郁结，宁可吐出以逆人，也不愿闷在心里憋出病来。这就是所谓的“诗人气质”、“文人习气”。从李白揶揄无能者为“骞驴得意鸣春风”，到鲁迅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哪一个是“人情练达”者？相反，最“老练成熟，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的应是《五代史》上著名的不倒翁冯道，试问如今有谁读过他的“文章”？
　　作家和文学家比正常人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讲究荣誉、尊严。普希金在生活中是个提倡容忍的人，一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劝人们“不要悲伤、不要着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要抬起头来注视明天，至今还被人们争相传唱。然而，当他发现自己的荣誉的尊严受到伤害时，便容忍不住，无法大度了。他深知自己的生命价值比他的对手丹特士不知要高多少倍，但为了尊严，为了自己心目中神圣的爱情，他宁愿选择决斗和死。这种血性的行为，在“人情练达”者的眼里，分明是不值得、太草率、太冲动了。同样，中国的青年诗人海子等人都因不懂“人情练达”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你可以说他们人格不太完善，但你能说他们不是成功的诗人、成功的作家么？
　　作家与普通人一样，都要经历从幼稚到成熟，从不善人情往来、社会交往到近乎所谓“人情练达”的生活历程。然而，作家与普通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有与众不同的理想、理念和追求，并有要把这种追求化作某种“镜像”，用文字表达出来，作为他日后自娱或与人共享的物事。在年轻、不太成熟的时候，由于生活阅历的不足，情感中没有太多的悲情积存，他们常常会处于“为赋新诗强说愁”的状态。到了老年，严酷的社会现实已将他染得满面尘霜，悲苦已不堪回首，这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哀叹：“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采桑子》)
　　据我所知，像辛稼轩的这类慨叹，不仅在年纪渐长的人那里都会得到认同，即便在青年学生和“少年”人那里也很受青睐，原因就在于辛弃疾在这首词里，将“少年”(过去)和“而今”(老来)链接起来，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致使人生的稚嫩之际的轻和成熟之后的沉痛同时展现了出来。而最引人入胜的还在于，在读这首小词之后，人们总会自动地将辛弃疾作品中另外一些“镜像”再作链接，诸如他年轻时的“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之气概、中年时“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的悲痛，以及老年时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的无奈。文学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天生就有一种表现欲，这种表现欲不实现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嘴里叫着“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实际上在“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后，却是一大堆的愤懑和怨尤，这时的“休”，只不过是在用“无声”暗示着曾经轰鸣的“有声”而已。
　　真正的“人情练达”者，绝不会像辛弃疾那样“不通世故”，他们在难以说好、又不愿意说坏的时候，也有他们的格言，这就是著名的“今天天气哈哈哈”。
　　对于这句名言，张爱玲曾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话说多了怕露出破绽，一直说着‘今天天气哈哈哈’，这‘哈哈哈’的部分实在是颇为吃力的；为了要避免交换思想，所以要造出各种谈话的替代品，例如‘手谈’。跳舞是‘脚谈’……因为比较基本，是最无妨的两性接触。但是里面艺术的成分，如果有的话，只是反面的……”(《谈跳舞》)
　　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天气哈哈哈”在中国是最为“人情练达”的，可人们都像张爱玲一样，将它视为反面的艺术。至于与文学和写作的关系，鲁迅的话就更精彩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看书琐记》)
　　看了鲁迅以上的话，我直想把“人情练达即文章”改为“人情练达无文章”。也许我们的许多写作理论家不会赞同，那我不求苟同，惟一的期望是，恳求他们不要将鲁迅先生这段话里的“文学”二字换成“写作”。
　　“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的来历是什么呢？
　　写作理论家们所谓“常听人说”的这句格言，实际上出自文学巨著《红楼梦》中。曹雪芹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精心设计了贾宝玉到侄媳妇秦可卿那里游玩、入梦的场景。这句“常听人说”的话，首次是以对联的形式出现在宝玉和众人眼中的：
　　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
　　原来这两句话是贾宝玉深恶痛绝的东西，在他的心目中属于“混账言语”！我在给大学生讲写作时，曾问：“你们以为这个对联最能代表谁的观点？”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贾政！”“那在《红楼梦》里，谁算得上最为‘人情练达’呢？”“薛宝钗……不，王熙凤、王熙凤！”“按理说，王熙凤该是最会写文章的人了？”满屋子爆笑。
　　其实，最早把“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作为警语格言，正面使用到著作里的，并不是我们的写作理论家，而是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在他著名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十八章《封建社会的末期》里，在介绍金圣叹批《西厢》、评《水浒》时，就曾这样评论过：
　　所谓“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就是说一位作家要经过长期的学习、体会和探索，才能通达人情物理。真能通达人情物理，就能写出不同人物面貌，说出不同人的声口，各得其妙，真切感人。施耐庵、王实甫都能格物而物格，所以才能写水浒和西厢一类不朽的作品。《红楼梦》中有一副对联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正好放在这里做注释。洞明世事、练达人情，是作家必要的本领。……他对于小说戏曲的论述，能深一层地分析其艺术特点，能阐明水浒、西厢的价值，在善于观察事物、使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塑造人物的形象，描绘人物的性格……
　　刘大杰先生不是红学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对《红楼梦》“事事洞明”。但有一点是要指出的，金圣叹绝不是一个“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他从将自己姓张名采改为金圣叹，到晚年哭庙、抗税而被清廷斩杀，行为乖戾之事数不胜数，用钱基博的话说，金圣叹的特征就是“放诞灭裂以自命才子”(钱氏：《中国文学史》第六编第一章)，临死之前遗言竟是“白豆煮狗肉有豆腐干的美味”。这种行为，何谓“人情练达”？
　　细细品味，原来刘大杰先生引用这个对联，是在称赞作为批评家的金圣叹本领高超，能够因洞明世事而能解透《西厢》、《水浒》中的物事人情。可是刘先生误说成了“是作家的必要本领”，于是我们的写作理论家们也就信以为真了。
　　好在这是个以隔靴搔痒姿势美否、成不成体系来评价“学问”的时代，简单的“常听人说”四个字，将本意不一的曹雪芹、刘大杰都遮掩了，但愿我们的写作课教师都能看得明白，对“常听人说”的格言稍微动一下脑子。
　　最后，我重申：如果这个对联非要用不可，那应改为：“世事洞明有学问，人情练达无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