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奥斯丁，难免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的确，她生活面狭窄、题材琐细、不涉及重大问题，譬如，在英国对拿破仑作战高潮中竟然无视这场战争……如此看来，她与西方第一流作家摆在一起，难免有些逊色了？
在我国，长期以来，在这种不赞许的严厉目光的注视之下，奥斯丁畏缩在一边，在解放以来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中得不到应有的位置，一直被排斥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选题之外，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时期，甚而从英国文学史中被除名。
可是另一方面，你随便走进一家图书馆，奥斯丁的小说，特别是她的《傲慢与偏见》的旧译，总是在读者手中流通；每逢上演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总是座无虚席。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印了王科一同志的旧译《傲慢与偏见》，总算是填补了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介绍中的一个显著的空白。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甚至引起国外的注意，《纽约时报》援引新华社的报道说，该书是一九八○年中国书店出售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见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纽约时报》)。现在，把奥斯丁的作品排斥在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之外的不合理局面总算结束了。其实，这几年来，多少庸俗、浅薄、不入流的作品都能翻译出版，相形之下，从这样那样“高度”否定奥斯丁的种种理论观点更加暴露出自己的虚弱和自相矛盾，被证明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只要我们引用文艺批评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即首先和主要(甚至唯一)应该根据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而不是其他，来进行批评，那么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可惜这一条我们有时愿意沿用，有时又宁可忘记。
生活面窄吗？狭窄与广阔，本来是相对的，而其对创作的影响如何也很难下一个绝对的断语。何况有的作家本人生活不见得就不狭窄，只不过我们因为其它原因，与艺术创作无关的原因，而有所偏颇，不加责难。总之，因生活面狭窄而否定奥斯丁，不能令人信服，倒是可以启发关于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之间关系的有益探讨。
题材琐碎吗？仅以题材而论许多莎士比亚的喜剧难道不可以说是琐碎吗？然而，莎士比亚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文豪，且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语，是不能随便否定的。要不然，依着解放以后盛行一时的根据俄罗斯苏联批评家的好恶评价西方作家的做法，恐怕早就会有人跳出来依仗托尔斯泰的权势打倒莎士比亚了。可惜奥斯丁没有那样硬的后台，便成了某种理论批评的牺牲品。
在对拿破仑作战时期没有写拿破仑战争，这已成为对奥斯丁的经典性批评了。这种只重视“重大题材”的批评原则并非始于我们的“题材决定论”者，早在英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约翰·拉斯金的《现代画家论》中即已形成了。的确，在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穿着鲜红色军装的军官出现是为了逗引轻浮的姑娘们谈情说爱，“一个士兵挨了一顿鞭子”是闲谈的话题。但是，没有写拿破仑战争就一无可取吗？换句话说，没有写自己时代的“重大题材”就一无是处吗？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鸦片战争给以高度重视，曾用慷慨激昂的文字谴责英国政府的侵略政策(见马克思一八五七年四月十日、一八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三日等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而十九世纪中叶那批英国现实主义作家没有只言片语写到这场战争。但马恩并不因此责备他们没有写重大题材，照样给他们以极高的评价，称他们为“有才华的一批作家……”。所以，如果说，没有写拿破仑战争是奥斯丁的罪过，那么要不要按同样的逻辑指责狄更斯、萨克雷忽视了鸦片战争呢？当然也忽视了宪章运动……我们可以无止境地引申下去。反过来说，比奥斯丁稍早一点的芳尼·勃尼倒是主张过，在那个时代，“要想描述真实的人生而不提及法国大革命，那简直是不能想象的”(芳尼·勃尼：《流浪者》献辞)。但是今天，除了作为感伤派的时髦小说作者、奥斯丁的滑稽模仿对象以外，还有几个读者知道芳尼·勃尼呢？
一九八○年，又有同志借《外国名作家传》中关于奥斯丁的条目提出看法，认为肯定奥斯丁是可以的，但似乎别人站得不高，非得由这位作者从她的高度向我们指出，奥斯丁之所以值得肯定，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她是属于“上升资产阶级”、具有“进步倾向”云云。且不说奥斯丁是不是属于“上升资产阶级”，真正使人不安的是这里表现出来的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不论是过去的否定还是现在的肯定，总离不开几个抽象的政治和阶级概念。撇开关于奥斯丁的具体评价不谈，这里表露的外国文学评论的方法与原则，难道不令人感到不安吗？
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曾说，“在所有的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民族》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后收入《普通读物》论文集)。我们评论奥斯丁也确有这种难处，且不说她的“伟大”本身还有争议。对于我们来说，评论她的困难首先在于，她的作品中没有一个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没有关于人生大道理的警句，她本人从家庭出身到个人经历也没有什么值得褒扬的地方。评价她，没有什么身外之物可以从旁帮助抬高身价，只能凭她本身的价值，而这，如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评价人一样，是最难最难给予公平待遇的。
伊丽莎白是本书的女主人公，作者心爱的人物。奥斯丁曾说，“我承认，她是出现在文学中的最可爱的人物，谁要是不喜欢她，我可不答应”。(《书信》一八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在《傲慢与偏见》全书中，应该承认，伊丽莎白是最出众的人物，与姊妹们相比，她最聪明、活泼、大方，与势利眼的彬格莱小姐比，她有人格的尊严、精神上的优越，在她所处的那个充满了愚人的世界中，她是唯一“有理性的人”(中译本，第127页)，作者赋予她以迷人的光彩，达西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
伊丽莎白与达西之间既互相吸引又互相对立的微妙关系不由得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的《捕风捉影》中的贝特丽丝与班奈狄克特那一对青年男女。他(她)们都是在逗嘴当中互相试探着，终于在一种优越的意识上达到了互相了解和感情上的一致。
这一对男女主人公，达西的处理有时显得牵强，好象完全服从故事发展的需要；至于伊丽莎白却描写得生龙活虎，确实在小说中处于中心地位，她的活泼机智给全书带来了生气，其他人物的滑稽可笑往往是通过她的眼睛看出的。无论是对可笑的柯林斯牧师还是对可恶的彬格莱小姐，读者的情绪也总是随着她的感受而起伏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伊丽莎白是作者的代言人，书中的中心人物。
伊丽莎白拒绝了达西的求婚，尽管这会给她带来许多好处，这要算是女性人格独立的一种表现吧。然而它还不同于简·爱之于罗契斯特的独立。我们不能忘记，简·爱发现自己受了欺骗，不能跟罗契斯特正式结婚，便毅然出走。而伊丽莎白对达西的拒绝是建筑在偏见上。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偏见，完全是由于伊丽莎白自己糊涂，听了骗子韦翰的谗言。读者不难发现，韦翰滔滔不绝向伊丽莎白灌输的对达西的诽谤其实破绽百出，只不过伊丽莎白被他的表面的潇洒风度所吸引，解除了精神警戒，上当了。伊丽莎白拒绝了达西的求婚，振振有词地将他指责了一番，但在达西的一封信之后，她的全部“控诉”都证明是无中生有，成了对自己的讽刺。她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盲目、偏心眼儿、有成见、荒唐”。由此可见，伊丽莎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女性的形象，何况她在婚姻问题上的平等观念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比如，她毫无畏惧地顶撞德·包尔夫人，令人拍手称快，可是，仔细回味，伊丽莎白的立足点不过是“你姨侄(指达西)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正是旗鼓相当”(中译本第395页)。
在伊丽莎白形象的塑造上，拒绝达西这个情节的意义更在于使全书中这个最敏感、到处嘲笑别人的“智者”一时竟成了“愚人”。这种意想不到的多层次的处理正显示了作者的一番匠心。在《傲慢与偏见》的喜剧世界里，伊丽莎白的碰壁好象是生活本身跟她开的一个玩笑，好象人人都难免被生活的现实所嘲弄，显出连自己都觉察不到的滑稽可笑或愚蠢的一面。这种处理，好象是跟人物开了一个玩笑，实际上也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与评价。伊丽莎白这个聪明人被愚弄、闹笑话，比柯林斯的丑态更有力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的自我认识问题。无论是聪明绝顶的伊丽莎白还是迂腐可笑的柯林斯都不能如实地认识自己，这不是很有趣、令人思考的现象吗？近代西方文艺每每提出这个问题——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而奥斯丁早在十八、九世纪之交就以喜剧形式提了出来，在深度上并不亚于后来者。正如美国批评家特里林在他的文艺批评名篇《<爱玛>与奥斯丁的传说》一文中所写的：“简·奥斯丁，尽管她保守、守旧，却看出了伴随民主社会的建立而发生的深刻心理变化的性质——她意识到个人的心理负担、她理解有意识地给自己下定义和自我批评的新的必要性、对现实做个人的判断的必要性。而没有一个现实象关于个人的现实那样更使现代人感到没有把握和焦虑不安”(莱昂奈尔·特里林：《文化之外》论文集)。说来象个似是而非的公式，在这个意义上，伊丽莎白主要不是新女性的模型(那时女权问题还刚刚提出，文艺中形成典型还为时过早)，而是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探索。同样，伊丽莎白的碰壁和奥斯丁小说中其他类似的处理还说明，西方小说中完美的正面主人公传统也从奥斯丁开始彻底打破了。这一打破跟当前西方文艺中对人物的处理、特别是“反英雄”的形象，是息息相通的。这再次说明，在许多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方面，奥斯丁都是开拓者。
《傲慢与偏见》这个关于五个女儿出嫁的故事能够远远超脱通俗小说的格调而具有吸引人的思想、艺术力量，归根结蒂在于
漫全书的反讽的基调，这是奥斯丁笔下喜剧性的精髓。
这个反讽不仅见于个别人物的喜剧性格(如班纳特太太与柯林斯牧师)，不仅见于对情节的喜剧性处理，也不是完全依赖于作者揶揄讽刺的语调，而是融汇在整个故事的构思里，是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价。在《傲慢与偏见》的艺术世界里，生活总是比人们想象得要复杂些，使人们意外地碰壁。“天地间有多少事情是在你的哲学之外的”(莎士比亚《哈姆莱特》)难道一定是悲剧的命题吗？奥斯丁就做了喜剧性的处理。
整个《傲慢与偏见》的故事都是建筑在人物的主观臆想和现实相左的基础上。“傲慢”的达西最早断定，班纳特一家的女儿“倘使想嫁给有地位的男人”机会不多，后来的事实竟发展成由他自己娶了班纳特家的女儿，还捎带上他深恶痛绝的骗子韦翰为连襟。伊丽莎白呢，振振有词地指责达西，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壮举”是建立在偏见的基础上，她本人还发现自己是爱上了达西的。咖苔琳·德·包尔夫人要在摇篮里扼杀达西与伊丽莎白的感情，亲自出马，进行威胁恫吓，而恰恰是她的这次出动为这两个默默相恋的人通了信息，促成了他们的结合。伊丽莎白调皮地总结说“咖苔琳夫人倒帮了极大的忙，她自己也应该高兴，因为她喜欢帮人家的忙”(中译本第425页)。现实本身就这样对人们的判断、愿望和行动搞恶作剧、进行嘲讽，暗示着人们的认识和能力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傲慢与偏见》的喜剧世界是只“愚人船”，人们各自裹在自己的主观里，盲目地驶去，不能真正认识和作用于客观世界。这正是奥斯丁的小说的嘲讽的基础，也是作品中情趣的来源。作为读者，我们象个看不见的上帝，俯瞰着愚人世界，时刻意识到事情的真相和它们对戏中人所呈现的侧面之间的有趣差别。顺便指出，在这点上，奥斯丁不又是当代西方文学中这一重要主题的先声吗？
《傲慢与偏见》的嘲讽不仅针对书中的“愚人”，也不仅只包括“智者”，而是贯穿于全书的构思中，是作品的质地和组成部分。小说以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嫁女儿开始，她笑话百出，是笃定的反面人物、嘲讽的对象了，我们被作者牵着，对她和她那“举世公认的真理”尽情嘲笑。可是临了，小说的发展竟以班纳特太太那条“举世公认的真理”的全面兑现而告终！果然“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彬格莱娶了吉英、达西娶了伊丽莎白、柯林斯牧师娶了夏绿蒂。我们始而嘲笑班纳特太太，最后不得不承认她全对啦，我们的优越感被戳破。荒谬可笑和举世公认的真理可以互相转化，奥斯丁把世事的荒唐、矛盾、滑稽可笑都摆在读者面前，不做武断的结论，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是非的评价，却表现了深刻的对生活的思考。读者最后恍然大悟，全书中被嘲笑最多的人，最后被证明是最正确的。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奥斯丁竟不惜嘲笑了自己。
后人对奥斯丁的认识是逐渐发展的。
与十九世纪那些多产的作家相比，奥斯丁评论的数量不算多。她在世时的书评和顺便涉及到她的作品的文字总共只有十二条，直到一八七○年，专门和顺便涉及她的作品的文字也不超过五十篇，其中只有六篇是专门论奥斯丁的。
一八七○年是奥斯丁评论的重要里程碑。她的姪儿詹姆士·爱德华·奥斯丁·李的《回忆录》在这一年发表了。这是奥斯丁得到社会承认的重要标志，是五十多年来奥斯丁评论发展的一个总结。《回忆录》勾画了一个既温柔可亲又富于幽默情趣的“亲爱的简姑妈”的形象；在很长时期，这便是一般公认的奥斯丁的形象。
即使在评论不多的前五十年，即一八七○年以前，奥斯丁在一部分有鉴赏力的作家评论家当中始终受到推崇。早在一八一五年，比奥斯丁的声望高得多的司各特就认出了她的价值，在他著名的《论<爱玛>》的文章中称赞奥斯丁的小说有“荷兰画派的风格”(《文学季刊》一八一五年秋季号)。又在“至少第三次重读”《傲慢与偏见》后在日记中又写道：“奥斯丁点铁成金的妙笔使得日常平凡的人和事仅仅由于描写得逼真和感情的真实而妙趣横生”(一八二六年三月十四日日记)。在这里，司各特抓住了奥斯丁的特点——对日常生活题材做真实的描写和喜剧性的处理。司各特本人的写作风格与奥斯丁迥然不同，能如此深刻准确地看出奥斯丁的特色并慷慨地予以肯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紧接着，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著名散文家麦考莱和著名批评家乔治·亨利·路易斯都发表了关于奥斯丁的重要评论，指出在对人性的洞察这点上她堪与莎士比亚比美。与此相反，夏绿蒂·勃朗特书信中有几段尽人皆知的对奥斯丁的批评：“激情对于她是完全陌生的；她甚至拒绝与那些热闹的姐妹有泛泛之交。敏锐的观察、恰当的语言、灵巧的动作，这些适宜她仔细揣摩。但暗中急剧猛烈的悸动，血液的沸腾，渺不可寻的生活目标和感觉得到的死亡尽头——这些她置若罔闻”(《书信》一八五○年四月十二日)。这段文字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奥斯丁与夏绿蒂·勃朗特本人在创作风格上不同，不是浪漫主义作家，而这——是勃朗特所不能容忍的。与司各特不同，勃朗特根本没有觉察到奥斯丁作品中的反讽与幽默。夏绿蒂·勃朗特有她自己的长处和特色，但显然她的血液里是没有一滴幽默的。
一八七○年，理查德·辛卜逊第一次指出反讽在奥斯丁小说中的中心地位，他认为作者凭着它对生活进行概括和微妙的批评。不少批评家步辛卜逊的后尘，最著名的要算D.W.哈丁，见《有调节的仇恨》(《细察季刊》一九四○年三月)。哈丁对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做了过细的研究，包括细节、用词、语调等，指出作者貌似轻松而实际上在偷偷发泄对周围环境的嫌恶。在这种研究评论的基础上，认为奥斯丁是位不足道的轻松作家的传统看法从此一扫而尽。
关于奥斯丁的艺术，亨利·詹姆士在关于福楼拜的论文中曾下过奥斯丁是位不自觉的艺术家的著名论断，在亨利·詹姆士看来，好象她没有自觉地运用技巧，仅凭本能写作。这种观点现在也遭到反驳。如玛丽·拉萨尔一九三九年在《奥斯丁和她的艺术》专论中就把奥斯丁作为自觉的艺术家进行了专门研究。
当前，关于奥斯丁的评论，象关于其他作家的评论一样，常常被纳入某种理论观点，如从女权主义角度的奥斯丁评论就把她当作描写妇女意识或提出妇女问题的作家。又如，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马尔考姆·布拉德勃里在《论<爱玛>》中强调奥斯丁的严肃的道德意图，是又一种倾向。
每一种批评都呈现出一个不同的奥斯丁的侧面，远远脱离了第一个《回忆录》中的“亲爱的简姑妈”的肖像。这是评论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一个作家的认识的逐渐深入。如若要把批评变成塑造一致公认的“标准像”，不仅得不到公认，而且只能是批评本身的停滞。真正的好作品往往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琢磨才能显示出其全部光彩。奥斯丁六部小说的艺术世界是经得起琢磨的。
(《傲慢与偏见》，〔英〕奥斯丁著，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出版，1.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