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
图码生活
每天发布有五花八门的文章,各种有趣的知识等,期待您的订阅与参与
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查
查
随便看看
标题
关于张荫麟
栏目
短长书
作者
散木
期数
2004年09期
世上究竟有没有天才呢?清华梁启超先生曾称道在他上课时向他问难的一年级学生、也是同乡的张荫麟是“天才”(吴宓先生则称其为“梁任公第二”),钱穆先生也说他“天才英发”,与张荫麟在浙大时为挚友的谢幼伟先生更发文详论其堪为天才之属,因为“这不是天才,绝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什么成就?不过一册没有写完的《中国史纲》而已,那能叫“天才”吗?还是先读读这本《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下简称《文集》)(广东省东莞市政协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二○○二年)罢。
初读这本“文集”,我想,它可以有三点:一,天才,其天赋之外,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外加“汗水”等等;二呢,要有一个可以催生天才的文化氛围或称“生态圈”,如张先生所出身的老清华;其三,可能就是“陈寅恪定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非如此不足以成就天才;张先生治学就谨守“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的法则,所以我们看“五四”后能有大师,且大师可以有如云之状,就和那时他们得以沾溉此时代精神相关。不过,这恐怕还不能服人,我们从张先生的生平来看吧。
张荫麟(一九○五——一九四二),字素痴,广东东莞人。他早年就读清华,国学受炙于王国维、梁启超,西学则从吴宓,不久即以史、学、才三才并美知名,所谓“文学院四才子”,说的就是张荫麟和钱钟书、吴晗、夏鼐四位同窗,或者尚有“三才俊”之说,那是他和贺麟、陈铨三位同窗了,后来他所交往的学人还有熊十力、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张先生早慧,又立志要做第一等人,这就是天才的脾气了。他目无余子,曾就梁任公、陈寅恪、顾颉刚、冯友兰、胡适、杨鸿烈、卫聚贤等时贤的著作发表评论,时人以为胆识不凡,其中最能作为“老清华”谈屑的就是一次梁任公授课,先从衣袋中取出一信,向听众打听何人系张荫麟,张应声而起,原来他向梁先生质问上课中的问题,梁当众答复之。那时,张荫麟不过才十八岁啊。
张荫麟早年失怙失恃,他为了供给自己学习和扶持弟妹就学,不得已时常靠投稿维持生计,即使这些短篇什文,也多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科技史等等,甚至“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二十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语出王家范)。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已有《纳兰性德传》等作品,留学彼岸则汪洋恣肆,为学无涯,及归国,编纂有他一生所仅有的出版物:《中国史纲》。此书原本计划由张先生撰写两汉以前、吴晗撰写唐以后、千家驹负责近代、王芸生负责中日战争(当代),但结果只出了其“上古篇”(至东汉),即张先生所撰写的部分,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用陈克艰先生的话说,是“写出历史的生理”的史书,而其取精用宏,别择精审,剪裁铸,莫不得宜,真是举重若轻,又文字简约,流畅粹美,字字珠玑,引人入胜。此书之出,贺麟先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内“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至于说到他的文字,有人说没有太炎先生的晦涩、任公先生的堆砌以及孤桐先生的生硬,是宜乎藏之名山的。
现在我们再看看这本最早是战时浙大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一九四一年)的书吧,它不仅置诸当时通史著作,如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钱穆以及其后之周谷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白寿彝等等之中毫不逊色,就是今天有哪家有魄力和见识的中学或竟大学吧,将之作为历史课本也丝毫不差。当时早就有人说了:我们“小学和中学和大学以及国民的历史教育都没有什么成绩,教科书也好,讲义也好,在我们看来,都是生料硬货,零杂不堪,只是名字史料无穷无尽的排列而已。国民最基本的教育当然是史地的教育,史地教育的失败便是整个教育的失败”,难道现在和以前有什么区别么?早在那时读者就痛感我们“有了二十多年工夫的中国史学界还不能对局外人简单地清楚地亲切地美丽地说说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实在太惭愧了”,难道今天我们不惭愧么?怪不得在大学生中《苏菲的世界》成了他们课桌下的哲学读本,《光荣与梦想》成了他们心目中史书的佳作,他们只是不知道我们还有张先生的《史纲》。张先生他们当年撰写普及读物,一个初衷就是钱穆先生曾慨叹的“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这种状态现在改观了多少呢?
作为通才,张先生通史之外又专攻宋史、科技史、人口史等,他还非常明确:要从哲学上得“超放之博观”和“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上“冀明人事之理法”,于是他兼考据和义理、汉学与宋学,既能有“理解的深入”,又能有“同情的洞察”;在他的视野中,不独古今,而且还有了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之类矣。足见他怀抱之广、之深。《文集》中他的友人说他专心治学,绝不旁骛,甚至从不看电影、小说等等,这和我的印象不符,譬如他曾正面评价鲁迅,他在《读南腔北调集》中曾云:“周先生为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是“那种见着光明峻美敢于尽情赞叹,见着丑恶黑暗敢于尽情诅咒的人,是那种堂堂赳赳、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这不仅说明他不囿于清华学人的“圈子意识”,而且是博览广大的。
正如钱穆先生所云:张荫麟“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已”。张先生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政治年代里,他和许多青年一样有着一腔热血,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如“五卅”,清华学生会在邵飘萍《京报》上办《上海惨剧特刊》,领衔的就是张先生和马寅初、王造时、顾颉刚等几位。再如“一二·九”之际,张先生已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科硕士归国并在母校任教,他不能袖手旁观,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宣言(即上海的鲁迅查看再三、遗憾没有周作人签名的那份宣言)、写文章,这就和他的老师吴宓不同,所以吴在日记中说:“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吴先生这个评语是有欠公正的(所以后来张、吴合办《学衡》,尽管也略有芥蒂,吴先生却看出张荫麟是“一不通世故之书生”,基于此,对他也就“向爱重之,常谋所以匡助护持之者”,也就是师生共同捍守中国文化传统的美意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不能不问政治的岁月里,应该是出入道、学两域的,书生论政,是执行他的天职,即使是张先生的名作《中国史纲》,这样一部学术性和教科书的著作,也“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贺麟),而在张先生短暂的生命中,我们曾经忽略了他不少的政论文章,如王芸生先生回忆,他曾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等上发表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论非法捕捉学生》、《论修明政治的途径》等,有些甚至是让主持北方舆论的王先生因其“语旨切直”,为之“踌躇再四”才予以发表的。在中国知识分子大分化的抗战中间,张先生是转而信服了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的,那时有许多人做出了这同样的选择,当然也有张先生挚好闻一多、吴晗选择了左倾,王芸生遂慨然“抗战以来,随着物价的高涨,最感受生活压迫的是读书人,再加僻居学府,忧国情殷,未能尽悉国事内情,迷惘于政治表象,故往往于艰苦生活中又笼罩上一层抑郁的情怀,他们就不免于憔悴了”,而张先生竟“憔悴”以死矣。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这是陈寅恪先生在张荫麟病逝后写的悼诗。九儒十丐,千古伤心,在一个失去社会常态和人心定力的动荡岁月,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五斗米就可以让读书人不仅折腰而且殒躯呢,何况死去的张荫麟还堪称是天才!正是“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朱自清:《挽张素痴》)、“才命难兼济,彭殇岂自由”(施蛰存挽诗)。他的死引发了“气类惜惺惺”(钱钟书:《伤张荫麟》),于是陈寅恪先生痛心张荫麟不能等闲看世变幻相,不禁掷笔长叹,所谓感同身受,徒唤奈何!张先生死在浙江大学西迁的贵州,正是不得其时而死,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鱼烂年代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悲怆的哀号。
记得十余年前,一次偶然从同人处见到一本老浙大遗存下来的旧书,是一本史学理论书籍,似乎还是老“商务”所出,信手浏览,竟从书脊上的借书袋里落下一张借书卡,上面居然是张先生的签字。岁月倥偬,那本书也只有张先生一人签名而已,记得当时不胜唏嘘,后来朦胧忆来,不禁怅想:这张先生的书卡不是可以作为我浙大的“文物”来看示吗?由张先生的签名,不由又想起他在抗日战争一九四二年的深秋,在遵义的贫困潦倒,也正合了当时久欲来浙大任教的吴宓先生所感慨:“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学衡派”的梅光迪(浙大文学院院长)、黄翼(心理学家),甚至竺可桢校长的爱妻和爱子不是都死在了西迁路上了么!
张荫麟先生死了,他还有许多尚未完稿的著作,对中国史学界来说,那是何等的损失!这位被视为中国历史学“梁任公第二”的三十六岁的天才学人,抱憾离开了人世,他是因过于用功复饱受疾病折磨和精神痛苦之后撒手人寰的。“文章憎命达”,这不独诗人,也关乎史家,其实,当人们说张荫麟是“天才”时,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不祥的信息:从来天才就是命畸的。《吴宓日记》中记有张先生“抑郁烦躁”的原因,那是促其命短的一个因素,在这本《文集》中通过他挚友的记述,我们更可以了然那“情殇”的底里:原来岭南学问,素有伦氏、容氏二世家,前者如藏书家的伦明先生;张先生与伦氏家族的伦慧珠女士终成眷属,不料人间的俗事并不是“天才”或“书呆子”可以谙通的,谢幼伟先生说:天才嘛,“他可以疯狂地爱上一个女人,当他爱她时,他是把她过分的理想化,过分的提高她的地位,提高到常人以上的地位”,然后……(为免片面,或不取男权话语,姑不转述),总之由爱而恨,劳燕分飞,这已经是一痛,张先生又与容氏家族的容琬女士相恋,却没有一个结果,有此“二痛”,就做成了他的生活悲剧。
今天缅想其人,想他从十八岁起问难梁任公,一生广涉中西学问,立意“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从而建构其宏大的史学观;不想苍天无情,于是熊十力先生祈以“使天假之年,纵斯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乎”?钱穆先生推崇以“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以及陈寅恪先生等等之热望,尽付东流矣。
总之,张先生已不再,我们只有“纪念”中的张先生了!
关于张荫麟
科学的殖民展示
纪念欧阳竟无大师
书评编辑怎样工作
妥协与变通
亏空与陷阱
内陆亚洲的变局与均衡
施拉姆《男人、女人、信息和媒介》
整体感的追寻
细读康德
《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月刊,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向以引领思潮而闻名。
《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多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