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日本想像的差异

　　沟口雄三与孙歌对于东史郎事件的响应，开启了新的讨论空间，将问题移转到感情记忆的层次上，超越了过去历史实证论的范畴，触碰到历史的核心问题。日本正在演变的修改教科书与东史郎事件在台湾没有受到重视，倒是右翼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其实反映了两岸内部对于日本想像在感情与记忆上的差异。台湾的本省人(一九四九年以前从大陆来台的人)的主导性记忆是在日本殖民主义，台湾的外省人(一九四九年以后从大陆来台)的“中日”问题集中在中日战争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在这个层次上，与在中国大陆的记忆几乎一致。而这几种不同民族主义的情绪基础差异，标示出“日本想像”在此三角关系中所扮演的关键位置，有厘清的急迫性。
　　小林的右翼思想必须放在日本近年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运动的脉络中来理解。日本右翼分子认为“二战”败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全盘否定性批判，使得日本人民全然丧失民族自尊，必须通过重建“正确的”史观，才能恢复自信心。在找寻自信心或所谓日本精神的过程中，小林这一派的右翼分子在日本内部，经过四十年高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找不到过去信奉的一些日本精神的神话与资源，于是跑到前殖民地台湾的老一代上层人士，如许文龙、李登辉身上寻找乡愁，提炼出部分他们想要的东西，来支撑自我。换句话说，《台湾论》与台湾关系不大，是日本内部问题。在这一波右翼运动中从石原到小林，他们攻击的对手是日本内部的左翼力量。
　　那么《台湾论》这本书到了台湾以后呢？事实上台湾的日本殖民地情结，必须放到更为宽广的十六世纪以来世界性资本主义扩张中所推动的殖民帝国主义背景下来理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爱恨情仇是相当复杂的，需要长时期地面对、处理，而不是快速地用民族主义的道德情绪来一笔勾销。“二战”后的全球性去殖民运动本来可以全面性展开，特别是在文化层次上进行清理反思，从而找出重建自我再出发的新方向。无奈，去殖民运动在世界的前帝国与前殖民地，都因为全球性冷战结构的形成而被暂缓、拦截与扑杀。美苏两大集团将世界分割成两块，就此分离四五十年，亲美集团内部以反共为主轴，为了避免阵营的内部矛盾，削弱反共势力，所以将前期历史问题的反思全盘阻塞。在东北亚，朝鲜与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裂，日本受到美国的托管，甚至从五十年代起，台湾、韩国与日本俨然成为美国后殖民主义的次殖民地，为求内部团结，共同对抗共产阵营，韩国与台湾，乃至于琉球，作为日本前殖民地的问题就此关闭起来，成为历史的禁忌。在台湾，国民党政权作为全球冷战体制下的战败“流亡政权”，虽然反日，但是主调是亲美，所以历史的殖民地问题根本不能讨论，从五十至九十年代被彻底的压抑掉了。但是，用沟口教授的讲法，“活着的历史”不会就这样消失，特别是牵扯到所谓民族间的恩怨情仇，不可能因为国际冷战的政治局势就此结束。
　　但是小林事件在台湾所引爆的效应是，问题的讨论不但被窄化、个人化，变成集中在扁政府资政许文龙与国策顾问金美龄对慰安妇发言不当的问题，讨论焦点被转化成当初慰安妇是不是出自个人自愿。同时台湾右翼政治人物借机夺取发言空间，显示出危险而又讽刺的走向。危险的是：将日本视为铁板一块，不分左右，也不将日本军国殖民体制与日本人民分开来讨论，抹杀近来日本进步妇女团体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努力(如二○○○年十二月女性团体发起举行的东京大审)，以及左翼团体最近在日本战争责任归属与脱殖民化所进行的反思行动(如花崎皋平，武藤一羊，徐京植，上野千鹤子，冈真理，姜尚中等人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激辩)。讽刺的是：台湾右翼法西斯民族主义不过是对日本右翼法西斯民族主义的反动，其基本性质是一致的，造成隔海唱和、互涨声势的效果，让人难免有些阴谋论的感受。
　　台湾的文化主体性构造在二十世纪中受到几种历史结构性力量的多元决定：以世界资本主义史的扩张为动力，以殖民帝国主义史为表现，以及“二战”后冷战结构的形成，这几种交错的力量不仅决定了台湾的总体文化形式，决定了活在其中的主体的情感结构，也规约了居民实质的生活内容与形式。在历史殖民主义与冷战的两大结构笼罩下，战后以国家机器所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走向，可以化约成几个性质：国家主义、威权主义、发展主义与反共亲美。历史地来看，台湾文化主体性的构成，除了南岛原住民外，积累混杂了前现代汉文化、殖民地时期的日本近代化及其欧化想像、战后国民党政权所带来的右翼西化民族主义成分、反共亲美造成的长期以美国为参考想像坐标。这些政经文化性质都反映在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内容及形式上，乃至于民主的表现形式上。而也正是日据殖民经验与美国所主导的冷战体制下国民党军人政权的迫害经验，两股结构性力量的交错下，构成了当前台湾社会的核心矛盾：省籍问题──外省人因其在大陆期间的抗日经验无法体认本省人的日本殖民情结及苦难，本省人则不能理解因冷战而强制迁移的＂战败政权＂下子民的战争伤痛经验。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结构下，日据的殖民经验及其长期不可能抹去的记忆与想像，无可置疑地成为台湾主体性构造的重要成分；原来无以名状的历史剖面在后李登辉时代与陈水扁新政府时期得到呼吸的机会；无论战前来台的本省人或是战后来台的外省人，都必须共同面对这段伤痛的历史，也才可能认识台湾文化的主体性。我以为小林《台湾论》引发的争议与反思，可以从这样的环节来理解与看待，无奈这样的契机被转移焦点，一旦热潮过了，讨论很可能就再次关闭了。
　　其实，对于日本的历史记忆的差异，在战后到当下的台湾内部省籍矛盾中，以及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纷争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我想就台湾内部的省籍矛盾，与台湾和大陆的难以和解，在福柯所说的“人民记忆”与我称之“情绪性的感情结构”(emotional structure of feeling)的层次上，提出初步的看法，以相当化约的方式开始厘清主流的情绪结构，希望引发更多的研究与讨论。其中必然无法关照细密的差异，如所谓亲日派与知日派的差别，像战后来台满、蒙、藏及台湾原住民等少数民族的日本想像。让我强调，以下的讨论不是历史事实认定的问题，而是企图掌握主流的矛盾与纷争、具有物质性的“情绪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殖民主义与冷战结构的情绪效应坐落在我们每一个体上，这是全球性的效应，决不只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各地如朝鲜与韩国及看似不明显的东南亚，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所以只有地域历史特定性的不同，而其中的源头与动力是相当一致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推动的殖民帝国主义，与战后以冷战结构为前导的美国新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也就是不直接以领土占领，而以资本、政治、文化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来“遥控”，特别是在受宰制的地区，普遍性的将美国想像成“解放者”、“保护者”以及“进步现代性”的代表，是我们“落后国家”要效法学习的偶像；在这点上，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后也分享了部分的想像，与世界接轨的总体方向中，世界指的是美国。
　　在台湾，关键的差异在于：日本殖民主义对本省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不太存在于外省人的历史记忆构造当中，就像冷战不太是本省人的主要历史记忆。但这并不意味着外省的人口不为殖民史所触碰，相反，虽然大陆人与台湾的外省人从未在日本直接的行政统治下过日子，他们或多或少经历了或是听过“八年抗战”中日战争中的苦难岁月，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因此受到反日情绪的根本模塑。我要说的是，日据的殖民主义，从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是本省人对于“日本”的基本历史记忆，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这是第三世界对于殖民者——作为现代性的代表——共有的爱恨情结，难解难分，印度与英国的关系是很典型的；然而外省人与大陆人对于“日本”的历史记忆，是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侵华，开始悲壮的“八年抗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告投降、“中国胜利”的影像，日本在开战起就不再具有任何正面的意义，反日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中国”当代民族主体的关键元素，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外省人与大陆人是一致的，但是，这其中日据台湾甚至经常不进入“反日”情绪的视野，更遑论殖民主义在台湾了。这种活生生的历史经验与人民记忆在构造上的根本性分歧，建构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心智状态与情绪结构。这个关键性感情结构上的差异，是以“日本”想像为核心的中介，对于日本态度的分野，是当代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的情绪基础，本省人有很多人反日，其“亲日”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外省人的反日而存在。
　　战前的中国现代史，必须被放到对于西方与日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与抗拒中来理解，但是与台湾及其他第三世界如印度的英国殖民地来比较，中国的特定性在于，它从未臣服于任何单一的宗主国，在总体的人口中，也就没有产生出统合性的共同经验，一直到抗日战争。更进一步说，与其他地区的重要差异在于，纵使它成为列强瓜分、割据而成了的半殖民地，它从来没有被完全地“征服”过，建构起来的强大的中国“文明主义”想像性资源，确实有效地在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抵挡了外来的强权侵略：“你们再赢也赢不了我们的心”。从“洋鬼子”、“日本鬼子”、“倭寇”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果认输也只是在“物质文明”而非“精神文明”上。反帝反侵略的人民记忆中，如果有统合性经验的建构，就是极端压缩的国族主义大叙述：西方列强割据，抵御外侮，及其伴随而来的几近亡国的民族悲情，与救国图存的方法──船坚炮利、迎头赶上、建设新中国的现代化方案。这个经久不衰的救国动力，想要建设一个富强国家的民族情怀，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底层情绪。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国共“内战”，决不只是简单的派系夺权斗争，或是全球性意识形态争战的一个环节，它同时也是竞争如何使“国家得以迈向现代化道路”的路线之争。这也正是国民党战败撤守台湾，它之所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地在此建设复兴基地、反攻大陆、才能安然回家乡的感情基础。所以它从不自视为外来者，也从不认为会在此久留。这种反共复国的梦，是在全球冷战结构下支撑起来的，特别是受到美国军事及经济的援助。客观情势的转变使得“光武中兴”与“田单复国”的大梦，只能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永远无法缝合的伤口。在这个大历史的记忆里，殖民主义不是外省人及大陆人的关键词，反帝反侵略、抵抗外侮是主要框架。
　　另一方面“亚细亚的孤儿”的悲情故事，所表达的是本省人永远无法忘怀的历史伤痕：在当代的历史记忆中，一八九五年被中国大陆“抛弃”给日本人，所以，所有大陆的中国人，及后来国民党带来的外省人都不能相信，这种情绪根深蒂固地成为本省人文化主体性中不能说也讲不出来的底层共识。在刘铭传之后，历经了日本统治下的殖民现代化，被统治的台湾人确实亲身体验了初步现代化的“果实”，并且养成了——现代化的日本-现代化中的台湾-落后的中国大陆-的阶序性世界观。特别是在五十年间，除了“二战”后期，其实没有迹象台湾会光复，必须在无奈的现实殖民体制中求生存，如被迫学习日本“国语”，就像也很难想像战后的国民党有倒台的一天，所以被迫要学习北京“国语”一样。日本战败，台湾归还中国(不是清朝)，一九四七年的地标性事件，“二二八”的冲突，接踵而来的是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开启了三十年军警特的法西斯威权统治，这些都强化了独派分子独立自主的意识，“要自己站起来，保卫我们的家乡，不能再相信任何可能再抛弃出卖我们的外省人”。再加上受到国民党右翼相当成功的反共亲美教育，“共匪”与“万恶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更是主张台独的人士不能相信的。这个争取独立自主的根本信念与感情，经过李登辉的“宁静革命”取得政权，得到了初步的抒发，但是到了二○○○年三月由代表本省人主导、正宗反对力量的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取代国民党政权，百年来“台湾人出头天”的情结才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但是对外省人来说，把台湾割给日本，是满清腐败，国家积弱不振，不是自己的错。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台湾问题”，又叫台湾人情何以堪呢？这样的论点潜在地决定着台湾内部省籍矛盾的结构，不但强化着“统/独”的对立，而且也干扰着对于日本的态度。今天的日本也不是当年的政府当权，它是否可以因此推卸认罪的责任？而台湾要求清理殖民地的历史，这个要求的主体是否包括外省人？如果包括，外省人扮演什么角色？这样的问题都是尖锐而尚未被清理的，对于它的思考或许是使我们走出恶性循环的一个可能性。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本省人主要受到殖民主义这条结构轴线的牵制，对于外省人的苦难没有情感上的体认；而外省人则主要受制于冷战结构的轴线，对于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所造成的文化效应与悲情在感情上没有理解，甚至排斥。双方甚至以自己的苦难经验来置换看到对方悲情的可能性。因此，主观的集体情绪结构上，两条轴线平行发展，没有交集，但是在客观的历史结构状态中，本省人与外省人都活在两条轴线的交错重叠中。
　　在另一个层次上极为迫切需要探究的是：一直到今天，从学理上，我们要如何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这批外省人被“强制移民”的定位？除了用中国历史上的南宋“偏安江左”的类似前例外，如果放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殖民帝国主义的现代史来看，这群外省人是外来者/殖民者(settlers)，暂居者(migrants)，移民(immigrants)，难民(refugees)，或是流亡分子(in exile)？或是现在流行但不适用的学术名词——离散者(diaspora)？这些语汇其实都不完全适用。在另一个层次上，我们也不能把无辜的小老百姓与政权之间直接划上等号，就像我们不能把善良的百姓，与后来的李登辉及陈水扁政权划上等号一样，虽然他们很可能都是在别无选择的结构性情况中，才用选票来站边。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出他们站边的情绪基础，也才能解释什么叫做省籍情结，乃至于李登辉情结，或是新党情结，民进党情结，与后来的亲民党情结。这也正是为什么战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性质是需要被重新面对与理解的原因，它确实与其他的冷战政权，或是殖民时期的傀儡政权性质不同，较接近于日本和韩国战后的右翼亲美政权。特别是在东亚环境中，国家至高无上的象征权力，对于人民的塑造力与文化主体性的构筑力，是不容忽视的。不能厘清国民党的“文化”，也就很难理解从党外到民进党，与国民党相对斥，甚至是被制约出来的政治反对运动，对台湾文化构造影响的影响。
　　最后谈到所谓和解的问题。从上面的分析里，战后的台湾，政治上竞争抢夺国家机器中的省籍动员，以及对于文化/认同问题优先次序的争执，对于岛内所有的居民都造成了相当情绪化的影响，这些都可以用上述两个高度情绪性的情感结构之间的碰撞、拉扯与对斥来理解。但是，真实的历史现实如果是，这两种人口——本省人与外省人，必须继续生活在一起的话，所谓省籍矛盾、族群对立的“大和解”确实有真实的必要性。近来使用英语的学术界，也常开始使用“大和解”(reconciliation)的用语，与冷战期间，不论在各国内部及国与国之间，造成长期的对立与伤害有关，因此正当冷战退潮之际，大和解这个字眼的出现不是台湾所特有的。大和解所指涉的不该只是族群之间，国家之间，人种之间，更重要的是坐落在亲属之间因为冷战/殖民所造成矛盾的和解。但是绝不是政治人物所讲的忘记过去，向前看；活的历史不是那样的，国家领导人下个命令，人们就跟计算机一样，将历史记忆快速删除。相反的，要能向前看的前提，是先要向后看，面对过去也才可能走向未来。所以大和解要可能的话，就必须面对历史记忆，重新开启被冷战压抑掉的历史记忆，看到当前的省籍问题是历史性的结构问题，坐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从而认真地相互看到本省人与外省人不同轨迹的悲情历史，调整原有认知上的差距，这可能才是走向大和解的起点。
　　在这样思考问题的基础上来讨论所谓日中问题及台日问题，沟口先生想要寻找和解的迫切感的基本动力，可能来得太早太急，从民间、官方到学术界，如同孙歌所言，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历史记忆再思索的问题都还没有展开，又如何能够响应沟口诚挚的邀约，共同探究所谓谢罪问题？就以简单的逻辑程序来看，我们都没有准备好，日本亦然。不过从东亚正在展开的“平反”经验里，从台湾的“二二八”及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到韩国的光州及一九四八年的济州岛事件里我们知道，教科书的改写，官方的谢罪，乃至于补偿金的发放，或是纪念碑化过去的历史伤痛，虽然有象征及一定程度实质的意义，但是终究无法抚平烙印在受难者、家属及所有承载着历史记忆的主体群身体上与情绪上的创痛，它们会随着新历史事件的爆发(如小林的《台湾论》)而重返，被召唤成政治动员的力量。或许，这是东亚有反思能力的批判性知识圈，要开始互动的时刻，共同重新思考活着的历史与人民记忆与情感结构的问题，通过比较，让彼此看到过去的苦难，由此出发，才能逐步开启走出冷战与殖民主义的阴影，走向东亚地区寻求和平的和解起点。
　　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于新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