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乡土中国VS城市中国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首先代表着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隔，然后才是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因为乡土中国对应于传统社会，无论是持“旧乡土中国”还是“新乡土中国”观点的路径选择者，总显得有点儿心虚，怕被对方指责是保守论者或新理想主义(所谓“新左派”即是学界授予他们的一顶帽子)；而城市中国符合现代化理论的城市化要求，有着车轮滚滚的现代化理论的强力支撑，加之主流意识形态的呐喊助阵，其话语领导权自是当仁不让。
　　所谓城市中国，想必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不说太早以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费老提出小城镇发展战略始，全国上下，大江南北齐动员，曾经一片红火，当时曾有外邦人惊叹：“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然而，几番周折之后，除了少数地区(如江浙部分地区、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实现了城镇化，全国大多数地区仍山河依旧。于是又有人提出建特大城市(或曰城市圈)理论，最后却演变形成了大都市对大城市、大城市对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对乡村的资源剥夺链。乃至最近有人提出农民自己造新城，其方案是全国广大农民在基层政府的强力领导和推动下，依照自愿、自筹、自治的原则，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将目前农村尚存九亿农民中的八亿(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因为还有三十年中新增的二到三亿人口)转移至城市，剩下的一亿农村人口就不足为患了，而且正好满足提供城市人口粮食需要的生产。到那时候，城乡统筹、工业反哺、农业机械化，中国就彻底现代化了。该设想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儿像前几年曾流行的基层政府“逼民致富”，号召农民种大棚蔬菜，“产业结构”调整了，“经济规模”也形成了，就是民没有富起来。
　　可以看出，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只有渐进和激进之别。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其立论的逻辑前提是：现代化=城市化，城市社会=现代社会。城市化既是手段又是终极目标。其逻辑结论就是：城市化了，也就现代化了，也就有了和当代发达国家看齐的生活水平，从而社会团结、人民幸福，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这种路径选择，从资源、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承载力的角度提出质疑的相关否证已汗牛充栋。这里我只就其形成根源做一些追溯。根源可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现代化理论的误解与新民族主义的误导。
　　众所周知，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而其研究对象却并非西方。在西方国家，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因此，只有现代性而无现代化。作为事后总结的现代性其象征(文化)的意义大于其型构(模仿、模塑)的意义。而后来由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研究者有意无意将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之一元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化，始有今天现代化的滥觞。当然，西方国家依仗其文化势能上的强势对其他文明的铁血殖民和文化侵入导致的强弱排序，也是现代化追赶的重要原因。因此，现代化就是现代性化，说穿了，就是西化。在这样一种现代化理论的诱逼下，非西方国家踏上了一条充满血泪、自我否定和解体而又遥遥无期的现代化路途。然而，现代化并没有给大多数国家带来和平和富裕，只是将它们纳入按经济和军事实力排序的序列中，现代性的实现(即现代化)程度已不是衡量的标准。这就是西方学者(如亨廷顿)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如邓正来)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现代化的理论陷阱。
　　另外，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实践也证明，西方学者总结的现代化要素如城市化、世俗化、工业化等的高实现程度并非必然带来如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当下的俄罗斯就是一个明证。而就城市化这个单项指标来看，则更是相去甚远。中东地区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甚至伊拉克)的城市化水平应该说非常高了，他们不仅没有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反而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国内民族纷争和国外列强角力的中世纪沙场。
　　城市中国的另一个形成根源是所谓的新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与传统民族主义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以单一民族(如汉民族)为主体，后者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新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它是对全球化过程中按实力排序的自然反应。排序高的欲维持和扩张其强势地位，排序低的则力图改变其弱势地位。而排序的高低最终由经济和军事(军事以经济为后盾)实力说了算，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尊重不能代替实力的强弱比较，因此，振兴经济成为新民族主义的中心话语，现代化的城市化又被拉回到前台：要现代化就必须城市化；有了城市化，则带动了工业化，而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如此，GDP就能高速增长，军费也有了保证，中华民族也就自然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问题在于，这已不是人们通常所追求的文化自觉和价值实现，而成为民族—国家间争强斗胜的实力操演。与民生何关？
　　对现代化理论的误解与新民族主义的误导将现代中国绑缚上现代化的战车，从而使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路径获得了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理据。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国际政治格局决定了现代化和新民族主义的合理性，正像一句歌词“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所表达的：实力才是根本的保证。这种看法在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种建立在实力竞争乃至强权消长基础上的“发展”之路到底能走多远？别说我们生存的地球根本就无法支撑这种竞争性甚至掠夺性的现代化，就连能否保证现有的发达国家(也称已现代化国家或后工业社会国家)对资源的持续性消耗还是一个疑问，更甭谈以需要浪费大量资源为代价的竞争性现代化了。把一切都推给科技进步是否宝押得太重？那些所谓按将来汽车人均拥有量设计出道路规划的新城，除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外，又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即使实现了，我们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有没有别的选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我们的视线转向被称之为“另类”现代化的乡土中国路径。
　　与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一样，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也是对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的回应。但是，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反思(或称本土化)的结果，其立论的基点是国内民生，其追求的目的是民族文化自觉和价值重建。从早年晏阳初先生举家迁往农村开始乡村建设实验起，到今天的新乡村建设运动，虽几经波折，时有断续，但经过几代乡土学者的实验、探索和反思，终于成形。声音虽小却很清晰。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充分注意到以西方现代性为导向的现代化浪潮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使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政治经济结构支离破碎，陷入失范状态；另一方面，这种来自外部的冲击力也使传统中国站到了文化自觉的起点上。现代化浪潮的冲击造成了传统中国空前的危机感，也正是由这种危机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文化复兴的机遇。早期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论者亲眼目睹了清末民初以来由社会转型和失范所带来的社会乱象，而后期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论者则亲身体会了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撕裂的痛感。这些感受逼迫他们开始反思现代化的后果，走上了一条与其说是重构还不如说是解构现代化的路途。
　　他们首先反思建立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基础上的中国现代化实现的可能性问题。资源问题不再赘述，单就国际政治空间问题而言，清末的日俄大战和民国时期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的尴尬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西方列强凭其实力大肆进行殖民活动和开拓国外市场游刃有余，而我们连领土主权都很难保全。再说如果听任这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像他们那样现代化了，他们真的只有喝西北风的份了。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对中国国情的反省。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所谓乡土中国正是基于此)，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实现了占人口总数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实行的以城市保护主义为导向的城乡分割政策，造成了将整个社会撕裂成两个部分的城乡二元结构。即使是在当下中国，硬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城乡流动)虽已有所松动，而软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收入差距、教育差距等)反而强化的今天，以经济指标增长为导向的现代化虽然使部分农民在由其带来的城市化过程中获益，但是，农村的破落与农业的萧条也是不争的事实。特殊的国情(主要是人口众多和资源匮乏以及后发现代化)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多数农民将生活在农村。如果不能顺利实现中国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他们的民生问题该如何解决？或者，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现代化一定要以牺牲农村和农民为代价，现代化的价值合理性何在？
　　最后，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论者通过对现代化价值的反省，提出文化自觉和价值重建的目标。以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现代性为蓝本的城市中国现代化路径关注的基点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利益本位”，追求的只是国际利益角逐中的实力排序。这种导向的现代化将民生问题与国家利益捆绑打包，形成了国家第一，民生第二的价值取向，从而为借实现国家利益之名，行个人利益之实的行为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当前中国社会发生的两极分化就与此直接相关。为了快速现代化，社会公正可以不顾，弱者的利益可以牺牲，并将这些通通归入所谓“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通往现代化社会康庄大道必须“扬弃”的环节。相反，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并不一味地反对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等现代化进程，更不是要“脱现代化”回到传统社会，而是将关注点聚焦于国人的民生问题，即“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过上自己的幸福生活，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由此，他们提出文化自觉和价值重建的目标。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走出我们以往的中心之国的民族中心主义藩篱，不再“怀柔远人”，以多元文化之一元融入世界，以不卑不亢的姿态“接待远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是仅仅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只有如此，才能在“浩浩汤汤的现代化潮流”中不至于泯灭民族自尊和历史荣光。
　　因此，重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成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论者的首要任务。这个重建的价值体系既非传统中国的儒家伦理，也非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现代性，而是经过了文化自觉从而成为文化主体的“我们”与其他文化主体的“你们”在沟通与交流的基础上重建价值体系。站在这样的起点上，我们才能从容检讨现代化理论的功过得失，将现代性中具有价值合理性的元素(如社会公正、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等)剥离出来，使之与乡土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人的内心和谐、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等价值观念相融合，形成新的价值体系，抚平因现代化的撕裂对社会造成的创伤，使现代化的城市化同时具有价值合理性和人性的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