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被忽略的译后记

　　平素读译作，不大喜欢读译者的介绍文字或者序跋。因为落套的、平庸的、指鹿为马的居多。只是出于礼貌，翻一翻，很少留有印象。但最近却有几本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掀翻了这种成见。
　　译者们的这类文字，有时也会放到译本前面，称作“译序”或“译者前言”之类。但大抵是在译事之后所写，统称“译后记”恐怕是靠得住的。译者完成译作后会觉得有话要说。一般是先说所译的作品，兼及作者，有时会对读者说话，做些交代或者鸣谢，这一般就是“译本序”；也有时就为译事本身，为译后的心绪，非要说说不可，为自己而说这一般就是“译序”。有时候，前者就说前者，后者只谈后者，但也有时候，两者会互相换位，这也就会分外地有些意思，譬如李文俊先生为《押沙龙，押沙龙！》所作的《译序》和韩敏中先生为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所作的《译本序》。
　　李文俊先生的序文一开始用了一页多的篇幅，铺叙了从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这部作品几起几落、终成完稿的大事记。然后从作品的评论、背景、故事，说到它的语言、叙事方式和人物，通篇无非在说一个“难”字。说作者写作的“难”，预期中读者阅读的“难”，文本自身所构成的种种的“难”，以及最终的翻译的“难”。难到了“前辈翻译家的办法……好像都不行”了。但或许因为气质所致，李先生说话总平平的，绝不高声大气，我们只是知道了这些“难”，还不能很好地感受到它们。但当先生笔锋一转，写到自己时，这所有的“难”及其背后的意蕴，都轰然一下托了出来。虽然依旧是那种平平的、就事论事的语气。查了工作日志，我动手翻译是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等到把这部篇幅不算大的书译完，已是一九九八年的二月九日了。那天下午四时四十五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总算是完成了。……法国的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著，惟独未译《押沙龙，押沙龙！》。晚年，他捡起此书想译，已觉力不从心，终于未能如愿，他因此极为后悔，恨自己没有在较年轻时做这一件事。相比之下，即使我的译文还不理想，但我至少是完成了这件事的，我至少不会为没有做而感到遗憾。今后，我倘若还能拿出什么工作成果，可以说都是‘白捡’的了。”
　　平铺直叙的，几月几日，又几月几日，然后笔一掷，身子一仰，想起某位法国人。这样的文字，须看怎么读。一个人走过了很长的路，疲累已极，所能做到的，也无非一坐或者一躺。但须看他走过了怎样的路，躺在了什么地方。
　　普通的翻译，就如一般人的晨练。名著的翻译，则如专业或者半专业的“户外运动”。福克纳作品的翻译，譬如攀登喜玛拉雅的各个山峰。《押沙龙，押沙龙！》的翻译，则是征服珠峰，而且是由很少有人取道的“北壁”。李先生的“一仰”，是“仰”在了由“北壁”而上的珠峰顶。
　　登顶珠峰的人，自然会想起——不是简单地想起，而是在始终铭记后“想起”：他是第几个登顶的人，在他前面有多少成功者，又有多少半途而废或者未能成行的人。这是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竞争者惺惺相惜的心息相通，因为只有他们彼此之间才真正懂得他们所做事情的艰难、快乐和意义。
　　在中国，能够读懂这部作品的读者不到××个，会关注李先生这篇序文，关注他如何“笔一掷，身子一仰“的人又会有几个呢？落下这段笔墨的时候，李先生恐怕完全没想这个问题。人是自我完成的。在那一日下午的四时四十五分，将笔一掷，身子一仰，事后又把它们记写下来，都属于这个完成过程的一部分。像是一个句子的句号，非有它不可的。并不“为什么”。
　　译完这部作品后，李先生又“白捡”了一部《福克纳评传》，然后病倒进了医院。病愈后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诗写得很漂亮，原只为他自己和所“for”的人。征得李先生同意，转录在这里，愿有更多的人分享其中“生命”的情愫。
　　“No Pieta Now”
　　——A Sonnet for Dr.L K Zhang
　　飘飘袅袅，一缕幽魂
　　正飞离这纷扰的人间
　　带着些尚未完工的遗恨
　　深信不会被冷酷抛弃
　　他蚂蚁般善良又勤奋。
　　果然，一双手再三将他拉回
　　从幽冥深谷，那里响着闷雷，
　　这手莹白、温柔、坚强却又纤巧
　　有如圣彼得堂一角那座大理石雕。
　　“Pieta”里抱着基督(三日后，基督复活)的圣母说：
　　“先不要悲悼，也别唱安魂祭，
　　让人之子再快乐地忙上几年，
　　直到‘哈利路亚’在他耳际升起
　　老蚂蚁安恬地闭上疲惫的双眼。”
　　二○○○年二月八日
　　韩敏中的《译本序》，通篇虽然都在说译著中英国人的事，却又分明是一个中国人在说我们自己的事：“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阿诺德一直被视为英美知识思想传统、或曰其‘主流文化’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有‘保守’的一面，但他所坚持的理想具有文化守成的积极意义。还可以想一想，我们总是如此黑白分明地定义和区分‘保守’与‘进步’，乃至‘保守’总带着贬义，成为抱残守缺、进步的绊脚石的同义词，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就是我们一向较多地引进、吸收了启蒙运动以来具有革命性能量的思想和著作，而对阿诺德这样的思想家却知之甚少。即使不谈我国的近现代史与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偏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就以我们处在日益向西方和全世界开放、经济实力飞速增长的时代而言，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的文化价值理想，耐心地听一听我们所不习惯的话，或许会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个人坦然宣称自己所做的事情对全社会有多么重要，这个人如果不是一个自大狂者，就是一个对社会有高度责任心的人。以序文对英国文化的熟稔来看，这应当是书斋中埋头治学的学者，从书斋中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令人感到振奋，也令人感到惭愧。
　　十多年前，当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转向九十年代之初，那种普遍的忧患和焦虑，已经被人们“展拓”到了各自不同的方向上去。重新追回已无可能，也无必要。我们早就应当从更大的视野来清理一下自己了。这篇序文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词汇：社会稳定性——不是指社会横断面和外部秩序的稳定性，而是指社会纵向发展中内在沉积的稳定性。韩敏中先生为此向我们介绍阿诺德，提请我们重新审视“保守”与“进步”的关系，以及“文化守成的积极意义”和其他的相关问题，审视阿诺德所说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阿诺德去世时，已被公认为维多利亚英国的文化主将……因为他在英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无法绕过去的重大问题。”——我们同样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只是比当时的英国更复杂一点，同时承担着向“后现代”转进的任务，或说被全球化的后现代“拖进”着。
　　“阿诺德所说的‘文化’……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之积淀，这种宽阔的、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应成为变革时代凝聚人心的力量——其化身应是能够传承人类优秀思想遗产、整合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之‘权威’或‘中心’。”——在我们这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文化”像《茶馆》里的纸钱一样漫天飞舞着：饮食文化、旅游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时装文化、时尚文化、手机文化、手机佩饰文化……“文化”已经作为刺激消费的辅助手段、附属品进入了市场，文化本身还在不断深入地向市场转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文化确实“成为”了“变革时代凝聚人心的力量”，只是与“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之积淀”越行越远了。
　　“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说，在阿诺德的时代，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正日益被做专门学问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这几乎同时是在说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伊格尔顿还说：“与柯勒律治、卡莱尔和罗斯金等人一样，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捆绑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并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很难超越学术界、思想界的“茶杯”或者“酒杯”，为什么呢？
　　“阿诺德严肃检讨英国的国民性、习惯、心理定式，找出英国最缺乏的东西，提出人类全面、和谐、整体地走向‘完美’的目标和标准，提倡以‘文化’或曰广义的教育作为走向完美的途径和手段……”——而在我们这里，作为广义教育最主要途径的“舆论”，正在全面转向“媒体”；“狭义教育”也在不断调整着，为了更好地“占领市场”和“为市场服务”；“茶杯”里的人们已被“展拓”得所剩无几，所剩无几的人们又与外界隔绝着。“谁”来实施这些“教育”，又“谁”来教育这些“教育者”呢？
　　人是自我完成的。人要是有了理念，完成自己并不很困难。社会也是自我完成的。社会要有理念，就比较地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