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七月一日，享年一百零二岁的南京大学教授张威廉老师安详辞世，中国日耳曼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随之宣告结束。
所谓日耳曼学，乃指一切与德语、德语文学和德语文化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教学和翻译有关的学问。张威廉则以八十年来在德语教学、德语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的众多建树和重大成就，成为我国日耳曼学界的一大宗师。在张先生之前，与他同一辈分的著名日耳曼学家商承祖、冯至、杨业治、田德望和姚可昆等业已相继谢世；硕果仅存的张先生一走，以“北冯南张”为代表的中国日耳曼学的第二代学人，便最后谢幕了。
这里说的“第二代”，只是一个大致上的划分，没有充分的依据。须知当今中国，别说根本不存在一部翔实的日耳曼学史，就连有关资料也七零八落，难以搜求，而日耳曼学界本身涉足此项研究者也屈指可数，以致包括甚为关注此事的我在内，一般能说出自己老师的老师是谁就已经不错了。例如，在张先生和冯先生之前属于“第一代”的有哪些个先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都是谁？这类问题确实连年逾花甲的我们都很难回答，更别提较年轻和很年轻的学友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分别在南京大学外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我有幸先后师承张威廉教授、商承祖教授和冯至教授、田德望教授。我自认为出自“南宗”，因为我德语的启蒙老师叶逢植和叶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张威廉、商承祖都在南大，这就是说我自以为专业和学术之根都扎在了南大。通过自己念硕士生时的导师冯至先生和在社科院给我们授课的田德望先生，虽然我也和北大有了些许渊源，但是仍觉得北大门墙高大森严，自己无论如何还是算不上“北大人”。
谁料就在二○○四年七月上旬的一周多经历，让我意外地完成了一次“寻根之旅”！这寻根之旅路线曲曲折折，始于德国北威州的边境小城施特拉伦(Straelen)，经过黑森州的大都会法兰克福再到温泉疗养地巴德·波尔(Bad Boll)，从巴德·波尔又绕道中国香港再回到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从慕尼黑往回走最后才落脚在中国的青岛和北京。
说的是莱茵河畔以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名字命名的法兰克福大学。这所在德国算是十分年轻但却声名显赫的高等学府为庆祝建校九十周年，正按计划举行一系列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半个多月前，偶然得知由汉学系主办的研讨会主要讨论理夏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理夏德·威廉是该系前身“中国学院”的创办人，在中国的汉名叫卫礼贤(亦作尉礼贤、魏礼贤)，是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我本人则异常崇敬的翻译家和学者。听说有这样一个会我兴奋异常，然而为时已晚，离会议开幕的七月七日只有十来天，要挤进去已不可能了。
不料一天早上，我正静静坐在施特拉伦欧洲译者工作中心的微机前做翻译工作，突然电话铃响，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系主任韦培曼教授打来电话，告诉我她通过迪宾根大学一位同行得知我正在德国，故来询问我愿不愿意去法兰克福开会，并告诉我如果能正式做个Referat(发言，报告)，一切费用都由研讨会主办者承担。我喜出望外，自然满口答应。随后两次通话便商定了发言内容和题目，并于开会前的两三天里赶写出了一份报告。
报告题名为《遭遇卫礼贤》，说的是我自己接触、认识、接受、介绍、评价卫礼贤的情况。报告的前半部分谈我自己如何遭遇和结识卫礼贤。因为这位老夫子在我出生之前八年的一九三○年已经过世，我与他的相逢和结识自然就只能是精神上的和间接的了。能促成这种相逢和结识的一为书本，特别是卫礼贤的著作和关于卫礼贤的著作，二为先我出生而能接触到卫礼贤同时又与我有关的人，主要也就是我的老师。我原本知道卫礼贤曾于一九二三年受蔡元培校长之聘担任北大德文系教授，而当时的德文系系主任即被冯至称为自己恩师的杨丙辰先生，又正好是他在青岛的学生；我同时还知道，我的老师冯至和张威廉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
由于在施特拉伦手边一点资料也没有，要从家里或其他地方寻找又来不及，只得一靠脑袋回忆，二靠在互联网上搜寻。通过在互联网上读到的吴晓樵等的文章，我进一步发现我这两位恩师在北大学习时，卫礼贤以及卫礼贤的学生杨丙辰都正好是德文系的教授。
这一发现令我激动不已，想着想着脑子里便渐渐呈现出一棵树，一棵传统德国人所谓的Stammbaum(宗族谱系图)，一个现代德国人所谓的Netzwerk(网络)，一幅由交错纵横的关系组成的图形，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一张中国日耳曼学的宗族谱系图或者关系网了。
为使自己仅用两天时间拼凑出来的报告生动一点，以期取得让听众一目了然的效果，我便将自己冥思苦想出的族谱图粗粗画了下来，在发言时投影到了银幕上。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中国日耳曼学的Stammbaum这棵树最底下紧连着日耳曼文化之根的主干基部，是由来自德国的大学者和大翻译家卫礼贤形成；直接从卫礼贤延伸出来的是他在青岛办学时的学生杨丙辰；杨丙辰当了一九一八年之前的北京大学德文系系主任，于是从他和卫礼贤构成的主干便衍生出来不少由他们的弟子构成的枝干；这些枝干中最粗壮的有两支，一为北方以冯至为代表的北大德文系，一为南方以商承祖、张威廉为代表的南京大学德语专业；在这南北两大支干上面，往上又繁衍出来了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的枝枝杈杈。然而，追本溯源，这棵中国日耳曼学之树的根和主干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诞生于八十多年前的北京大学德文系；后来以长期任教于北大的冯至先生为代表的“北宗”不说了，即使以南京大学商承祖和张威廉为代表的所谓“南宗”，最终都源于北大德文系。
前文称张威廉、冯至等老师为中国日耳曼学的第二代，以此推之，杨丙辰先生及其同辈就应该是第一代。在第一代之前，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自然也有德语教学、德语翻译，例如一八六二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便设有德文馆。只不过，当时教授的乃偏重理工和军事的实用德语，教习也多为德国人，且未出现像杨丙辰似的在学术和翻译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更未形成学术传统，所以也就无法算作中国日耳曼学的先驱。
当然，独木不成林，中国日耳曼学的园地上不仅耸立着这棵大树老树，还有一些自有来历的小一些的树，以及从异地移栽进来的树，例如在前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鼎鼎大名的日耳曼学家汉斯·马耶尔(Hans Mayer)教授门下，就生发出了一棵顶天立地的巨树，像学术界的严宝瑜教授、张黎教授、丁扬中教授，外交界的梅兆荣先生、王庆余先生等等，都是这树上的主要枝干。不过尽管如此，只要仔细寻找一下，他们仍与那株北大老树不会完全没有瓜葛。
再者，在北大、南大德文系任教的除了两校本身的弟子，还有一些外籍人士和从国外回来的学人，拿我较熟悉的南大来说就有朱白兰(Klara Blum)和陈铨等，北大恐怕就更大有人在了。这些先生尽管是“嫁接”来的，却也对中国日耳曼学之树的繁盛、茁壮贡献了心血乃至生命，当然不应被我们忘记。
言归正传，再回到法兰克福大学的卫礼贤研讨会。
由于我谈的多是亲身感受或亲自做过的事，且配合了一张示意图，尽管这图制作得很外行，很蹩脚，发 言却效果甚佳。特别是在我之前的柏林女汉学家罗特纳尔教授(Prof.Mechthild Leutner)讲的也是卫礼贤两次旅华与我国知识界建立的网络，不过只提到了他在青岛时期(一八九九——一九二○)与康有为、辜鸿铭、劳乃宣等人的过从与合作，在北京时期(一九二二——一九二四)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以及徐志摩等人的交往与联系，也就是说仅仅重建了两个关系网。我则补充了她和任何与会者都不曾留心的另一个网络，它涉及到中国日耳曼学的源流。这不仅凸现了卫礼贤在华活动和建树的一个长期为人忽视的方面，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网络更大、更广，更富有现实意义和生命活力。
会议的后半段转移到了风景如画的温泉疗养地巴德·波尔，也就是当年身为传教士的卫礼贤启程前往中国的地方。讨论会由那里一家带教会性质的学术机构新教研究院主持，内容偏重对神学和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我原以为不会有多大收获。不想最后那个下午竟令我大为惊喜：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博士(Dr.LaurenF.Pfister)投影了一张有卫礼贤的老照片，我一见立刻惊呆了。这照片不正是中国日耳曼学第一代和第二代学人的“全家福”么！
会间休息，我马上从费乐仁博士处借来他的复印件再做复印。据他讲，他的这张照片乃是从慕尼黑的档案照片原件印的。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比较，我从这张摄于八十多年前的老照片上，认出了一些对自己的一生十分重要的人，获得了一些从其他地方绝难得到的信息：前排坐着的从右到左依次应是卫礼贤教授，杨丙辰(杨震文)系主任，洪涛生教授。只可惜最左边的那位不知姓甚名谁，但肯定也是我老师们的老师，也是中国第一代日耳曼学家中的一位。
站在第二排的我大概认出了自己的三位老师，也就是张威廉、商承祖和冯至。为什么说“大概”？因为毕竟是八十多年前的留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认得准确。但是，由于我是他们的及门弟子，相见相处多少有些年月，他们的音容笑貌长时间铭刻在我心中，根据一些细微的特征，我仍能认出自己这些如今俱已作古，八十年前却风华正茂的老师们来：
二排右起第四位肯定是一九一八年入校、时年二十一岁的张威廉，我从他那一双睿智而明亮的大眼睛和不高的身材，确定无疑地认出了他。他右边紧挨着的是晚一年入校、时年二十四岁的商承祖，从他的身材和模样特别是嘴唇的形状，我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在南大给我们讲过《浮士德》的商先生。商先生的父亲是晚清时期一位驻德国的外交官，他在德国念完中学才回到国内上北京大学，一九二四年毕业。一九三四年起即任南大前身中央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南大外文系主任，所出版的著译也很不少，论建树、地位和名气当时仅次于冯至先生，只因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早早地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与身为系主任的商先生虽说不如与叶逢植老师和张威廉老师亲近，但对这位师长几十年来我仍怀着深深的敬意。
一九二一年从北京大学预科转入德文系的冯至先生在哪里？我认真反复审视了剩下的十一位“学子”，最后断定只有二排右边那第一位可能是我的恩师。不但身材、眉眼、发型都很像，而且是学生中惟一一个不穿长袍马褂而穿西服打领带者，再加侧身站立、左手摆放在身前的姿势等等，在在都显示出潇洒、浪漫、气宇轩昂、卓尔不群的诗人气质。我几乎相信已百分之百地认出了冯至先生，可是又纳闷儿他胸前为什么会佩戴那么多勋章呢？他那样侧身站立，很大程度不就是想炫耀炫耀这些勋章吗？
一开始百思不得其解，且心中暗暗好笑，后来却很快想明白了：冯先生生于一九○五年，拍照时虽已是二年级大学生，可实际年龄才十八九岁，十足的毛头小伙子一个，加之生就的浪漫天性，有什么标新立异、扯人眼球的事情做不出来呢？想到此，我少了惊疑，多了欣喜：我的这些贡献卓著、德高望重的老师和太老师们啊，他们也曾经年轻过，也曾经顽皮过哩！——这解释要是不对，望得到正确的解释。
剩下十名“学子”中我只知道还有一位唐性天，一位罗章龙，因为他们都留下了可资查考的业绩。唐性天继郭沫若之后翻译出版过施笃姆的《意门湖》(《茵梦湖》)，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了华中出版公司。罗章龙与北大的另一学子即中共一大代表罗章龙同名同姓，但并非同一个人；他在一九二二年与商承祖合作翻译出版过《康德传》。只是我无法将唐、罗两位前辈与照片上的人对上号，对其他八位更一无所知。
再者，可以断定这张摄于一九二三年六月的“临别纪念照”送别的不是教师(卫礼贤一九二四年才回德国，杨丙辰、洪涛生继续留在北大任教的时间更久)，而应该是学生，具体讲就是送张威廉等一九二三年毕业离校的学生。因此，这张老照片极可能是北京大学德文系最早的一张毕业照！也是中国日耳曼学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合影！
不论怎么讲，这张合影都弥足珍贵，都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正因此，我及时将它公之于众，以便我们德语界的师友、同行以及家属等都能瞻仰到这张照片，都能研究这张照片，为解决上述的悬疑提供帮助和信息。
为什么说“及时”呢？因为在赶写此文时我不禁深深地感到遗憾：硕果仅存的张威廉先生己驾鹤西去了，要是他还健在，上面提出的种种未解之谜不是可以迎刃而解吗？特别是这张八十年前的旧照记录着我老师奋发有为的青春年华，饱含着他在北大时的师友浓情，百岁高龄的张先生见到它会生出几多的感慨，会感到何等的喜悦！
只可惜已经晚了！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