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科学没有国界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准备了一件军用雨衣，办了护照，凭着一个欧洲现代史学士的学位，即将奔赴欧洲去采访这场后来几乎席卷全球的战争。但意想不到的是，独具慧眼的美国《生活》杂志编辑主任比林斯却唤住了这个连中学物理都不及格的人，要他充任该杂志的科学编辑。一次偶然的机遇就这样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使他走上了普及科学知识的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年轻的、朝气蓬勃的科学编辑也人到了中年。他在工作中敏锐地感觉到，科学家之间以及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知识交流对发展科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数以千计的科学期刊中，以生活中的形象化语言概述科学进步、囊括各学科知识的杂志却寥寥无几。这种严重的不对称现象，促使他和他的两位同事在一九四七年秋，用一百万美元贷款的第一期拨款买下了在当时已债台高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四版周报《科学美国人》，将其改版而成现今的同名月刊。他，杰拉德·皮尔，也随之成为《科学美国人》的发行人。
　　改版后的《科学美国人》以崭新的面貌问诸于世。它以月刊形式出现，每期刊载八篇文章，另辟有“读者来信”、“五十年和一百年前”、“文章作者简介”、“数学游戏”、“新书介绍”、“科学与大众”、“业余科学家”、“参考书目”等八个专栏。除此而外，《科学美国人》每年的九月号为专集号，共载十一篇专论文章及八个专栏。例如，一九七八年为进化论专集，一九七九年为脑专集，一九八○年为经济发展专集。
　　当今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边缘学科层出不穷，这就要求从事各学科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掌握大量的非本行知识。《科学美国人》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约请各学科学术造诣颇深的知名科学家撰稿，由作者和编辑合作，写出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报道和分析相结合的文章，以供从事其它专业研究的科学“外行”和读者阅读，扩大他们的知识面。同时，《科学美国人》又是一种图片杂志。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文章，它还运用大量照片及图表，平均每期有一百幅左右。这些图或来源于政府文件，或转摘于公开刊物，或出自于作者之手，或润色于编辑之笔。
　　随着《科学美国人》发行量的增大，这个旧名字又重新在读者中赢得了新声誉。改版后的第一批《科学美国人》，几乎是无人问津的，它寄出的征订单只收回了百分之五。但到一九五○年，该杂志发行量增加到十万份。到一九八○年，它的英文版发行量增加到七十万份，加上意、日、西、法、德、中等外文版，总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发行量的增长与人口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数的增长成正比。目前，它的美国读者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四岁，平均学位为1.5，也就是说，他们的平均学位介乎于学士和硕士之间。读者的职业分布也日益广泛，正如该刊发行人皮尔先生所说：“我们的读者已经进入了董事会、国会、内阁和华尔街。”
　　尽管这个杂志是以“美国人”命名的，但科学并没有国界。早在一九七二年，当杨振宁博士会见毛泽东主席时就曾建议我国组织力量出版《科学美国人》的中文版。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文版的试刊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才得以出版。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文版《科学》由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编辑、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正式出版，但当时的《科学》与《科学美国人》的时差长达十四个月。一九七九年夏，《科学美国人》发行人皮尔先生访华。经过中美双方的多次谈判，达成从《科学》一九八○年一月号起合作出版《科学》的协议。这样一来，时差从十四个月缩短到四个月，也就是说，《科学》一九八○年一月号即《科学美国人》一九七九年的九月号：脑专集。
　　中文版《科学》全文翻译《科学美国人》。从已翻译出版的各期中可以看出，《科学美国人》的选题方针侧重于基础科学，其中处于头等地位的又是生物学，其次为地学、天文学、考古学方面的文章，居第三位的是物理、数学方面的文章，再次为化学化工、材料学及其它技术科学方面的文章。另外，还有社会科学(主要与国际战略和经济发展有关)方面的文章。除专论文章外，《科学》全译的三个专栏也是各有千秋。“科学与大众”栏主要报导当前科学技术上的各项新进展、新发明、新观点，提纲挈领，简明扼要；“数学游戏”栏通过引人入胜的文字叙述和图片指点，向读者灌输数学知识，深入浅出，余味无穷；“业余科学家”栏则向大量科学爱好者推荐和评介探索自然奥秘的实验工具和操作方法。《科学美国人》不同于我国读者心目中的科普读物，有人说它是一种高级科普读物，看来还比较确切。它的文章虽不象学术论文那样深奥难懂，但也绝非象读我国的《科学画报》那样容易。比如，《科学》一九八○年一月号脑专集，就刊载了若干篇较深的专论文章，从脑的基础物质神经元说到脑的疾患和脑的思考。现代科学尽管取得了较大进展，科学家们借助于脑的思考，造出了电子计算机和航天飞机，但他们对脑的了解还非常含混不清。例如，脑怎么进行思考？记忆的神经基础又是什么？目前的热门人体特异功能又与脑的什么机制有关？这一切问题还不是科学家在不远的将来所能够回答的。在这些文章中，各位作者从科学的角度，系统地回溯了人们研究脑的历史，探讨了人们的疑问，同时也揭示出今后可能突破的方面。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Hubel的文章《脑》用科学的语言，概述了脑研究中的各个分支。他认为，假如学习和记忆的机制被发现，那么整个教育领域也将因之而受到影响。Salk生物学研究所教授Crick《关于脑的思考》一文认为，要能用一种完整的理论来描述脑有四条限制：一是感知到的物质世界的性质尚不明朗；二是生物化学、遗传学和胚胎学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尚无答案；三是信息论无法解释一些信息输入与感知的矛盾；四是虽然人体器官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但进化对脑的作用还有待直接实验加以证实。
　　目前，国外对生命科学十分重视，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来研究大脑，取得了不少成果。从Hubel的文章中我们还可了解到两种新实验技术，即去氧葡萄糖技术和“发射正电子的横向断层摄影术”。葡萄糖是大脑基质——神经元的燃料，神经元活动时消耗的葡萄糖大大超过安静时的消耗量。去氧葡萄糖技术就是给实验动物静脉注射带有放射性标记的去氧葡萄糖，然后刺激动物神经，通过放射性标记的显示来观察脑的活动。而发射正电子的横向断层摄影术，从颅骨外面就能够探测出用发射正电子的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去氧葡萄糖或其它物质的存在。这一技术极有前途，借助于它可以看到实验动物或人的活动着的脑结构。
　　在《科学美国人》中，医学方面的文章所占的比重极大，平均每期都有一至二篇。这些文章既讲基础医学又谈临床医学，既讲历史也讲现状，所涉及的病大多是病因不确的老疾病或医学进步所发现的新疾病。比如，《科学》一九八○年三月号上《糖尿病的起因》一文就从详尽的医疗实践数据出发，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一种有关糖尿病起因的新设想。
　　由于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也相应增大，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活和生态平衡。《科学美国人》对这样一个人类面临的大课题十分重视，专门发表了数篇文章，论及这个属于应用科学范畴的问题。例如，以头篇位置发表在《科学》一九八○年二月号上的《酸雨》一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这个严重问题。该文作者认为，酸雨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燃烧化石燃料，释放出难以计数的硫和氮的氧化物。美国东部、加拿大东南部和西欧广大地区降水的年平均pH值(酸碱度的通用量度)约为4－4.5(正常为7)，而苏格兰测得的一次降雨酸度竟和醋酸相当，pH值为2.4。如此严重的污染大大增加了河流湖泊的酸度，引起鱼类减少以至某些鱼类灭绝，导致森林生长缓慢，大大影响人民健康。文章指出，解决酸性降水的关键是减少硫和氮的氧化物排入大气的数量，而要做到这点，作者认为，就要求在世界范围内节约燃料和改进工艺。
　　《科学美国人》上论述科学史的文章是不多的，但这些文章却写得非常生动，知识性较强。它们不是象背流水账一样背出科学发展中的一段历史，而是就古老的题目提出新颖的看法。发表在《科学》一九八○年一月号上的《牛顿的苹果与伽利略的<对话>》一文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牛顿的苹果如果不是人人皆知，至少也是家喻户晓的传说，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或对这个传说的内容笃信无疑，或对这个传说的形式无比欣赏，但很少有人从科学角度来考证它。这篇文章的作者在仔细研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伽利略《关于两大天体星球系的对话》后，认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可能源出于此。该文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牛顿苹果说，而是通过旁征博引，证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对话》观点的相似性。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一方面评说牛顿苹果说的荒谬性，一方面承认这个传说非常优美，它说明“最渊博天才的最伟大成就也具有为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微末开端”。
　　虽然这本杂志名为《科学美国人》，读的是自然科学，但它也刊载了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这说明该刊编辑并不沉溺于所谓“纯科学”，而是立足于让读者了解更广阔的世界。纵观各期《科学》，可以发现，各期的首篇文章大多以社会科学为题，涉及到与国计民生切切相关的各社会科学分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科学》今年一月号的“经济专集”。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前景十分黯淡，正如该专集首篇文章作者、联合国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总裁K.K.S.Dadzie所说：“靠廉价能源维持的、空前未有的经济飞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将要到来的时代是什么样子还不清楚。”这本专集所载的十篇文章就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这个将要到来但又捉摸不定的时代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探讨。Dadzie认为，鉴于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穷国民不聊生，人口过剩，富国也通货膨胀、开工不足，所以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便纠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尽管这可能只是穷国的一厢情愿，但发达国家要想取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破连年“滞胀”局面，与穷国合作也许真是一条出路。《人民》一文运用大量数据，从人口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公共卫生开支、人平均粮食占有量等角度，论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差距。尤为令人咋舌的是，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开支人平均每年二○八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而发展中国家才七美元，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差距之悬殊，简直无法想象。这不能不使人提出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究竟为什么这么落后贫困？
　　在这本专集中，中国、印度、坦桑尼亚和墨西哥等四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还分别就这四国的经济发展作了专题介绍。这四个国家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有过不同的发展经历，经济发展效果也大不相同。其中，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穷国发展成为一个摆脱饥荒和瘟疫的社会主义国家。印度虽然取得了谷物和工业品基本自给的成就，但仍是世界上穷人和失业者最多的国家，发展前景无法预测。该专集的压轴文章是《二○○○年的世界经济》，作者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该文运用多地区投入产出模式，编排了许多投入产出表，从而对二○○○年的经济状况作了预测，这对我们的经济计划者很有参考价值。该文作者指出，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以裁减军备为前提，这样，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才会缩小。
　　大家都知道，办好一个科普杂志，趣味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在《科学美国人》的“数学游戏”专栏体现得十分突出。该专栏作者MartinGardner是一位学识渊博、文字娴熟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阅历丰富、幽默诙谐的人。一提起数学，人们头脑里往往浮现出一连串神秘莫测不敢问津的符号，但在Martin的笔下，高深的符号变成了形象的比喻，枯燥的数字变成了动人的故事。比如，今年《科学》一月号的“数学游戏”就以小说的形式，通过虚构人物的对话，叙述了素数和伊斯兰教《可兰经》的关系，还告诉人们切割一种立方体的数学原理。“数学游戏”的另一特点是摸透读者心理，根据生活中的大事，见缝插针地普及数学知识，这一点很值得我国的科普读物学习。《科学》一九八○年十二月号的“数学游戏”在美国的发表时间是该年八月份，正是美国大选紧锣密鼓开张之时。Martin巧妙运用了概率分析方法，深入浅出地告诉人们如何投票才能使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当选。又如，今年《科学》七月号的《游戏数学》(作者为Douglas R.Hofstadter)又以两万多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当前正风靡美国的引人入胜的智力玩具“幻立方体”。从外国朋友的介绍中我们知道，“数学游戏”专栏受到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根据我们进行的读者调查，《科学》上最受欢迎的文章也是“数学游戏”。
　　《科学美国人》的作者虽多为知名科学家，但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也大有人在。例如，《科学》今年八月号上的首篇文章《灾难性的放射性释放》的作者就是一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我国的大学在校生也有好几十万，但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却很少出现在我国的知名科技杂志上呢？是他们才疏学浅，写的文章不屑一顾吗？还是他们没有名声、无人重视呢？这一点很值得我国科技出版界的同志们注意。据统计，有六十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过文章，其中大多数是在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前发表的。我们是主张才德兼备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现人才方面理应比资本主义国家作得更好。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也号召要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使用人才，我国的科技杂志不正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效渠道吗？
　　《科学》创办已三年了，虽然它还不很健壮，翻译出版中还有许多薄弱之处有待改进，但可以说它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受到了广大国内读者和不少海外读者的普遍欢迎。据了解，《科学》还准备进行某些改进，除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和发行速度外，还将刊登中国科学家和科技界人士撰写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文章，准备尽一切可能降低售价，让价格更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总之，《科学》在我国各界读者的爱护下，一定会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