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问题情境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研究者将问题集中在“‘当代文学’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怎样提出的？它的出现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学分期方法？这个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的分期方法有怎样的‘意识形态’含义？”确实，“当代文学”不应该只是泛指当下的文学现状，它同时还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被生产出来的具有丰富意识形态内涵的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及演变本身即构成了当代文学史的特殊线索。在洪子诚看来，许多为一般人习焉不察的常用概念其实蕴含着相当重要的问题情境，可以说，他正是将这些概念及要素还原为复杂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演化过程的叙述来研究当代文学的生成，叙述左翼文学是如何在四十年代转型过程中逐渐进入权威中心，构建它的强大的政治与文学体制，最终在这种当代形态的体制化中丧失了批判力和创造力的。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自觉地投身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这种对当代文学“历史讲述”的有关概念变迁的清理，既是洪子诚长期以来所着力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他治史的一个基本方法。
　　这部《问题与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洪子诚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其中五十至七十年文学状况描述的一种展开。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强烈的个人治史的风格对当代文学五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全新的叙述，从四十年代的文学转折、五十年代以来文学机构化趋向当中考察文学事件、论争和文学样态的发展变迁，其表现出的迥异的当代文学史观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本体现教材特征的文学史著作，这本书显得要言不烦，因而叙述也就显得尚不够从容。而这本《问题与方法》恰好就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充分展开，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前半部分联系得较多，同时于细致的史实梳理中往往流露出作者的研究心迹，使这本书成为透析当代文学学人心灵世界的重要窗口。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文学史写作要做的不只是在新的审美眼光下对作家作品的抑此扬彼，不仅仅是冲破既定的文学史结论，而是要阐释这种结论的复杂脉络，或者正如巴赫金所说的要“考察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史之间连贯的交互关系”。洪子诚显然是赞同这种文学史的写法的，正因为此，他才“努力把问题，把作家作品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去观察，来看某一部作品，某一种体裁、某一类题材、某一个概念，有什么样的和历史关联的形态特征，还有这种特征的演化的情况，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深化的环境与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洪子诚自《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一九五六：百花齐放》、《中国当代文学史》一直到这本《问题与方法》，我们就不难发现，他所执著开展的文学史的“过渡期”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勇气，更多的恐怕是那份对于学术研究的耐心和深刻的史识。
　　葛兰西在《狱中杂记》中写道：“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治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而洪子诚正关注了对于“当代文学”叙述的意识形态准备过程，特别是那些不为人所看重的文学的制约结构的分析，从作协、作家身份、出版、评价等机构性组织方式入手考察了发生期的当代文学与国家体制构建之间的深层联结，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制度化从根本上“取消它内部的活跃的、变革的思想动力，包括活跃的形式因素”，“左翼的革命文学从二十年代末开始，从‘边缘’不断地走到‘中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质疑的‘中心’。那么它的‘革命性’和创新力量，正是在这种‘正典化’、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逐渐耗尽的”。
　　“时间性”问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问题，任何一本文学史的写作都不能对它搁置不议，因为正是这种“时间性”才使历史进入“历史叙述”，因此，“时间性”问题本身也构成当代文学史独特的“文化政治”内涵。洪子诚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将对“当代文学”的叙述，从一般的政治意义上的“建国”提前至四十年代后期，从文学场域的内部结构的整合过程来进行历史性的把握，从而分析文学的发展是如何从四十年代的“可能性”逐步走向“一体化”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转折时期，在他看来，当代文学并非理所当然地起源于“建国”这样一个具体的特定的历史和政治事件，但他却能着眼于以“建国”为起源的“当代文学”的讲述所获得的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权力，进而从新文学的开放和挤压并存的复杂格局中描述当代文学的源起及它的状态特征。这并非是研究者的某种学术策略或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历史分期划分尴尬局面的折中的处理，而是源于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一种对当代文学学科知识谱系清理的执著的追求。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五十——七十年代的文学发展，确实跟那个时代膨胀的理论话语和宏大的乐观状态形成巨大反差，如洪子诚所说的：“对五十——七十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像。”同样，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当代文学“时间性”的梳理，对当代文学史纵深的探究，最终使当代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浮现出来，使那些围绕着“当代文学史”的理解和阐释的难度凸现出来。
　　时间距离毕竟太近，有些历史事件和文学事件还没有经过沉淀，更多的亲历者的回忆被迫或自觉地处于隐匿状态，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同时也作为建国以来许多政治事件和文学事件的亲历者的洪子诚，他时时警惕“亲历者”身份可能带来的对于历史叙述的偏离与危害。“当代人研究亲身经历、见闻的一些事情，也有后来人不能取代的长处，提供后来者难以提供的叙述。他的亲身参与，他的见闻，他的感受，他个人和同时代人的情感、心理反应，不是后来的人通过想像、猜测所能把握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这些转化成为一种洞见的优势，而不是成为固执、偏执的屏障。”同样，正是在这样宽阔而又自我警觉的历史视野中，洪子诚注意到了“革命文学”打烙着无数印迹的历史宿命，他认为以激烈的否定来实现“体制化”和“规范化”的“革命文学”在“当代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批判性的丧失，进而，他还通过左翼文学家对于“现代派”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的转型等个案研究，揭示了当代文学的“革命”与“制度化”之间自相否定的内涵特征，并把处于这样的悖论中的“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看作“大概是一种悲剧性的命运”，就像《日瓦格医生》中所说的，那种“崇高的而又令人窒息的”历史的吊诡，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洪子诚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程、知识分子理想主义与现实命运的一种复杂而深切的关怀吧。
　　有意思的是，这本著作由洪子诚在北大授课的录音整理而成，作者在叙述中总是强调“讲得离题太远了”，然而，这些“离题”的记忆何尝不是文学史讲述的一个部分呢？我们看到，除了保留亲切的口语色彩和即兴发挥的话题之外，《问题与方法》中更有一种面向读者的研究主体的个人情愫的表达，保留了一些有意味的个人的历史记忆，对时下众多学术著作、文化潮流和现象的个人品评，以及与左翼文学、与现代派、卢卡契、法兰克福学派、苏俄文学、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等这些生动的枝蔓都构成了这部讲稿的特殊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