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部难挽狂澜于既倒的畅销书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见过不少，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等，维克多·克拉夫琴科的《我选择了自由》(I Chose Freedom)则是问世较早的一部。作者原系苏联驻美购料委员会副团长，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在华盛顿投奔“自由”，旋即开始用俄文撰写回忆录，一九四六年以英文出版了这部数十万字的著作。该书问世后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震动，风行一时，成为当年度美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一九○五年克拉夫琴科出生在乌克兰，父亲是联共党员，从小生长在反对帝制的氛围中。一九一七年起，他历经了混乱的局面，艰难的生活和严重的内战。一九二九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来成为一位冶金技术专家，曾被目为苏联工业界的明星。他说自己信仰的动摇源于三十年代的“集体化”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先在红军中当工程师，后被派赴美国从事军事物资的采购工作，经深思熟虑决定投奔西方。克氏在自跋中写道：“脱离了购料委员会后，便冒着生命危险，来写这部书。”“我们国内，连一点最小限度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都不曾有过，却要人家相信在我们的组织中，也有一种所谓的‘自由’，所谓‘民主’，似乎和‘旧式’的民主，有点不同。”
　　全书共二十八章，始于一九○五年俄国革命，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克拉夫琴科用细腻的笔法，叙述了自己早年热忱投身苏共，到逐渐产生怀疑和失望，直至最后决裂的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并重点揭示了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阴暗面、三十年代大饥荒的真相、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对德战争时的真相。克氏由此断言：“苏联人民正被独裁领袖和秘密警察严密控制着，难以把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告诉世界，所以我要揭破一切，警告人们，勿再自欺欺人。”
　　这部苏联叛逃者的回忆录，本来与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并无多大关联，但时值国共两党激烈内战，此书竟被国民党当政者急着用作遏制中共“蔓延”，尤其是对付汹涌学潮的一件精神武器。一九四七年春该书原版被运抵中国。几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控制和影响下的四家出版社——上海的民治、新生出版社和南京的天地、独立出版社，差不多同时推出了四种不同的全译本，如此不遗余力实属罕见！上海市参议会参议长、CC派重要成员潘公展甚至亲自为其中一种作序，他先是借克氏之口发表了一番反苏言论，继而又呼吁读者“要平心静气去读这本书，不存丝毫偏见”。一个叫蕴雯的译者来得比潘氏更直率，他说：“我们原无意译此书的。可是在这动乱的中国，多少青年为了不满现状在追求更可怕更危险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能转变我们的方向，慢慢的步上民主建国之路，奴役、充军、饥饿和永无止境的恐怖，也就在眼前了。而那时我们再向何处去流浪呢！‘殷鉴不远’，译者的苦心在此。”与此同时，CC系控制下的上海《申报》也多次发表了有关该书的评论和简介。一位评介者写道：“要明了苏联的实情不可不读此书，甚盼不满现实，而憧憬另一理想的青年同学们，都能赶快一读。”言外之意，是劝告不满现实的人切勿跟着中共走，中共上台必实行苏共式的极权统治，届时一定悔之晚矣。
　　当时的上海是学潮的中心之地，国民党的市长吴国桢在用棍棒、水龙和马队对付学生的同时，也决定尝试使用一下新工具——《我选择了自由》，他曾将六名刚被捕学生“请”到家里，极力开导说：“你们跟共产党走，也并无不可，但你们事先应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因此除了看左倾的书外，也应看右倾的书，只有这样才能公允，因此我建议你们可以看看克拉夫琴科的《我选择了自由》。”随后，六名学生被带去监禁，书也送到了监房。吴国桢后来回忆说：“我给看守的警察留话说，什么时候他们看完了，就马上告诉我。但是晚上看守人打电话来说，他们六个人对那本书连瞥都不瞥，似乎都想避开它，就像避开毒药一样。尽管克拉夫琴科不顾一切地选择了自由，然而当自由被‘强加’给那六个共产党新手时，他们像是决意要避开它。我认为他们或许是害怕在别人面前看这本书，于是就下令将他们单独监禁，除了这本书外，单人牢房内不得有其他读物。这果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然而，他们完成阅读的方式也是令人感兴趣的。按看守人的报告，这六个学生的方式都一样，起初没一个人愿意碰一碰那本书。但实在百无聊赖时，就经不起诱惑了。但他们不像通常的阅读，从第一页开始，而是不断用手指拨弄书页，随便看上一两段，只是在兴趣被完全激发后，才又回头来开始认真阅读。得知他们已经读完了，我便再次接见他们。这次不是大家一起，而是一个个见。在那六人中，我发现有两人的思想已大为动摇……”
　　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亦对此书甚为推崇，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就读过英文原版，在四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读克拉基克的《我选择了自由》，很受震动！此君原是苏俄驻美采办委员的金类专家，一九四四年他偷跑了，来到纽约避祸，向报界谈话，请求舆论的保护。此书是他的‘自传’，描述苏俄的内部残酷情形，甚有力量。”一九四八年末，胡适还援引此书，试图劝导另一位著名学者陈垣放弃幻想，与他一同逃离即将“陷共”的北平。然而，陈垣却并未同行，而是留了下来。
　　如果说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是当时的政治大势，是澎湃大潮，那么《我选择了自由》的中译本不过是其底下一股小小的回流而已，它没有也不可能起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不过，在那关键的年代，它对当时阅读过此书的中间知识分子们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如何影响他们的抉择，尚需做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