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姑苏访书记

　　最近应朋友之约到苏州去住了两天。苏州过去我是常去的，照我旧有的经验，苏州的可爱，第一是那里的旧书多，每次去都能看到一些别致的书，偶然也能得到几种。其次是那里的饮食好，可以吃到价廉物美的小吃。如元大昌酒店里各种下酒的零吃、包子和面。至于园林之美倒还在其次。茬苒若干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两种特色基本上已不存在了。
　　住在大井巷，出门走上大街不远就是怡园，现存唯一的一家旧书店就在对面。我每次来苏州总要去坐一坐。这里有些店员还是过去的老相识，承他们的好意，每次都被让到楼上去坐一下，我也总是要求他们拿出几种书来看看。这种享受，在全国说来也是不易获得的了。记得去年，我还在这里得到过一本乾隆原刻的《冬心先生画竹题记》，总共不过十来叶，可是用的是旧纸，大字仿宋写刻，墨光如漆，前面还有一张高翔画的金农的小像，用的是雍正中刻《冬心先生诗集》前小像的旧板，不过后面的题赞却换了方辅题、杨谦写的篆书。关于冬心自刻书的纸墨之精，徐康在《前尘梦影录》里曾经讲起过。他说，这种自刻书用的是宋纸，印刷用墨取的是捣碎了的晚明清初佳墨碎块。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可以算得是非常突出的精制品，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经过百十年安定休息，经济上升，文化繁荣的面貌。《画竹题记》的用纸，是一种深黄色极厚实的竹纸，帘纹很细，还夹杂着一些未能融解的植物纤维，是一种较粗的古纸。我不敢断定这是否宋纸，但和宋代印刷佛经的用纸是相近的。去年在北京图书馆看到《冬心先生续集自序》，用的也是同样的旧纸，可见徐康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金冬心以画著名。不过他的文字写得也是很好的。写在画帧上面的小诗、自度曲、题记，刻在砚石后面的铭文……都有一种突出的特色。中间往往吐露了诗人画家的思想、感情。我常常感到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特殊规格的杂文。金农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文士，他也只能发发那种特定的牢骚。不过时时反映了社会现实给他带来的刺激也是事实。在《画竹题记》中随便摘取一条：
　　“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窥也。既不出矣，招剡溪之人来，画老竹数竿，在大石罅。石作飞白者一，作黳黑者一。下有败棘，有恶草。不意幽林緜谷中伏处此辈也。画毕掷笔太息，自解不得。吾当搔首问青天耳。”
　　这些话说得也够露骨的了。因为是题在竹石的画幅上面，看画的人也大抵随口称赞一句“高雅，高雅”，没有引起注意，遭到迫害，实在要算他运气。
　　冬心的作品曾有过多种翻刻，算不得孤本秘籍。不过能偶然得到作者自己刻印的原刻本，还是使人高兴的。除了雕版印刷史、美术工艺史上的价值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譬如《北平笺谱》，有鲁迅、西谛签名的初版本和只有编号的再版本带给读者的感受就大不同。这是往往要被人们说成是“玩物丧志”或“古董家数”的。当然，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安定，经济繁荣，才能有随之而来的绚烂文化。在这里，我是赞成“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的。
　　这次他们也取出了几种书，不过非常失望，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有两本旧拓的“兰亭”，有程瑶田的题跋，是旧山楼的旧藏。闲谈中间，知道他们现在是以经营新版古籍为主的了。下面的门市部里确也陈列了大量的新书，这中间，不必说是有着不少各种版本的《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好逑传》、《捉鬼传》、《儿女英雄传》……的。这后一种，有一家书店的版本还题作《侠女奇缘》。这几种书，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里都大量地供应着；如果不是专营“古籍”的地方，就还有各种翻译、创作的“奇案”、“女尸”、“推理小说”、惊险样式之类的作品！老实说，这种“繁荣”的景象，看了是只能使人感到单调与寂寞的，就象在沙漠上看到一丛丛仙人球、仙人掌之类的多肉类植物一样。
　　至于线装书的货源，那确是少得多了。这自然是他们改营新书为主的基本原因。不过情况也不是绝对的，三吴一带到底还是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乡，遗存虽已不多，但并非绝无仅有。苏州市图书馆仅有的两部宋刻书就是近年来他们收集的。附近地区请他们去收购藏书的人家也还不少，不过因为经营方向、人手……以及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已经使他们长久以来放弃了这方面的业务了。
　　闲谈中听到了很多故事，都是不易忘记的。他们有一次在乡下发现了一屋线装旧书，已经邻于霉坏了，里面很有些善本。向县机关提出来，进行了整理。但不许由新华书店收购，当作宝贝又堆在另一间房子里。后来再去看时，许多书都残失不全了。一部孙星衍手校的明刻白皮纸《白虎通》，只剩下了两本。另外两本说是院子里的谁煮饭没有引火的东西，抽去当了柴。
　　多年来遇到过不少经营旧书业的人，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见识广博，记忆力很强，装了满肚子的关于旧书流转的故事和知识。我总是劝他们抽空回忆记一点下来。不过效果很小。他们不是推说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根本当作笑话来听。有许多人，如上海、北京的郭石麟、杨寿棋、孙实君、孙助廉……，他们如果肯作这个工作，是可以拿出不下于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这样的著作来的。至少写出象李南涧的《瑠璃厂书肆记》、徐康的《前尘梦影录》那样的作品是毫不困难的。可是一本也没有，这些人都已先后死去了。闲谈中我出了一个题目，苏州一隅几十年中某些藏书家，其中有些是小藏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现在记录一下还不是很困难的。这一类地方性的文献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全国每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都应该来作这个工作。
　　抢救、收集古旧书籍文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由于历史原因，过去这工作是通过旧书行业的渠道进行的。目前，就很自然地划归新华书店系统经管。他们虽然同样要与书打交道，但业务的内容、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至少用新华书店现行的经营方针进行一刀切的管理是不妥当的。正如世医、儒医、兽医……虽然都有一个医字，却万不可误会他们干的是同一行当。望文生义在这里只能引起误会，造成损失。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些从事古旧文献搜集、整理、流通的专业工作者，是完全必要的，绝不能说是浪费。照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杭州……，现在还在岗位上有一定鉴定水平的古旧书工作者，一起怕也不满几十个人。这真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局面。接班人的情况好象也不乐观。不要好久，人们把家藏的宋板书送到店里，也无人能加以辨识、处理的情况必将出现。更不必说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古典文献了。当然，宋板书送到书店里的事现在是很少了。但也不能说今后就完全没有可能。宋刻宋印的苏诗，就是由藏书者的后人送到苏州书店里的。当然，这是极罕见的情况。书店因此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与经营《三侠五义》所得完全不能相比。不过文化事业毕竟不是一般的营利事业，这里不好用一把唯一的尺子来加以衡量。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中发表了一封读者呼吁“从废纸堆中抢救古书画”的来信，就报告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现象。一个县的文化馆里有四千多册古书画(这句话有语病，照例画是不能论册的)，管理的人员说，“这些书画是从县公安局收集来的。前段时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古书画当废物烧掉，不知毁了多少。他们不是故意毁书画，而是不知古书画的重要。”当地另一位在法院的同志说，“这些残缺不全的东西有啥用？！我们机关里还有一堆。你若是要，到我们单位去拿。”
　　这事发生在湖北竹溪县。可以证明我从苏州听来的故事并不是仅见的，倒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公安局和法院严格说来不能算文化机关，在那里工作的同志缺少必要的文化修养也是不宜过分责难的。不过我们必须设法从速改变这种状况，则是无疑的。
　　一九八一·七·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