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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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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七十二年后的重印
作者
舒芜
期数
2006年06期
先父方孝岳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七十二年之间三次问世:第一次,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世界书局初版;第二次,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三联书店重印;现在二○○六年第三次,三联本又要出新版。第一次与第二次相距五十二年,第二次与第三次相距二十年,这七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此书是在学术名著之列。
先父一九七三年逝世,还是风雨如晦之时,这部著作他自己早已没有存本,他断没有想到身后三十多年间,此书还会一再问世。他著此书时三十六岁,我将此书交付三联书店重印时六十三岁,也没有想到能够活到八十四岁,及见三联本又出新版。
我十二岁初读此书,刚进初中。此书就成为我的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入门书,并且终身受益。读了此书,我才有了一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大概轮廓,把原有一些零散知识框起来,后来增益的大体仍然在这个框架之内。故友诗人陈迩冬先生曾说,他年轻时泛览所及,最受益的是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和这部《中国文学批评》,他有诗云:“文学批评史,先生早启予。服膺卅载久,胜读十年书。”(《追诔方孝岳先生并题其<集>遗稿》二律第二首)可见此书对于他也起了入门引导和终身受益的作用。
我青少年时期,先后读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都得之于偶然,都成了我的入门书,并且终身受益。它们都不过十来万字乃至几万字的小书,连同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可以证明并不一定要大部头的著作才能够入学术名著之列,而学术名著可以同时是入门书。这似乎颇值得今天的学人深思。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容要点,我在三联本的《重印缘起》里面已经介绍过。这里可以补充一说的是,全书力求客观推阐各派各家批评理论的意蕴,但作者自己自有一定审美趋向,最突出的表现是第二十六节《晏殊对于富贵风趣的批评》。晏殊不是文学批评家,其关于富贵风趣之论,并不见于他自己的文字,只见于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和欧阳修的《归田录》各一条笔记的转述,加起来不过二百多字,别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面不会提到,《中国文学批评》乃为之设立专节,写了一千五百字来讨论。为什么这样重视呢?就因为晏殊看不起那些写富贵只会堆金砌玉的恶俗诗句,如李庆孙《富贵曲》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之类,认为“此乃乞儿像,未尝谙富贵者”。晏殊自己有“楼台侧畔扬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诗句,他很自诩善言富贵气象,自赞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中国文学批评》更加赞美道:“晏殊自己那几句诗,能超然物外,自然有一种清华高贵的样子,绝不是穷苦怨叹的胸怀所能发出,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富贵之音。”值得注意的是,晏殊谈的是怎样写富贵诗的问题,不是写富贵还是写穷苦的问题。他主张以清华高贵的胸怀来写富贵,不要以“乞儿像”来写富贵。他鄙弃的“乞儿像”,专指以艳羡或炫耀的胸怀对待富贵之像,不包括以“穷苦怨叹的胸怀”对待富贵之像。如果以“穷苦怨叹的胸怀”对待富贵,也许是仇视,是嫉妒,是故作清高,贫贱骄人,这些都可能为晏殊所不喜,但并不包括在他所鄙弃的“乞儿像”富贵诗之内。他说“穷儿家”没有他的诗句中写出的富贵“景致”,一是现在还穷之家,二是暴发户而未脱穷儿心态之家,所着重的“景致”就是“气象”。现在还穷之家自然无此“景致”,暴发户领略不到“景致”的“气象”,有等于无。至于真正穷苦者可不可以写“穷苦怨叹”之诗,该怎样写,他没有明显说到;真正穷苦者对待富贵,如果视若无睹,安贫乐道,是否值得赞美,他更没有说到。《中国文学批评》乃加以推阐,把晏殊之论的对立面推广到一切“穷苦怨叹胸怀”的诗,指责郊寒岛瘦之诗“刻画穷况,未免太过”,这就突出表明了作者自己的审美趋向了。此外,如论司空图,强调他“以盛唐为宗,不数中晚唐”:论西家,强调其“寓意深妙,清峭感伧”;论江西派,强调其“流转如弹丸”的“活法”:都别具眼目,不同一般,贯穿其中的都是他自己宗尚“和平富贵”“清华高贵”的审美趋向。
一九六二年,我曾做了夏夜纳凉一律云:
止水禅心上下潮,碧天凉梦共迢遥。
藤床竹枕蚊初聚,剩果残瓜鼠正嚣。
短夜歌吟尊衮冕,中年哀乐在箪瓢。
千家鼾息成人籁,自隔星河辩斗杓。
寄给父亲请教。他回信指出我这首诗做到了“回肠荡气”,但还是中晚唐境界,希望我能够“回中晚而为初盛”。我立刻想起他论晏殊的富贵风趣,可见他的审美趋向仍然保持如故。
父亲平生作诗从不存稿,我细想我所知道的,有没有能体现他自己这个审美趋向的呢?却不容易找到。就拿他晚年最见功力的两首来看:
五十自寿 一九四六年
为惜流光重此辰,高秋黄菊一时新。
无边风雨成孤啸,何处江山结比邻。
老去心情云赴壑,鬓边消息火传薪。
唯余片石罗浮在,清供窗前作主宾。
已经是无边风雨中的孤啸,不怎么清华高贵。
六十自寿 一九五六年
西风又作撼窗鸣,尚着残蝉向晚晴。
时节不随人意尽,黄花空笑白头盈。
自写态,邂逅谁为昔昔行。
剩有宵来邻笛感,放怀同办酒杯倾。
撼窗西风之中,一只残蝉断续嘶鸣,更是凄厉之声。末了竟要在“山阳邻笛”声中倾杯放怀,简直是黑色幽默,哪里有一点自寿的欢乐?到了应该七十自寿的一九六六年农历九月,文化大革命“横扫”之下,一只残蝉的嘶鸣也不可能了。
看来,谈文学批评而自己坚持一个审美趋向,是一回事;自己写作实践能不能体现自己的审美趋向,又是一回事。前者决定于主体,后者决定于时代。哪个力量更大?难言之矣。此书第三次问世,作者自己的审美趋向,会不会与今天举国主流正在高唱的某种声音有巧合之处呢?善读者当自有别择,而且不忘时代的制约终究是难于逾越的。
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舒芜记
七十二年后的重印
那一代法学人
《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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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边缘正义·马克思主义的公共霸权理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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