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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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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木心之旅
栏目短长书
作者孙郁
期数2007年07期
  汉语的应用功能在今天与审美功能分离得越发厉害了。五十余年间,我们的文字书写与古风里的气象越来越远。文学的情况好像更糟,文字的内涵渐显稀薄,可反复阅读的文本不是很多。有几个人是抗拒流行语的写作的。钱钟书用文言著述,张中行以五四体为文,意在涵泳趣味,都不步时文后尘。其实细想都是看到其中之弊的。四年前遇到陈丹青兄,竭力推荐木心,说文章如何之好。原因也是抗拒流行体,有大的气象。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直到近日才得读几册木心作品集,校正了我的一些观念,自叹天底下还有这样的文字在,似乎是民国遗风的流动,带着大的悲欣直入人心。只有在读这类人的作品时,才感到我们的文字潜能,远未被调动起来,语言的新的革命,迟早要降临到读书界里,只是吾辈能否感到还是个疑问罢了。
  木心的到来是迟缓的。他与当下的疏离,使许多人在他那里不能找到现实性的快感。让人在其文本久久驻足的是高渺的智性。他把人间的烟火气过滤掉了,剩下的是冷冷的静观。我们的读者在这些年已不太习惯于这类的静观,似乎太贵族气了。那完全是个体的精神放逐,有一点废名式的玄奥,鲁迅式的雄辩和梁遇春式的忧郁。看他的小说和随笔,以及诗歌,印象是久在幽谷里的鸟,忽地飞向高空,带着土地的记忆,却又远离着世人,以苍冷的声音叫出天地间的明暗。关于他的身世我知之甚少,只了解其四十年代入上海美专学画,后来屡受磨难,八十年代初赴美定居,以绘画闻世。他的天性喜欢文字,诗、小说、俳句、散文都写得不错。据说他早期的文字多已散佚,现在能读到的多是五十岁以后的作品,且均是远离故国的精神走笔。我猜测他是个从唯美之路走向哲思之路的穿行者。曾经有过的浪漫经由炼狱而变得浑厚,既非幻灭也非虚无,倒是有自嘲后的大觉态,智者的诙谐和坦然相间于一体,古希腊哲理与六朝之文,文艺复兴的烛光与五四遗响,日本的俳句和法国的诗画,我们都能从中感到的。
  不知道他的绘画在美术界如何评价,据说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对其是青睐的,收藏了他的一些绘画。接近文学里的木心,觉得他是个世界人,各国的艺术意象叠加在一起,故土之恋似乎不及其世界之恋。他是有着大背景的人,身后是诸多文明的信息交汇着。诗集《我的纷纷情欲》写欧美的观感,毫无国界和种族的差异,欧罗巴的一切也是自己精神里的一切,亚里士多德和尼采,老子和罗素,都在一个庭院里,和木心是对谈的客人。《遗狂篇》写古希腊和古中亚及六朝的景象,隐含着疏狂之气,古人所云心结八荒,目及千里,在其文字里多少有一些。我看他的诗文,和当下的任何一种文体均不一样,那是独创的语码,诗经的古朴和白话文的灿烂都有,从笔下滚滚流过。木心不屑于小花小草的吟哦,时空在他那里是阔大的,自己也阔大得如庄子笔下的鲲鹏,五光十色而又不失本态,诗文里多是力之美和情之美。艾青也是从绘画走向文学的,他的文字高贵气与古典之美杂糅着,色彩与线条渗透到汉字里。较之于艾青,木心多的是哲学,他把油画和古汉语、现代口语及西方哲学的顿悟交织一体,那是老老实实地画地为牢的作家所望尘莫及的。中国的作家一写作就定位成作家状,不太顾及别一世界的思想。艾青、李金发等都太像文学,文学得很美。木心没有职业意识,太不像文学却反而走进了文学。所以他的杂,与知堂很近,又不满于书卷气,从文化的流浪里洗去士大夫的痕迹,在“五四”的余脉里走向了西方个性主义的传统。废名之后,语言带有幽玄之味者,木心是一个。
  关于木心的评论,看法不一。用现行的尺度量他,大概终有一些距离,似乎会漏掉些什么。我读他的作品感到了一种评价的困惑。那一切只有在民国的时代才会发生。我觉得他的意识止于一九四九年,后面的历史对他只有生命的意义,而无审美的意义和思想的意义。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他的底蕴是非道学化及非教化气的。近人写作好讲真理,曲直分明。甲说乙不好,乙谈甲很糟,其实都是双胞胎式的吵架,模子是一样的。于是大多患了布道症,动辄宣泄种种理念。人们被困在圈套里,说一些本质性的语汇。木心是这个时代的混血儿,他的语态的样子是多声部的交响,反本质论而更让人觉得是望到本质,而且以碎片性的哲思颠覆着世人的阅读习惯。艺术的表达式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上一些好的文人都和自己的时代语言不通。木心学会自我流放,跑到异地涂抹纸张,图的就是与人不同的快感。
  《温莎墓园日记》里的大多小说通篇是民国体,文风流动着鲁迅和张爱玲式的气息——或者说它们是从民国文人的语态里流出的。汪曾祺说小说是一种回忆,也许是对的。木心就是在回忆里展开对生命的再体味。如何看自己那代人的历史,大概能嗅出其精神的色调。他对三四十年代人生的凝视说不上是批判和赞扬,不过对人的迷失的勾勒很有韵味,情境婉转多致,弥散着说不出的余韵。小说不太讲究结构,和一些散文颇为相近。《寿衣》在什么地方有鲁迅《祝福》的影子,却又跌宕了许多,有小夜曲般的哀怨了。《此岸的克里斯朵夫》为自己那代人画像,让我想起鲁迅《孤独者》肃杀的景象,人间之苦楚,弥漫四周,能窥见作者柔软的一面。《芳芳No.4》里的女主人,有真俗之变,在沉郁婉转的气脉后是作者对俗谛的冷的目光。这些小说均是回忆体,却无沈从文的肃穆和汪曾祺的冲淡,隐隐地射出严酷。木心的文字不呼天抢地,也不故作悠闲。他对历史和己身的荣辱有另一种尺度,靠情韵的展开来诉诸读者感官,绝非故事和理念的排列。他关注生命状态,“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类似的低语里,一切先验的文字图案纷纷凋落。
  在他的文字里,有两类与众不同:其一是历史的回顾,布尔乔亚式的感伤消失了。是悲悯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竹秀》、《上海赋》各得玄机,前者清秀得像画,是油画与水墨间的韵律,我过去很少读到这类作品,自恋的地方殊少。后者在竭尽全力的铺陈里,反讽了旧上海人间。古人作赋,皆赞美之语,以显威风。木心在华美的雕饰之后,忽然消解了一个久远的神话,将国民混沌的历史撕碎了;其二是那些小杂感类的独语、俳句,几乎篇篇藏针,有一点鲁迅杂感的深切,蒙田随笔的隽永,以及尼采的出其不意。《琼美卡随想录》笼古今于瞬间,以刹那间的灵动闪出智者的思想。木心讨厌一切体系,不做大而无当的宏论。他的杂感都是哲思与诗话式的,仿佛是庄子的奇句,禅师的一念,但绝不道学气和象牙塔气。他眼里的流行语和俗念,在许多方面把人世间的面目颠倒了。自己要做的是,把逻辑的幻象从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这两个方面,是对先验认知形式的一次换血。在反逻辑的诘难、归谬、置换里,汉语的基石被重新调试了。之所以石破天惊地独语着,是他能用超地域的、历史的眼光打量中国的经验,不信时下的解说,远离腐儒的陈词,他以为古希腊哲人还在守着本真,后来的哲学家大多成了名利场中人,寻求什么专利去了。所以,木心在自己的著作里,对世间的人与事进行了重新的书写。不是顺着什么说什么,而是逆着什么说什么。他的书写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那就是对世俗经验的改写。一般人的认知方式受到嘲笑。在作品里张扬的是心智的快感,类似于笛卡儿“人是植根于肉体机器中的心智”的思想,将流行多年的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做了一次大胆的颠覆。当人们从民族国家的概念出发去呈现自己的意识时,他坚持的却是“个人”。木心的“个人”不是自我的惆怅及感伤主义,在深处是被智性化了的审美独立体。那是对尼采式的超人的渴望还是对鲁迅笔下过客的认同,尚不好说,我猜想他狂草之后必有一点得意:在这个世界里,有什么比“个人”的审美狂欢更有意味?
  木心与钱钟书一样,喜谈艺术,其随感里的谈艺部分和《谈艺录》异曲同工。这位老人的随感写于域外,在美国琼美卡那间房子里,毫无内心之累,放言无忌,游走于精神的海岸。看那些关于文学的顿悟,其实也是留下了美术创作的经验,是少见的语录笔记。这些笔记的特点是裸露思想,不是遮掩意识,是对见识极限的冲撞而非信念的自律。艺术美学的底部也是人生哲学。但作者不愿从俗谛里考察历史原委,以显学者的高贵。在人们尽情礼赞的狂欢里,他是冷眼笑谈的看客,自有精神的独行路。在人们自以为得到真理的年月,他却破帽遮颜,沦于暗地而不失光泽。似乎是看不起史学家的笔墨,历史多是盲点的堆砌,唯有艺术之光可照耀着人们。他不安于史学家和学人的苟且,艺术必须飞腾,他甩掉了学人的面具,生命便是诗、色彩、音律以及哲思。只有照亮黑暗的精神才是真精神。而世人在精神洞穴里,苟且得太久了。
  废名当年谈论知堂时,说其目光从古希腊来,穿过蔼理斯等人的典籍,看到了今人的可笑。因为溯源到文明的源头,于是没有装饰的外套,思路自然是开阔的。废名自己努力向着这条路来走,语言通透明澈,少有世俗的污染,玄学的东西和温涩的文体让人叹之又叹。俞平伯试图靠拢于此,可惜明清士大夫气出来,未能跳出读书人的窠臼。浏览知堂周围的人,都试图在文体上叛离八股调。知堂有日本小品与希腊断章的余绪,使文章解放了大半。废名只是在禅和诗里打转,几乎没能得到域外艺术的折光。苦雨斋的气象还嫌简单,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延续。因为有多种文明背景的人越来越少,那些香火就断掉了。木心在一些地方有京派的特点,虽然他自己本没有在旧京久待的经历。他比苦雨斋里人多的是美术和西方哲学的训练,又熟读小说经典,不是被明清士大夫牵着走的人。“五四”之后,文人的大困扰是自己成了信仰的奴隶,自觉地确切化自己,精神鲜能处于不断生长的状态。我们看上下左右,唯有鲁迅逃脱了此境,余者多是牢笼中人了。鲁迅的可贵是能在熟悉的陌生化里,使思想处于流动的冲撞之中,与其相碰永远都能生长出新的思绪。木心在精神的层面是鲁迅的知音。他不像我们这些人在鲁迅的面前停下脚步,而是有了自我生长的内力。有点像鲁迅的峻急,出语鲜活,多见刻薄,内心有大爱存在。无所依傍、又无不依傍。他议论荷马、但丁、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叔本华、尼采、蒙田,进入很深,又跳出很远。鲁迅向来蔑视知识人的奴性,将一切死的学识变成生命意志有意味的闪光,才有大的欢喜。当年骂鲁迅者,大多是安于一种信念的绅士。邵洵美、徐志摩、林语堂等是坐着马车走在林荫大道的雅士。鲁迅则是骑着野驴的旷野奔跑者。中国的模仿鲁迅者大多跑到林荫道上,却少有人学会了自己走野路。木心是个在野路上飞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读到他的书时让人兴奋的原因。他对“五四”传统的理解,已内化到生命的冲动里。而且重要的是,“五四”文人未能生长的可能性,在这位老人那里变为了奇异的风景。
  我读五十余年的国人文章,印象是文气越来越衰。上难接先秦气象,旁不及域外流韵,下难启新生之路。虽中间不乏苦苦探路者,但在语体的拓展和境界的洒脱上,木心还是比较独特的。他的有趣不在小说、随笔的精致,拿小说来讲,比他智性高的可举出许多。他的诸多作品还难与鲁迅、张爱玲比肩。木心对我们的好玩处是,把表达的空间拓展了。远古的《诗经》、楚辞,西方世界的荷马、乔伊斯、加缪可以嫁接在一棵树上。那是一个高级的游戏,是从亚细亚升腾的光,照着我们贫瘠的路。“五四”之后,没有人从那里重新启程,都是在已有的链条上滑下去。木心在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之间,人在大陆,思想却停留在过去,现实自然没有他的空间。这个民国的遗民,在暗暗与东西方古老的灵魂对谈,血脉从未交叉在同代人的躯体里。这个遗老式的人物保留了“五四”时期脆弱的温床,极其细心地呵护着那个残破的存在。他自信拥有的是属于自己也属于众人的遗产。独享之乐离于众人之乐,乃是智者之乐。我由此也明白他好感于康德的独思、淡泊,大约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理使然。木心不属于今天,却可能被叙述于未来。我深信于此点。
  二○○六年七月十六日
  《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月刊,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向以引领思潮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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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多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