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生命的多元意向

　　J.M.库切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创造力的文体家。早在一九七四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就采用了两个不同文本并列而述的叙事方式：一边是越战时期为美国政府编制心理战计划的智库学者，一边是十八世纪深入非洲腹地探险的布尔人。陆建德先生在为该书中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二○○七年版)撰写的“序言”中详尽分析了二者“暗中相通、前后呼应”的妙谛，看似毫不搭界的两个故事在某种意识形态上串起了一部文明人的野蛮史。这种跳开叙事逻辑的主题建构有一个非常大胆的预设，那就是赖以阅读接受过程的思维联系。库切也许不在乎有多少读者能够走进他的作品，他关心的是自己采用的叙述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调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交互与渗透。现在，他的新作《凶年纪事》(〔南非〕J.C.库切著，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版)里又出现了一种更为奇特的文本拼镶，小说的一多半篇幅竟由五十多篇杂文(政论、随笔，或是吉光片羽的箴言札记)占据，而人物与情节被挤到了一边——可称之狭义的小说文本则是两篇从不同视角讲述的同一个故事，分别出自老作家JC和女打字员安雅的叙述。当然，严格说来那些置于书页上栏的杂文是整个叙述的插入性文本，也即博尔赫斯所称“书中之书”，那是JC撰写的书稿。可是换个角度看，JC和安雅的故事也不妨视为那些书稿的附注。不管怎么说，库切是先将整个作品“一分为二”(论述/叙事)，而叙事部分又从两下说起，并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是各说各话，利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去扩展、衍生，拉开叙述空间。
　　《凶年纪事》是二○○七年秋季出版的新作，大西洋两岸评论界和众多媒体几乎在第一时间给予了高度关注。库切本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可是本世纪以来的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就数他动静最大。当然，人们对他这部新作褒贬不一，甚至出现完全对立的评价。褒扬者称其继承一贯的创新思维与娴熟笔法，体现了“文学作品所能体现当下生活的最高境界”；至于书中从上到下分列三栏的“脚手架式”的构造更让他们啧啧称奇。而贬抑者则认为作者故弄玄虚，比如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批评文章认为，这种写法不啻是挑战人们的阅读习惯——“就像‘老虎’伍兹六十五杆就可以解决的一局，却用了一百六十五杆，其间充满了令人费解的拐弯抹角。”
　　书中确有许多“令人费解的拐弯抹角”。譬如，作家JC是否就是库切本人，如果JC真就是作家本人，那么这是一部自述性作品，也就成了“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JC是库切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书中这位自非洲移居澳大利亚的老作家跟库切本人几乎有着相同的境况，从许多细节上看也如出一辙，例如他用英语写作而英语又不是他的母语(库切出生于南非荷兰人家庭)，他不吃鹌鹑(库切是素食主义者)等等；但是，有一个重要细节却大有出入，书中明确写到JC的年龄是七十二岁，而生于一九四○年的库切显然不够这岁数。或许库切是故意搞出这个明显不合榫的身份标志，让读者别把他当做书里的JC。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故施“疑似”手法，把书里的人物往自己身上扯呢，显然他又不愿意人家忘记他与JC身份重合的关系。JC可以说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此人无疑又是库切的替身。找这样一个替身出场自是文学虚构的需要，大抵可让作家省去许多麻烦(省得让读者把许多细节描述视为作家本人的隐私)。可是，有必要这样兜一个圈子吗？这部作品既然有着匡时济世的大目标，何不干脆直接出版一本言论性著作，而要如此大费周章做成嵌套在小说里的书中书呢？不能否认，这两套文本(论述/叙事)之间有着十分有趣的互涉关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JC作为替身也就成了那部名为《危言》的书稿的作者，如果看看《危言》中那些矫枉过正甚至有些怒不可遏的政论文字，我们不难理解库切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镜中的替身。
　　在库切看来，伊拉克战争以后整个世界是恶人当道，西方社会主流话语里边全是利益至上的冷血的理性主义，而布什政府编织的反恐神话更是助长了世俗浅薄的道德感。所以，库切要对当下生活发言，要挑战那些被认为是普世的价值准则。JC雇用安雅时提到，那家德国出版社向他约稿时就明说了，书中“谈论的问题争议越大越好”。JC呢，巴不得有这种机会：“这是一个向公众抒发愤懑的机会，一种实施报复的魔法——报复这个与我的梦想背道而驰的世界。”这念头包藏着一种极端的思路。这是JC的想法还是库切的想法呢？
　　这有点捅马蜂窝的意思，让JC出马比较稳妥。
　　JC的书稿也是“一分为二”。前边《危言》这部分是出版社的约稿，这部分中多半是一些大的话题，如国家、人权、政党、恐怖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打头的《论国家起源》可以说是全书的核心篇章，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似乎在黑泽明电影《七武士》里找到了形象的阐释——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无非是人们为了规避战争与内乱而达成的契约，在这里武装掠夺和保境安民可视为同一事实的两种话语方式。当然这番神话原型式的解读并非本文的重点，JC要说的是国家自诞生以来就是一种依托武力的权力实体，先民因禳祸消灾而臣服于国家的故事代代相沿，终于铸成对生存与死亡进行严格管理的公民法典。想到我们生而就属于国家，生来就是臣民，这事情容不得半点选择的权利，一股忿忿不平的怨恨暗自而生。这个充满无奈的命题揭橥了个人自由失落的根源，可以说是对国家强权和国家意识形态最深刻的究诘。不幸的是“国家绝不会具有多元意向”，JC进而论证后王权时代所谓的民主也只是一种既定的政治轨迹，非A即B的选项而已。JC在若干篇章里都表明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生而负轭”的命运怀着一腔愤懑，对于甘于奴役的人们就像鲁迅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他并非像鲁迅那样对于被奴役者的反抗寄予希望与憧憬，民主也好，革命也好，在他眼里都难以抹去专制的底色，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面对这样一种现代政治格局，JC提醒我们也许只能更多地考虑个体站位，在《论无政府主义》一篇中他向读者指出，在“甘于奴役”与“揭竿而起”之间尚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就是“归隐内心，自我放逐”。JC(或是库切)自己并没有逃避现实，可是他(他或他的人)清醒地看到个人的自由仅仅在于尚有疏离社会的选择。
　　关于“恐怖主义”以及与“反恐战争”有关的话题是《危言》切入现实的路径，如《论恐怖主义》、《关塔那摩湾》、《论基地组织》等篇，在抨击美英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的同时，对以反恐为由限制公民权利、封杀新闻自由的国家行为提出强烈谴责。不过，这些并不只是一种时政评论，因为它往往上升到某种根本性的思考，在JC看来，所谓不对称的战争游戏规则实质上表明这是一场国家针对个人的战争。
　　在《论制导系统》一篇中，JC对于人体炸弹的同情性言论更是惊世骇俗。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自杀性袭击早已被世俗舆论定义为恐怖活动，但是JC却宁愿将其视为弱势一方因制导技术窳陋而采用的战术手段，从而归结为某种绝望的反抗(这让人想到鲁迅的命题)。对于自杀性引爆行为以往确实存在道德评价的困惑，文章提醒我们：通常在战争中，尽管军官们出于良知一般不会强令士兵带着爆炸物冲入敌阵去做自杀性引爆，但士兵们若有这种自发性行动却总是被誉为英雄壮举(中国读者会想到董存瑞)。JC抓住这里的伦理悖谬将如今已是为人不耻的自杀性炸弹袭击变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甚而不惮忌讳地表示对那些牺牲者的同情与尊敬——面对美国与以色列的制导技术优势，“那些人除了绝望而孤注一掷地放弃自己的生命，还能有什么方法来拯救自己的尊严呢？”这里，故意混淆了战场与战场之外、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的区别。真的有什么区别吗？换个角度想想，沦于他人之手的伊拉克和加沙地带本来就是杀戮之地。
　　所谓“政治正确”是这里存心要触犯的一大禁忌。“九一一”后的几年间，美国在领导“反恐战争”的同时，成功地控制了国际舆论乃至街谈巷议的话语导向，其国家意志几乎成了普世的价值标准——可怕的不仅是“国家”，更有全社会的“道德监察”，所有这些正是库切和他的JC要反击的目标。在《危言》的大部分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西塞罗式的有板有眼的雄辩之风，可是也间或闪过某种激愤的煽惑性言论。如《国家的耻辱》说到西方反战人士在民主体制框架内的抗议活动，认为那并不能解决问题，故而“很难相信某些美国人心里竟未产生除凶之念……也许已经有了施陶芬贝格计划了”。这番言论像是在煽动行刺小布什，显出一种捶胸顿足的发泄意味。还有《论诅咒》，干脆搬出古希腊神庙的诅咒牌对小布什大发詈辞。
　　故作偏颇是一种言语策略。可是这种尖刻让安雅受不了，当JC说起“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什么的，她可不觉得真是这样。她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不想什么事儿都让政治给扭曲了。有时笔者也在想，让人们趋附主流社会的向心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然而，库切和他的JC在拷问这个“出了问题的世界”时，越来越多引向终极思考的问题竟以令人倍感困惑方式开启了思想的闸门。那些旁逸欹出的思路缠上了宇宙的诸多奥秘，让人想到了理性主义的悖谬，想到人类后知后觉的隐喻关系，想到那个永远也无法获得的(N+1)th……《论禽流感》、《芝诺悖论》、《论概率》那几篇正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质疑，试图从认识论的基点上颠覆普世的理性法则。如《芝诺悖论》就说到，既然博尔赫斯笔下的富内斯能够别出心裁地自创语言和计算方法，那么谁能说万物之间只存在一种法则呢？“博尔赫斯神秘的康德式寓言特别强调地向我们揭示，我们所掌握的所谓普世的法则也许在世间根本就不存在，而只存在于我们思想的范式之中。”而这“思想的范式”，说到底也许只是我们“在自己的洞穴壁上涂鸦”而已。
　　安雅一直希望JC写点有人性意趣的小故事，写写板球，写写公园里的鸟儿什么的。JC果真写了一些没有收入《危言》的随札漫语，这部分文稿就叫《随札》。跟《危言》里那些关注人类和世界大事的篇什不同，现在写的是私人范围的事儿，或是身边的生活。扔开安雅所说的那些“政治的宏辞阔论”，情感的东西就浮现了，文章变得更优雅更好看了。譬如，他写自己的梦，一个身外之我看着我在死去……这让他想到欧律狄克的故事，满纸皆是晚境的孤独凄凉。他写一位洛桑女人发来的电子邮件，就像自己小说里写的那些不安的灵魂，这“粉丝”也带着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找上门了。他写到自己的父亲，记忆全在一个小小的纸板箱里，那是他父亲“二战”时随南非军队驻扎埃及和意大利期间留下的一些纪念品。现在他成了这个引人哀怜的小纸箱的监护人，心里在想，“我走了以后谁会来保存这些东西呢？以后它们怎么办呢？这些念头一直在我心里扰动着”。简单的言辞里边有着感人的力量，
　　是那些东西在记忆中渐行渐远，还是某种失落突如其来？
　　JC也在反思自己的写作，从安雅的反应中老头儿意识到自己与大众阅读的距离太远了，不仅是思想的落差，不仅是代沟，还有对于生活的态度。看来《随札》里的文章多少有一种自我反拨的意思，至少要平衡一下《危言》里那些仗义执言而显得硬邦邦的东西。在《公众情绪》一篇中，他检讨说“艺术在我手里总是一种另类的表达，甚至以脱离大众为荣”，蓦然间好像意识到何苦将人生看得太透，有时真的不妨以和光同尘的态度让自己沉浸于公众的欢悦。这里无疑触及一个更为本质的悖谬：脱俗的境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撇开世俗的喜乐悲哀？他想起那幅广为人知的一对男女青年在巴黎街头接吻的图片，在《吻》那篇里记下了也让自己长留心怀的爱意。看到窗口扑扇着翅膀的鹊鹨，他忍不住用意趣盎然的文字写了《户外的鸟儿》，不消说自由的诉求也完全可以采用日常的话语方式。
　　把政治搁置一边，JC的笔触就更多地涉及人性与哲趣。《说厌倦》说的是一个犬儒主义的话题，不过完全是用日常经验描述人们如何接受那些招人厌烦的东西，他活了一辈子才明白人家是如何善于“耐着性子应付事儿”。在《关于既有思想》中，就“坏”与“更坏”的道德判断乃至法律量刑而言，他看出了推理的窘境，甚至“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譬如，“偷盗一百万美元要比偷盗一美元坏吗？那么，偷去的一美元如果是寡妇仅有的一点钱呢？”他由此想到，人们在给纳粹大屠杀定罪时，以“总体而论”的罪名中是否遮蔽了个体的生命价值？
　　当然，在我看来最动人也最具意味的当属最后那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通篇都是感伤而激荡人心的文字：“昨晚，我又把《卡拉玛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五章重读了一遍，在这一章里，读到伊凡退回了通向上帝创造世界王国的门票，我发现自己抑止不住地抽噎起来……”总是冷眼直面人世的库切(不必拿JC作幌子了)真就为了伊凡对阿廖沙的一席话而哭了？是什么拨动了他内心深处也许早已锈蚀的泪弦？他的解释竟是那么简单：雄辩而悲恸的言辞。“伊凡的声音，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并非他的推理)，就这样从头到脚掠过我全身。”当然，修辞背后是广袤阔大的思想空间，那儿翱翔着作为基督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颗超越自己信仰的灵魂——这被库切视为一种“更高的伦理准则”。
　　二○○八年四月五日于杭州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