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阿拉伯文学批评界再一次失望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有望冲刺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继续受到阿拉伯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自从埃及作家马哈福兹于一九八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阿拉伯文坛备受鼓舞，激起人们对更多阿拉伯作家获奖的期望。他们最寄予希望的人选，在诗歌领域是黎巴嫩的艾杜尼斯，小说领域则是塔哈尔·本·杰伦(
Tahar ben Jelloun，1944)，一位摩洛哥诗人和小说家。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塔哈尔·本·杰伦就已经蜚声法语文坛。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神圣之夜》于一九八七年获得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其前期作品多描述背井离乡的摩洛哥人在欧洲国家的生活，表达了他们由于受种族歧视和生活、工作的困难而导致精神的压抑感，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最深的孤独》，着重描写了非洲人迁徙到欧洲以后的情感生活与性生活，渲染他们的内心孤独，后期作品则侧重于叙述阿拉伯/非洲国家的落后与腐败现象，如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神圣之夜》和获得地中海文学奖的《腐败者》(一九九四)。单是阅读他的《腐败者》(
L’Homme Rompu，Editions Du Seuil，1994)就足以领略这位“非洲最成功的后殖民主义作家”的才华。
腐败不只是东方特有的产物，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塔哈尔·本·杰伦本人也指出：“如今，腐败现象已是肆虐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司空见惯的灾难。”南方国家指的是大多数分布在南半球的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北方国家则是大多居于北半球的西方发达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贫穷的东方世界，还是富裕的欧美国家，腐败现象都在侵蚀着社会的正常运行。但是西方人却往往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东方国家的腐败，他们认为东方的腐败是在东方专制的温床上滋生出来的，因此，格外予以关注。印尼、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腐败现象近年来特别为某些西方人所津津乐道。塔哈尔·本·杰伦在其小说《腐败者》的“前言”中便坦陈自己是受到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塔图尔的小说《贪污》的影响：“我读了他于一九五四年在印尼发表的小说《贪污》。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尊敬和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的支持，我写了这本关于腐败现象的小说《腐败者》。”“我谨把这部小书献给印尼伟大的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塔图尔。”另一方面，塔哈尔·本·杰伦这位经常用法语进行创作的摩洛哥作家，由于常年生活在法国，受到法国文化/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价值观的影响，有时难免也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审视阿拉伯各国存在的各种现象。《腐败者》所揭示的就是发生在他的祖国摩洛哥的腐败故事。“这个相似而又不同、带有浓郁地方色彩而又具有全球性的故事，把我们跟南方作家的距离拉近了，尽管他的南方国家远在天边。”(《腐败者·前言》)尽管这个故事具有全球性意义，但是小说的获奖无法排除评委们对于其中“浓郁地方色彩”的瞩目。他们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老夫少妻、不加节制的生育、狂热怪诞的性“趣”、女人热衷穿金戴银和荒诞的变形生活的描述。
当“我”带着女儿外出旅行时在火车上碰到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士，后边跟着一位老先生。年轻的女士可以做老先生的女儿，然而她却是他的夫人。似乎很富有的老先生不是城里人，那么，他可能是一个有钱的乡下老头，而她则可能是个出身贫寒的女子，于是有了这样的买卖式婚姻。老先生的司机应该不会有很多钱，却“不断地把妻子肚皮弄起来”，刚刚添了第七个孩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富有理性的政府官员，知道自己微薄的薪水养不起太多的孩子，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就让妻子戴上了避孕环，却因此被妻子所诟病，被她认为不算个男人：
你的助理，他啊，才算个男人！人家薪水比你少，可住着漂亮的别墅，有两辆汽车，孩子们全都进法国学校，还带着夫人去罗马度假！你呢，就有踢给我避孕环的本事。家里一周才吃两次肉。这也配叫生活？只能到你妈妈那儿去度假了，在非斯教徒区那座老房子里。亏你想得出，那也算是度假？你是木头人啊？怎么就不觉得寒酸呢！
“我”的“寒酸”是缘于奉公守法、秉公办事、拒绝贿赂。“我”是一名富有正义感的、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工程师，“计划、规划和发展司”的副司长。不经“我”的同意，谁也拿不到基建许可证。在这个肥缺职位上，只须略耍手腕，就会财源滚滚而来。可“我”一味清廉，于是只能以菲薄的薪金养活家人，甚至有时还得向人借高利贷维持生活。“我”的清廉品格首先受到妻子的冷嘲热讽，继而又承受着来自岳母及其家人方面的压力，“我”的下属劝我收受贿赂，“我”的同事甚至“我”的上司都希望“我”变得腐败，与他们同流合污，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和实际工作中收受贿赂的阻力。到后来连“我”那富有而谦虚的、宽厚却又谨慎的、“品质不错”的同学兼好友也劝起我来：
……相信我，这条道不坏，也不损人，既合情合理，又很现实。填补了国家的短缺，自己又没干什么缺德的事。我支持司法，支持法治。可是当大家都走后门、都在走廊里谈正经事时，您与众不同，那不是自苦吗？国家这么运转也挺好。它有能力抛弃这一制度吗？我不相信。另外，人们也都无可奈何地习惯了。
其实，不只是人们无奈何地习惯了腐败，而且腐败者们已经在思想中形成了一套腐败的逻辑：腐败是一种平行经济，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有利于消除产生暴动的土壤，因而是天经地义的。“我”的顶头上司——司长就是这样劝“我”的：
物价天天在上涨，从不征求我们的意见。要适应这个现实啊。大家心里都清楚，公务员工资是象征性的。国家也知道。它更知道人的聪明才智可以想出办法以弥补短缺部分。国家也睁只眼闭只眼。怎么办呢？否则，就会发生暴动。公民也据自己的能力参与了补窟窿的行为。这很正常。全国已经达成默契，通过竞争奔向平衡。根本问题在于要做得委婉一些，高雅一些。这就是我所说的灵活。国家应该感谢所有这些向它伸出援助之手的公民。这些人像您一样，保证着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您从道德领域出发叫做腐败的东西，我则称之为平行经济，它甚至不是秘密的，而是必须的。我并不认为这很美妙，我只是说应该并行不悖，停止把补充和偷盗混淆起来。别以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才有这类问题。瞧瞧法国、意大利乃至日本那些丑闻。在我们这儿，这是个人行为，还属于个体这个等级。在那些国家，已经不是民众的补偿行为了，而是拐骗巨额款项、舞弊、规模惊人的抢劫犯罪。您发现没有？自从意大利开展反对重大腐败现象的斗争以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已陷入停顿状态。我们这种手工业式的、落后得靠启动一个项目来创造就业机会的小打小闹，与欧洲那些政治家在瑞士开设秘密账户、与企业界甚至黑社会联系、接受献金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啊。我们这些待遇过低、生活寒酸的公务员们，成年累月地斗争，仅仅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受正常教育、合情合理地休假、生活中不再缺这少那、不再伤感。我们并不贪婪。我们只是想吃饱饭。这是天经地义的。完全是人之常情啊，我的道德先生！我希望您能理解我的话！
“我”本来不为这些人的劝说所动，但生活实在太窘迫了，儿子要上好学校就得去贿赂学校，可“我”没钱。女儿有病，随时可能需要花大钱。“我”常常算自己的账，又加又减，但每月总是入不敷出，从月中开始就得去杂货商那里借高利贷。
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的做法，尽管允许富人向穷人放债，但同时又严厉禁止放债取得利息和其他变相的高利贷行为。那个杂货商好像是一个很虔诚的穆斯林，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一边祈祷，一边抬高利息，使“我”月月被宰上一刀，总是债台高筑。在生活困境的压力和周围人士的包围合力推搡之下，“我”一边抗拒着，一边脚步不断地被推向那道警戒线。“我”的思想开始动摇，在犹豫、徘徊中，终于挺不住了，越过了最后的那条线，忐忑不安地拿走了夹在申请材料中的装钱的信封。
“我”就这样堕落了。和妻子也彻底决裂，因为她以前给予“我”的压力最大。“我”去找了旧日的情人——表妹，还和邂逅的独眼女人上了床。与此同时，儿子的率真、情人的谴责以及自责，使“我”陷入精神痛苦的深渊。“我”担心收受贿赂的行为被发现而变得心神不安，开始不断地做噩梦。来自现实的折磨也接踵而至。“我”去银行兑换受贿的美元，却被银行的人敲诈勒索，那些人以“我”的美元是连号的新币为由而诬“我”盗窃，以告发“我”相要挟，要求“我”分给他们一部分。至此，“我”明白到受贿以及后续的事情都是那帮腐败者合谋设下的一个圈套。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检查组进驻“我”的办公室来审查，发现不见了一台旧打字机。在“我”的助理——那个大腐败者的斡旋之下，检查组到助理的豪华别墅去撮了顿饭，临走的时候每人送一瓶名酒，然后就走了。事情似乎到此结束了，但隔了两个月之后，“我”还是被停职，因为有人指控“我”侵吞公共财产——那台被“我”借回家的旧打字机。这台打字机已经完全锈蚀，被“我”用去垫儿子的床。“我”可以马上还回来，但他们不让“我”归还。打字机只是一个借口。就在“我”内心痛苦不堪，甚至想过以自杀来结束这场闹剧的时候，工作又莫名其妙地恢复了。“他们”弄了另一台破旧的不同牌子的打字机，当做是“我”借回家的那台。这事情就这样了结。那位一直在收受巨额贿赂的助理居然对重返办公室的“我”说：“欢迎加入我们的家族。”
虽然本·杰伦是摩洛哥作家，但他在西方文化界的声名远胜于在阿拉伯世界的知名度。虽然母语是阿拉伯语，但是他却喜欢用法语进行创作，这使他更容易为西方读者和评论界所接受。他对摩洛哥社会、对阿拉伯社会落后现象和腐败现象的描述，正好契合了西方对东方作为他者的想象。近几年对他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猜测，不完全是出于阿拉伯评论界的期待，而更多的是西方评论家的兴趣所在。尽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存在语言的问题，但是如果有更多的非西方作家获奖，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