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不少朝鲜诗话，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挺感兴趣，边读边作了一些札记，读完归拢起来看看，还挺象回事儿的。
一
朝鲜四大汉诗人或四大诗人，新罗崔致远过后就排到高丽李奎报。用《朝鲜的李太白》作题来写李奎报，可能不太贴切，因为李的诗风好像更近宋诗。可是在朝鲜自古以来就称他“朝鲜的李太白”。
他初名李仁氐，字春乡，奎报这个名字是后取的，号白云山人。生于高丽毅宗戊子年(一一六八年，我国南宋孝宗赵眘乾道四年)，卒于高丽高宗辛丑年(一二四一年，我国南宋理宗赵昀淳祐元年)，活了七十四岁。进士及第后，官儿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判秘书省事，枢密副使右散骑常侍，知门下省事，户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守大保门下侍郎平章事等等，所以他的五十二卷文集叫《李相国集》。不过他也被发配流放过。
他在他的诗话著作《白云小说》里说，他一生“性放旷无检，六合为隘，天地为窄，尝以酒自昏，人有邀之者，欣然辄造，径醉而返……”
然而自古旷放者后面常隐藏着旷放者的别一种人生宗旨。李白是这样，这位“朝鲜的李太白”也不例外。如他在《白云小说》里谈到，他十九岁的时候，故乡有七位年长的文人，标榜我国晋代的“竹林七贤”。其中有一位叫吴德全的，常带上他去参加活动。一次吴德全因事外出，李清乡对他说，你来补吴德全的缺吧。他不以为然地回答道：“七贤”也不是官爵，补什么缺？一座听了感到他不识抬举。接着让他以“春”、“人”二字为韵作诗。他立成口号：“荣参竹下会，快倒瓮中春！未识七贤内，谁是钻梭人？”一座听了很不高兴。他却傲然喝个大醉而归。从此他就被叫作“狂客”了。其实用现代话说，这不就是学术上的平等观念，何“狂”之有？
高丽有个金富轼，是撰著朝鲜第一部史书《三国史记》的朝鲜“三大文豪”之一，官居侍中，学术地位和官场地位都不得了。他是在上厕所时死的，于是《白云小说》里就给他来了这样一段：说是当时学士郑知常本来和金富轼文章齐名，二人争轧得相当厉害。郑知常有一句诗：“琳宫梵语笼，天色净琉璃。”金富轼让郑知常把这句诗让给他，算他的诗。郑知常不肯，后来金富轼就借故把郑知常杀了。《白云小说》的这段文章说，一次，金富轼上厕所，郑知常的鬼魂从后面一把捏住了他的阴囊，逼问道：你也没喝酒，为什么脸红？金富轼说是对岸丹枫照的。郑知常的鬼魂又问别的，金富轼硬顶到底，结果就被捏死在厕所里了……这也就是李奎报的“狂文”吧，其实不是拐弯抹角吐着一股正气？
二
李奎报这位“朝鲜的李太白”，他处世旷放，作学问可相当认真。如他在晚年的一项自述中有道：“仆自九龄始知读书，至今手不释卷。自诗书六经诸子百家史笔之文，至于幽经僻典梵书道家之说，虽不得穷源探奥，钩索深隐，亦莫不涉猎游泳，采菁摭华，以为骋辞摛藻之具。又自伏羲以来，三代两汉秦晋隋唐五代之间，君臣之得失，邦国之理乱，忠臣义士，奸雄大盗，成败善恶之迹，虽不得并包并括举无遗漏，亦莫不截烦撮要览观记诵，以为适时应用之备。”
他的诗歌主张，也是看似旷放，实则极重诗从生活中来，讲求“寓兴触物”有所得再作诗的。如他在《白云小说》里谈到，有一年中秋，他泛舟龙浦，夜泊犬滩。见到“夜深月明，迅湍激石，青山蘸波，水极清澈，跳鱼走蟹，俯可数也。”感到“倚船长啸，肌发清快，洒然有蓬瀛之想。”这时龙源寺的和尚又和他谈了一阵子玄，他便兴来作了两首诗，一首是“清晓泛龙浦，黄昏泊犬滩。点云欺落日，狠石捍狂澜。水国秋先冷，航亭夜更寒。江山真胜画，莫作画屏看。”诗后注了一句：“遇兴率吟，亦未知中于格律否也！”
他追求“来不可遏”的诗兴，也极重诗的真切。如一次他读《西清诗话》，见有一则谈到王安石诗句：“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阳修说王安石胡诌，菊花不落，只在枝上黏枯。王安石说欧阳修不学，《楚辞》上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李奎报在《白云小说》里谈起这件事，作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转语：“余论之曰：诗者兴所见也。余昔于大风疾雨中见黄花亦有飘零者。”后面他既批评了欧阳修，也批评了王安石不以生活的真切为证，而去援引什么《楚辞》。
李奎报还强调作诗要创新语、创新意。他说他不愿意向古人“盗语”。“如不得已……则必造新语，故语多生涩可笑”，因“世之诗人横目而排之者众矣。”他又认为诗既是“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不赞成以格律、辞缀牺牲诗的内容。不然就会“初若可玩，至再嚼则味已穷矣！”
他有个作诗的“九不宜”说：“一篇内多古人之名，是载鬼盈车体也。攘取古人之意，善盗犹不可，盗亦不善，是拙盗易擒体也。押强韵无根据处，是挽弩不胜体也。不揆其才，押韵过强，是饮酒过量体也。好用险字，使人易惑，是设坑导盲体也。语未顺而勉强用之，是强人从己体也。多用常语，是村父会谈体也。好犯丘、轲，是凌犯尊贵体也。词荒不删，是莨莠满田体也。”看来除第七不太圆满，第八有一定历史局限，其他都是至今还很有参考价值的。
三
夜来读李奎报的《白云小说》，我再次为他对中国的热爱所打动。
《白云小说》的头一则，评介了高句丽大臣乙支文德赠我国隋将于仲文的诗；第二则，评介了新罗女王金真德织在锦上献给唐朝皇帝的诗；第三、四则，评介了崔致远、朴仁范、朴寅亮这三位最先以诗名于我国的朝鲜汉诗人的有关诗作……他是那样的以朝鲜汉诗能在我国流传为荣耀。他对我国的“不以外国人为之轻重”，赞佩深深！
《白云小说》里有一则写了他的诗最初在我国流传的情况。那是他进士及第之后，和同榜朋友游通济寺。途中他曾和几位朋友联鞍唱和，口占了不少的诗。可是事情一过，他就忘了。后来有人告诉他，他的诗已经流传到我国。他问是哪些诗？那人说包括他游通济寺路上口占的诗，如有一句是：“蹇驴影里碧山暮，断雁声中红树秋”。过些时候又有人告诉他这消息，提到了另一句那次口占的诗：“独鹤何归天沓沓，行人不尽路悠悠”。又后来欧阳修的后代欧阳伯虎访问高丽，到他家里做客。座中有人问欧阳伯虎，到底有没有传闻的事？欧阳伯虎说，在中国不但刊行了李奎报的诗集，还有人以诗意画了画。明年再访高丽，他一定一并带来奉赠。李奎报很为这件事所感动，以为“此实非分之言，非所敢当也”。还特地作了一首诗赠欧阳伯虎，那首诗是：“惭愧区区一首诗，一观犹足又图○(我读的是影印手抄本，此处显然漏抄一字)，谁知中国曾无外，无乃明公或有欺！”
他一生醉心于向我国优秀汉诗传统学习。读苏轼的诗，他说“东坡近世以来，高瞻豪迈，诗之雄者也”。读梅圣俞的诗，他说“外若荏弱，中实骨骾，真诗中之精隽也”。年老多病以后他最喜欢读白居易的诗，因为白居易的许多诗是老病中作的，这对他能是一种鼓舞。他见白居易病满一百天辞官不做，就也在病满一百零十天辞官不做了。《白云小说》里专有一则记他这一段心曲，他无限感慨地写道：“噫！才名德望虽不及白公远矣，其与老境病中之事多有类余者，因和(白公)病中十五首以抒其情，其《自解》曰：‘老境忘怀履坦夷，乐天可做我之师。虽然未及才超世，偶尔相侔病嗜诗……’”
他的文艺理论，多宗钟嵘《诗品》、陆机《文赋》、曹丕《典论·论文》，结合朝鲜情况发挥之。
他没到过我国。但是我以为《白云小说》中流露了他是向往我国的。如他在逆境中曾一度被派往边山督伐木材，被人戏称为“砍木使”。他有作诗自解嘲。记到这一段时，他曾写道：“边山层峰复岫，昂伏屈展，旁附大海，海中有群山渭岛，皆朝夕可至。海人云：便风去中国亦不远也……”
四
李奎报这位可爱的小老头儿，他的另一些品格也值得少许称道一下呢。
他是朝廷相国，又是大诗人、大学者，照理和王公贵胄、达官显宦、名流巨子之间，本来是必有较多的接触和交往的。事实上我在别人的书上也取得了不少的证明。可是在他的《白云小说》里却绝少这类东西。就连他曾临过战阵，也看不出痕迹。晤，他喜欢靠自己平实的热量发光免去折射的光！
他是仕途上的一代高官，也是文艺和学术界的一代峰巅。可是在《白云小说》里，找不见那种盛气凌人的成见。
他欢迎别人批评他的诗。说是他对向他“言诗病者在所可喜。所言可，则从之。否则在吾意耳，何必恶闻，如人君之拒谏，终不知其过也……”接下他甚至主张，自己也要把自己的诗，当成自己最嫉恶的人的诗去挑剔。
他深深地敬服苏轼，虚心地学习苏轼，但是他反对蛮搬恶盗。有人画了一幅《鹭鶿图》，请他给题题，他题了这样一首诗在画上：“画难人人畜，诗可处处布，见诗如见画，亦足传万古。”李齐贤在《栎翁稗说》里说这是从苏轼题韩干《十四马图》那首诗点化过来的，苏轼的诗是：“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其实他早在《白云小说》里说得清楚：“凡效古人之体者，必先习读其诗，然后效而能至也。否则，剽窃犹难。譬之‘盗’者，先窥牒富人之家，习熟其门户墙篱，然后善入其宅，‘夺’人所有为己所有，使人不知也不耳！否则探囊胠箧，必见捕捉矣。”哈，这老头儿竟提倡善“盗”！然而这种“盗”，实际上不就是经过消化了的学习传统和高峰？
这老头儿当过大官，可也发配流放过，所以他的诗里也描述“天下不如意”，如《白云小说》里的这一则：“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生斯世，能惬意者几何？余尝有《违心歌》十二句，其诗曰：‘人间细事亦参差，动辄违心莫适宜：盛岁家贫妻向侮，残年禄厚妓将追；雨霪多是出游日，天霁皆吾闲坐时；腹饱辍餐逢美肉，喉疮忌饮遇深卮；储珍贱售市高价，宿疾方愈邻有医；碎小不谐犹类此，扬州别驾况堪期？’……”难得他在诗后小注：“拙诗虽举其小，其意实在于喻大也！”
五
我比较认真的翻过二十六种李奎报同时代人和后世人撰著的朝鲜古代汉文诗话，大多都以赞颂的笔触频频写到过李奎报。其中谈论最多的，是李奎报同时代人崔滋的《补闲集》。崔滋署在《补闲集》卷首的官衔是“守太尉”，他也是朝鲜中古时期高丽的一位著名诗人和学者。
崔滋在《补闲集》里记下许多实例，反复谈到李奎报的自谦和拔才。有一次崔滋到李允甫家里去做客，见到李允甫借回家来欣赏的李奎报诗稿《和许彦国虞美人草歌》。他年少好胜，也跟着一气和了七首。后来李允甫拿给李奎报看了，李奎报立即写了一封信派翰林何千旦亲自送去给崔滋，高兴地谈到“观君之作，辞意绝妙”。高度评价了崔滋的诗。崔滋登门道谢，他连鞋也没顾及穿好就赶紧出来相迎。还留崔滋在他家吃了饭，把自己的文稿一一拿给崔滋批评，连道：“深愧相知之晚也”。说他为前些时候能识得全履的才干，现在又领教了崔滋的才干，感到非常高兴。李奎报做国子监祭酒，就请崔滋做了学谕。再后又把崔滋的《水精杯词》拿给全体属下传阅，盛赞“此诗非今世人作也”。崔滋这位高丽的一代才华之士，就是这样开始为人们所知的。
另一次，一大群有学问的官人雅集，相约比赛作咏扇子诗。他最后到，诗成公认第一。可是他再仔细看看别人的诗，却大赞李允甫的一首更好，说是“吾诗不及远矣”。李允甫自己也不同意。李奎报就讲出道理来向大家说明。
崔滋还在《补闲集》里谈到，李奎报到了已是“观其诗文，日月不足誉”，堪称“天才俊迈者也”的时候，也还是照样儿能够随时“谦下于人。凡有一善，必褒奖，若出己右。”如他年轻时候作过一篇《麴秀才传》。李允甫刚刚登第的时候，曾仿照作了一篇《无肠公子传》。李奎报看了，便经常在文艺、学术性集会场合大加赞扬，说李允甫是“近得能文者”，是“真良史才也”。后来李允甫终也成为著名诗人和学者，做了国家史馆的首脑。
李奎报晚年常对人说：他觉得他的作品是“去年所作，今年视之可笑，年年类此。”唔，好个到老自谦，进取不已的老汉！
六
崔滋在《补闲集》里是这样总论李奎报的诗的：
和我国诗人相比较而言，他说此公诗“虽气韵逸越侔于李太白，其明道德、陈风喻略如白公(居易)契合，可谓天才人才备矣”；又说此公诗虽“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其豪迈之气、富赡之体直如东坡吻合。”然而世间事虽说常是亦此亦彼的，可也一般都有个主要倾向。我以为他的诗主要还是宗宋的。南朝鲜一位当代学者也有同样的看法。
从李奎报诗的发展进程来看，崔滋认为此公“自妙龄走笔皆创出新意，吐辞渐多骋气益壮，虽入于声律中细琢巧构，犹豪肆奇峭。”其实世间事物也总是有个荣枯盛衰的，我以为李奎报晚年离生活稍远，多耽于遣字造句后，显见略有滞步。
具体分析李奎报诗的艺术特色时，散见于《补闲集》中的情况是崔滋比较欣赏这样几点：
一是“形容甚工”。举的例子是《蟾》：“痱磊形可憎，爬
行亦涩。群虫且莫轻，解向月中人。”
二是长于“类喻”。举的例子是《浦江村》的诗句：“湖清巧印当心月，浦阔贪吞入口潮。”
三是“言简意新”，“尚新意”。举的例子是《蝉》：“不敢傍古柳，恐惊枝上蝉。莫教移别处，好听一声全。”
四是“出自新趣”。举的例子是《独乐园》：“一泉寒水呼邻汲，满榻清风共享分。唯有名园静中乐，不曾容易使人闻。”
五是“清驰”，“渐而有味”。举的例子是《北寺楼》的诗句：“闲云顷刻成千状，流水寻常作一声。”说是读这类句子就像牙缝儿里填了蜜。
六是所谓“置于李白集中未知孰是”之类。举的例子是《北山杂题》：“山人不出山，古径荒苔没。应恐红尘人，欺我绿萝月。”
七是所谓“宰相之气”。举的例子是《边山》：“权在拥军荣可诧，官乎砍术辱堪知。边山自古真天府，好捡长材备楝榱”；以及《和友人》：“努力事文字，休嫌秋未高。须知三足鼎，铸自一锥毫。”
崔滋是李奎报诗歌的全面高度评价派，看来未必都那么准确。如有一位法号元湛的和尚，认为李奎报《南游》中的诗句：“秋霜渐染吴中树，暮雨昏来楚外山”；明明是游在朝鲜半岛上，却要用“吴”、“楚”这些中国典，恐怕不如前人《松京早发》的诗句：“初行马坂人烟动，及过驼桥野意生。”对这样的问题，崔滋也是极力为李奎报辩护的。
七
李氏朝鲜初叶，为官也可以称为相国的著名文学家徐居正，在他的《东人诗话》里也有多处谈论到李奎报的诗。他不像崔滋光是好话多说赖话不说，而是好话赖话都说。
他说他读李奎报的长诗，觉得“豪健峻壮，凌厉振踔，如以赤手搏虎豹，拿龙蛇，可怪可愕。”
他认为作诗完全脱离对前人作品的效习变化是很难的，例子就举在了李奎报头上：李奎报“平生自谓罢落陈腐，自出机杼，如犯古语，死且避之。”事实怎样呢？他举出不少例子说明李奎报也没做到。
李奎报有一句诗：“黄稻日肥鸡惊喜，碧梧秋老凤凰愁”。这多半是从杜甫的“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变来的。另一句诗：“洞府征歌调玉案，教坊选妓醉仙桃”。这也多半是从李白的“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变来的。
再如李奎报的《送春》：“春向晚，送春归。沓沓悠悠适何处？不唯收拾花红归，兼取人间渥舟去。好去青春莫回首，与人薄情谁似汝！”把它放在赵石
的《送春》一起看看：“谪宦伤心涕泪挥，送春兼复送人归。春风好去无留意，久在人间学是非。”这不是只要点化得体，一个惜春归，一个劝春归，也会是“各有意态”，彼都一样“老健奇绝”！这儿徐居正论证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也指出了李奎报把话说绝，有时候会自己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徐居正还指出李奎报的诗有时也存在牵强之处，如：“碧水接天天接水，薄云如雾雾如云”。这和那些“远岫似云云似岫，碧天如水水如天”之类回文体，本是一类，多用了没意思。
但是在总的方面徐居正很是维护李奎报。如有人批评李奎报一首三百韵的长诗中重押了两个“施”字、两个“祗”字。他就指出杜甫《八仙歌》重押两个“船”字、两个“眠”字、两个“天”字、三个“前”字；苏轼《送王公著》重押两个“耳”字，说明在长诗中有时难免，也没什么大不起。杜甫、苏轼尚且如此，干吗要过份苛责李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