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的来龙去脉，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给韦素园的信中是涉及到了。先是鲁迅说高长虹狂妄地夸大自己对《莽原》的贡献，同时便讲到了《斧背》的作者突然收回原稿：“他们不知在玩什么圈套。今年夏天就有一件事，是尚钺的小说稿，原说要印入乌合丛书的。一天高歌忽而来取，说尚钺来信，要拿回去整理一番。我便交给他了。后来长虹从上海来信，说‘高歌来信说你将尚钺的稿交还了他，不知何故？’我不复。一天，高歌来，抽出信来看，见了这话，问道，‘那么，拿一半来，如何？’我答：‘不必了。’你想，这奇怪不奇怪？然而我不但不写公开信，并且没有向人说过。”鲁迅同青年作家的交往，也有一些颇不愉快的事，不过他往往不乐意向人念叨这些事。 狂飙的高长虹、向培良先是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过支持，转而大肆攻击培养和帮助过他们的鲁迅先生。青年时期的尚钺既然是这个集团中人，为了行动一致，索回《斧背》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为环绕着《斧背》有这样一段故事，倒引起我看看《斧背》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 鲁迅先生以为尚钺是《莽原》社三位“中间的小说作者”中的一个，认为他的创作态度还是比较严肃的。这本《斧背》共收小说十九篇，可以说是专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作者也很关心农村妇女们的命运，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礼教怎样残酷地迫害妇女，如集子里的《冲喜》、《节孝牌坊》、《假扮的客人》、《婢女》等便是。此外，《子与父》击刺了被城市所抛弃和歧视的农民们的绝望；《丁王大爷》等又描画出内地乡村的风物和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性格。总的说，我们早期的小说反映农村题材的并不太多，《斧背》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相隔十年左右，鲁迅先生于一九三五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小说二集时，他并没有忘记选收尚钺的作品。鲁迅从《斧背》中挑了一篇《子与父》，又从作者的另一短篇集中挑了一篇《谁知道》。后者是从泰东书局出版的《病》中选来的。这本《病》也是狂飙丛书中的一种，共收小说十六篇。 鲁迅指出：“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鲁迅论析一些作家的创作，往往用语不多，却能中的。对于尚钺的评论，亦如此。肯定的部分先不说，我理解这“器械不良”和“手段生涩”并非全指写作的技巧而言，主要是讲作者搏击旧社会的“斧背”的力量还太弱，不能给它以致命伤。这“斧背”的力量或指思想而言，也就是说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观察还嫌肤浅，所以暴露和打击都显得轻小，抓不住要害。你看，《子与父》的主人公是绝望而死了，《谁知道》里的主人公，那个诅咒军阀战乱的老妇人，最后不也是绝望地死了吗！作者不能深刻地挖掘造成人物绝望的社会根源，却过多地渲染了人物的迷信观念和宿命论的色彩，当然就减弱了作品的感染和教育的力量。在《斧背》里，我们还能看到作者写了尚未觉悟的农民的某些很不健康的幻想，就更缺少现实意义了。 三十年代末，尚钺在悼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时，坦率地写下当年对人与事观察和判断得肤浅、急躁、片面、不深刻……他说：“先生对我的某些缺点，虽曾给以暗示，忍耐，说服与等待，但因第三者不断有意地将事实加以曲解，和第四者的挑拨离间，我青年的轻信性便因之伴同着空洞的自信心，抹杀着许多事实而走向误解的道路。，这样便使我与先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默哑的抵触。这抵触使我将编配好的《斧背》小说集，从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中抽出来，给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鲁迅回忆录·第二集》)想来作者会看到过鲁迅先生对《斧背》说的那些鼓励的话，以及怀着爱护和关切的心情，指出了这本书的不足。这当然会更增加作者的失悔和内心的痛苦。当我读完这部《斧背》以后，我所得到的教益绝不止限于书的本身。围绕这部书问世的前前后后，我似乎颇有所得。讲讲这些书外的事，未必对读者是无益的。 尚钺同志现在是一位历史学家，从三十年代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了。 二、鲁迅为工人的书写序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一本《苏联闻见录》。作者的名字很陌生，象个外国人名：林克多。这本360面的书，是经鲁迅先生校阅并作序的。 这部书的原稿一到了鲁迅的手，便发现字写得很草率，但是，鲁迅还是蛮有兴趣地、费力地看了下去。他说：“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要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见《苏联闻见录·序》)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始为作者校阅《苏联闻见录》。”二十日记载：“夜作《闻见录》序。”二十二日又记载：“下午阅《苏联闻见录》毕。”鲁迅先生历来把校阅他人译著并为撰写序跋，看作是自己文学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作起来也是很紧张的。为了这部《苏联闻见录》，他几乎放弃了旁的工作，集中了一周的时间来校阅本书和写序言。他对这部书给予了热情的评价。 关于作者“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事，在本书第一节“我为什么到苏联”里有说明。原来我们这位署名林克多的同胞，农民子弟出身，曾在国内中等工业专科学校毕业。一九二三年离开祖国，先在法国的里昂、巴黎、马赛等地当了六年的五金工人，原想积存点钱进学校深造，后因一九二九年以后的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他的美梦，他被工厂辞退，失业了。本来手中的积蓄还够回国的路费，偏巧又病了一阵，把四千法郎全部用光。看到苏联驻法公使在《人道报》上刊登招募五金工人的启事，他应征而往，于一九三○年一月离别妻子马罗娅踏上征途。他的妻子是巴黎一位纺织女工。 应召首途的有四十名技术工人，除林克多以外，还有几名瑞士人，其余都是法国人。《苏联闻见录》便从他出发写起。 作者写的都是他眼见的日常生活，朴实无华，几乎不发表什么议论，所以鲁迅先生说：“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象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为此，鲁迅含蓄地用了一个巧妙的评语，自己是“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市面上真实地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书很少，也是犯禁的。能够流通的少数几本，其中也夹杂着不少欺骗和毁誉，鲁迅是有感而发的。 作者介绍了一九三一年在红场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情形。在游行队伍中，群众还举着各种标语、模型和讽刺口号，如：“打倒官僚主义分子”、“醉汉的误事”、“资本家剥削工农的惨状”、“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等等，所有这些对处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的鲁迅先生来说，当然是异常新鲜的。 林克多因病又得以到外高加索疗养地去休养，这样他所写的见闻又不仅限于莫斯科一地。其中参观列宁格勒和巴库等地的记载，也都是不加修饰的文字，如同跟朋友聊天一样，是很吸引人的。 书中记录了同苏联普通人民的交谈，好象也从报刊上收集了一些资料，介绍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前者生动，后者显然是来自间接的材料，所以鲁迅先生在序言中说：“中间遇到好象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 鲁迅对于本书不太满足的地方是：“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艰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一点正是鲁迅结合中国的现状而言的，因为他最耽心中国的读者光顾了叫好却忘记了眼前的事实，而象古代印度的寓言说的那样，要造高楼，却反对在平地上立柱子。不管说得多么热闹、美好，那离地而起的高楼终究会幻灭的。这也是鲁迅一贯的风格了，他不唱高调，总是这么现实，这么清醒地考虑问题。他比别人都想得要多一层，要远一些，要深刻得多。这种读书方法和观察问题的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 当然，指出这一点也并不是要求这位在海外当工人的林克多全部“负担起来”，所以鲁迅又实事求是地指出：“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 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说，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黄岩人。据说后来他终于回国当了工程师。我又见到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大光书局印行的《苏联闻见录》的另一版本，现在连同光华书局的初版本当然都不易见到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杂志出版公司出版的“大时代丛书”之一《日本在华间谍网》，亦为林克多所编写。这本书是宣传抗日的小册子，后来在武汉又印过一版。很多内容还是搜集报刊上的有关材料。 三、大学生们的纪念 鲁迅逝世以后，最早出版的一本纪念性的专书似乎是《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这是北平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时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 这本书十六开本，封面印着力群作的鲁迅木刻像，又作为“燕大周刊丛书之一”出版。扉页加印了一张苏联木刻的插图，因为恰好有悼亡的画面便生硬地印在这里，并写着：“我们愿以庄严的民族解放工作来纪念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或者因为这幅木刻原来也是先生生前经手选入《苏联版画集》的缘故吧。 开首印有挽歌三首，两首都是张庚作词，吕骥作曲；一首由周钢鸣作词。多年来，关于纪念鲁迅的文字和绘画似乎都搜集了不少，而纪念歌曲却很少有人注意，也没有请当事人写过回忆文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形。这是鲁迅研究资料中的一个空白，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但愿有人来完成它。 书中收有两位异国人士撰写的悼念文章，一位是英国谢迪克写的《对鲁迅的景仰》；一位是美国斯诺写的《中国的伏尔泰》。两位作者都生活在燕园，后者虽署斯诺的名字，却是斯诺当时的夫人海伦·斯诺写的。那时斯诺还在陕北访问，后来写成了《西行漫记》。这两篇文章当时都被《大公报》转载，标题有所改动，《鲁迅先生纪念集》是据《大公报》收入的。 其他文章和诗歌，多数是同学们的急就章，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青年知识界的巨大影响。有的诗里唱道，鲁迅的作品揭起了解放的大旗，在奴隶的心底激起了反抗；又象天使在传布天国的福音，到处在宣传新社会的光亮。有的文章标题呼喊着：《他去了，“可诅咒的时代”还没有击退呢！》如果说，这本纪念集有特色的话，那么这里并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人同鲁迅先生有过亲密的交往，或提供什么重要的史实，然而，它是一本反映了大学生们心声的书，非常朴实地说明了他们从鲁迅的思想里吸收了什么样的营养。 又因为这是在北平出版的书，内容也带着地方色彩。比如有一篇《鲁迅死后怎样》，便驳斥了当时在北平《实报》经常写专栏文章的老宣。这个平时标榜自己专说“疯话”的老宣，实在是个极无聊的文丑。他见到别人说鲁迅死后，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流泪，便借题发挥说他也是中国人，却不曾流过泪，进而攻击左翼文艺。可见鲁迅之死，以及他死后的哀荣也刺痛了他们。又有一篇《悲观与好感》，更揭露了周作人在北平《世界日报》上的一段谈话。他诬蔑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又胡说什么“或为一般人所谓之安那其派者欤？”攻击鲁迅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周作人的谈话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的新闻纸上，真是老兄的尸骨未冷，他便急不可待地破口大骂了。鲁迅同周作人是手足关系，可是切莫忘记他们的思想和社会实践并不属于一个阶级，彼此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实事求是地评价周作人在“五四”前后的功过是非是必要的，但是，我却以为自打他们兄弟反目以后，真是壁垒分明，各行其是，各说各的话，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他从监狱里出来，仍然没有停止过骂鲁迅。鲁迅一死，他就攻击我党和左翼文艺界不把鲁迅当人看，而吹捧成神。就这样一直骂到六十年代他快要死的时候。 当然，这本书也具有史料价值。就说一篇短小的《鲁迅买画》吧，当鲁迅在中山公园买走司徒乔那幅《五个警察和一个○》时，因随身并未带着那么多钱，而是过了几天由文学青年张采真到西三条取来的。这位张采真后来在武汉被敌人杀害了。这个说法与当事人的有关回忆有出入，却是可以留存下来备考的。 本书编者一再声明，本来还可以编辑得更好一点，但因时间关系，他们都要忙着参加学校的考试，只得如此成绩了。每当我翻检这本小书，特别是看到这几行字的时候，我总有一种亲切之感，并对这些热情的大学生们产生了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