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躲避假冒的崇高

　　将“崇高”这个“神圣”字眼“破天荒”地同“躲避”“串联结合”到一块儿(见《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一期《躲避崇高》)——王蒙先生也真“别出心裁”。毕竟无论是“橘”是“枳”，时尚的崇高总还不乏让人“趋之若鹜”的手段与魁力，何必要躲而避之？带着这个疑窦通读全文，才明白王蒙“处心积虑”张扬“躲避”的，实质上是那种假冒的伪崇高——因而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看来不能一见崇高的标签就“顶礼膜拜”，不得不对其内涵作具体分析，例如在最“崇高”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口号下，被赶鸭子上架般地去干那些互相揭发批判、上纲上线“痛快淋漓”之类“窝里斗”蠢事时，倘若不觉欠妥、不省有愧，反而充满着“崇高”的“革命”气概的话，那只会让自己卑下丑陋的意念与言行登峰造极——有缘攀上撒旦的“崇高”。
　　而被文学创作一向青睐的崇高，同样应该辨别是“鱼目”还是“珍珠”。粗疏地划分一下，不妨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能卓有成效鼓舞人心激励斗志推动社会生产力车轮滚滚前进的货真价实的崇高，是时代所呼唤、民众所欢迎、“名特优”精神产品所弘扬的，是必须热情“拥抱”而不是关门躲避的。第二类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或带有“假大空”倾向的崇高，受众每每因其“倒胃口”而“敬而远之”。第三类则是扯虎皮做大旗的“高大全”冒牌货，其代表就是帮派文艺的策划者，这撮豺狼将又“厚”又“黑”的政客手腕在文艺领域里延伸与拓展开了——厚着脸皮说瞎话，如能将民不聊生吹嘘成到处莺歌燕舞；黑着心肠树靶子，在文艺作品中则更可以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地玩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伎俩，斗右倾机会主义者，斗走资派，斗所谓的阶级敌人，他们编神造鬼，在作品中“高于生活”并诱导生活里同步残忍地“斗斗斗”，毫无人性却偏要念念不忘戴上“崇高”的慈威面具，以掩饰狰狞的面目。崇高就这样无奈地被亵渎被利用，这是毋庸讳言的历史的悲哀。故躲避这类“崇高”是合理的，实质上就是要躲避形形色色以“崇高”名义摧残精神与物质生产力、给老百姓带来痛苦与灾难的东西。帮派文艺虽其“硕果”屈指可数，但其影响与流毒相当广泛，例如“假大空”倾向还不时在有些作品中冒出，当然这主要是驾驭形象之功力及把握分寸之“两难”等技术问题。
　　而对“别开生面”的王朔作品的评议，王蒙做标题的四个字——“躲避崇高”可谓“一语中的”。虽然王朔未必能与崇高绝缘，如在“侃出”《渴望》时，岂不正是他提议将刘惠芳塑造得好到极致，同时用极不幸的命运来招人同情吗？但就其整体创作倾向来说，“他似乎倾倒着旧澡盆的污水，以及孩子”王蒙在《躲避崇高》(见该期16页)里这样说，王朔确实是不分青红皂白几乎将崇高一概摒弃了，对此王蒙颇有微词，如上句又称这位“玩主”为“不开的壶”其作品“很难说成清新，不妨认作‘浊新’”等。然而王蒙此文的主旨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被忽视了的王朔“倾倒污水”的作用与意义，“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王蒙明明白白点出了王朔价值之“睛”，而对其偏颇与局限，鉴于早已有“痞子文化”等“重磅炸弹”，王蒙在“矫枉”时自然难免会给王朔较多的理解与宽容。这点容易引起争议的“不足”，在今年《读书》第7期史唯先生《崇高无需躲避》里心平气和地分析王朔“只是转到了道德的侧面或者反面，而没看到比道德更高更深刻的东西”等研讨中得到弥补。这样“求真知、寻确解”的平等交流值得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