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

　　我一直以为，作为一个作者，只要写出他的作品，那么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至于文章发表以后的事情，就是读者和评论家的事情了。
　　我曾下决心，决不写一篇关于如何写文章的文章。因为直到现在，写作对于我仍然是一桩浑浑噩噩、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我根本说不出一个道道。我老是怀疑：我写的那些东西，是小说，或者是散文吗？天知道！
　　记得有一次和一位外籍朋友交谈，他提到什么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之类的问题，在座者都能侃侃而谈，唯独我哑口无言。私下里我给自己打气：那些个关于什么主义之类的解释，应该是文学教授的事情面不是我的事情，否则我便去大学里教文学概论了。
　　就是这么糊糊涂涂地，我开始了创作生涯。我不怕说出这个，因为自始至终，我并不以为我是一个称职的作者，随时准备着有一天读者可能会抛弃我，我可以不干这个，再干别的去，比如：北京图书馆的管理员，或者哪个音乐厅的收票员，这是我从当学生的时候起，便有过的夙愿，我并不觉得这比当一个作者有什么不好。
　　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是我意想不到的，它把我所恪守着的界限给推翻了，把我拖进了我所力不胜任的范围——我必须回答那些可尊敬的读者：我为什么要写《沉重的翅膀》？我想我必回答不好，这如同让我回答：你为什么是张洁一样。但我愿努力——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报答那许多读者对我的关切。
　　去年，大约是五月，参加过在北京师院的一次座谈会。会上，有人递给我一张条子，问我：“你信仰什么？”
　　我非常严肃地做出了回答：“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我重又感到了当我还是一个少先队员，在队旗下响亮地回答：“时刻准备着！”的时候，那种神圣的激情。这激情并未因岁月、熟谙世事、挫折……而褪色。
　　尽管我遭遇过许多冤屈、误解和困难，但如果我到浴室里去洗澡，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去关人家走开去搓肥皂而暂时不用的水龙头，要是我不关上那个水龙头，任它哗哗地白流，我连一分钟也受不了。我会低声下气，陪尽笑脸地说好话：“同志，您暂时不用，是不是先把水龙头关上？”
　　对方要么不理我，要么会瞪上我一眼，说句：“少来这个！”我只好苦笑，任她赌气似地再把我关好的水龙头拧开，哗、哗、哗、哗，那水管子流得我心疼，甚至引起我情感上的痛苦，令我想哭。我是不是太大惊小怪了呢？我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轻松。我明显地感到我惹人讨厌，甚至引起人们的憎恶，可是我改不了。
　　要是我有接待外宾的任务，也会弄得有人不得不提醒我：“你是不是要看看对象，老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不行啊！”然而我绝非一个教条主义者。我会因为官僚主义、贪污浪费、冤假错案……而大发牢骚，但在洋人面前，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会强烈到非常敏感的地步，容不得半点对我们国家、我们党的不逊或误解。
　　为了验证自己会不会当叛徒，我曾关上房门，用通红的火条烫过自己的胳膊，我嗅见皮肉被烧焦的臭味，感觉过最疼痛的感觉是在表皮，再下去并不要命的痛那种疼痛的过程……而那时我已经三十四岁，并不是少年儿童。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国际歌》是最壮丽的歌。我仍然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每当“十·一”，站在天安门广场，军乐团的铜管乐奏出《国际歌》，那种撼动我整个身心的激扬感。那旋律仿佛充溢着整个宇宙，我从头上的天空，从我脚下的大地，从周围猎猎作响的红旗，从每一个人的心上发出强烈的回声，我热血沸腾，意识到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部庄严和神圣，理解到人们为什么可以唱着这支歌去战斗、去赴汤蹈火。我清楚在我短暂而匆忙的一生中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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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过了这些，也许人们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去写《沉重的翅膀》。我明明知道，这景况和拧那水龙头差不多，可是我改不了。我就是被这么造就出来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供给我们那一代人整个发育期所需要的养料、水份和阳光，非常地傻气。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知道，幸亏还有成千上万的可爱的傻瓜，世界才会在更多的时候和更多的方面显得那么单纯和透明，让人生出满腔的热爱，而没有让那些“聪明人”弄得那么复杂，让人人都失去生活的自信和勇气。
　　我的思想老是处在一种期待的激动之中。我热切地巴望着我们这个民族振兴起来，我热切地巴望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让全人类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人类所受过的苦难实在太多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有什么权利不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义无反顾地献出个人的一切呢？我们在入党志愿书上写过的誓词，决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一种谎言。
　　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也绝非易事。但我以为解决的办法也很明确，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绝非躺在马克思为我们所创建的无产阶级的家业上，吃马克思主义，喝马克思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沦落为马克思主义的败家子，虽然头上还戴着一顶共产党员的帽子，却早已把共产党人的天职忘得一干二净。不要不但自己不再奋斗，不再前进，还成为整个时代的绊脚石。某些历史现象的重复，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偶然。即使是在“四人帮”时代曾兴风作浪的错误东西，在某种场合下，也不是不会出现。但这并没有什么可怕，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都更加成熟了，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去对待它们，并最后战胜它们。历史将会对我们每一个人做出最公正的结论，它只能是革命者的历史。
　　我们要对中国的前途满怀信心。不论在哪一种场合，我们都会遇到半途而废、中途退场的人。虽然我们希望大家携手并进，然而愿望代替不了现实。
　　我们也不必因为自己前进中出现错误而惊慌失措，而怀疑我们的方向。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就连小孩子走路还要跌上几跤，并没有一个人因为跌跤便永远坐在那里不学走路。一个人的错误要认真改正，不改不好，但是对于同志的错误要帮助，而不是兜头乱棍。我相信那句话，如果动辄把自己的同志置于死地，这么做的动机就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怀疑。毛泽东同志说过：“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的态度还是采取帮助的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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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这绝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和乐观。赵紫阳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报告，使我们看到一个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的高潮正在到来。随着物质文明的重大突进，必将使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焕然一新，人们将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向前迅猛地飞跑，不论是文艺创作或文艺理论界，都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那是任何人也不能阻挡的。
　　终了，我要说的是，我所以写，是因为我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还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便不再写了。
　　一九八二年一月
　　(《沉重的翅膀》，张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1.10元)
　　①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团结——批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