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歌德与中国现代文学

　　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外国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先生这两句名言便说透了此中道理。今天似乎没太多必要再一般地探讨外来影响是有或没有这个问题，而可以进一步研究研究外来影响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有多大，以及通过了怎样的途径等等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对我国当代的作家、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当不会没有裨益。
　　被鲁迅先生誉为“日耳曼诗宗”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一七四九——一八三二)，是五四乃至本世纪初以来极受我国文学界和读书界推崇的一位外国作家。他对我国现代文学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呢？限于篇幅，本文拟仅就他的三部代表作，即《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与我国一些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少年维特的烦恼》
　　书信体长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歌德早期最杰出的作品；它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不仅对歌德本人的创作，而且对整个德国文学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来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的“维特热”，就反映了它在德国、西欧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非凡影响
　　《维特》传来中国，所引起的反响也同样非常热烈。作家周而复去年写了一首赞烦中德文化交流的七律，其中有“歌德烦恼逐云来”一句，记的就是《维特》当年在我国流传的盛况。蔡元培先生在《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新文化》一文中，谈到外国小说的翻译对我国“起于戊戌”的“文学的革新”的推动，具体举出的第一本书就是《维特》。
　　早在《维特》的中文全译本问世以前，这本“小书”便以其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和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我国一些在国外留学或通晓外文的知识分子。马君武在一九○三年以前就译述了它的一个片断(见《马君武诗稿》)，称它是歌德“绍介社会之最初杰作也”。田汉更将自己与宗白华、郭沫若合著的通信集《三叶集》比作《维特》，并希望能象当年德国青年中兴起过“维特热”一样，在“吾国青年中”也有“Kleeblattfieber(三叶热)大兴”。田汉的比喻不尽贴切，希望也没有变成现实，但却表明了当时象他一样的年青文学家对歌德的这部《维特》是何等崇仰。此外，《三叶集》的三位作者在信中表露的对于文学和诗歌的主张，对于婚姻恋爱问题的看法，对于诗人应抱的宇宙观的理想等等，也都明显地受了歌德尤其是他的《维特》的影响。
　　待到一九二二年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维特热”便迅速席卷了中国：广大青年之“耽读”《维特》竞引起了一些人例如胡秋原的不满(见陈淡如编《歌德论》一书之胡文)；文学界则竞相翻译，继郭译之后又接连出了黄鲁不等的多种译本；一九二八年，上海泰东图书局还印行过一部由《维特》改编的四幕悲剧，题名亦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改编者系自称“确是一个‘维特狂’的青年”的作家曹雪松，为编此剧他可谓做到了煞费苦心。
　　比起上述各点来，更有意义而又尚很少为人注意的是，《维特》还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它的影响，我国于二三十年代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西洋式书信体小说，郭沫若的《落叶》(一九二六)和《喀尔美萝姑娘》(一九二六)，许地山的《无法投递之邮件》(一九二三)，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一九二六)和《一封未寄的信》(一九二六)，王以仁的《流浪》(一九二四)，冰心的《遗书》(一九二三)，王思玷的《几封用S·署名的信》(一九二四)，向培良的《六封信》(一九二五)，潘垂统的《十一封信》(一九二七)以及黄庐隐的《一封信》(一九二四)，《愁情一缕付征鸿》(一九二四)和《或人的悲哀》(一九二四)等等，都是其中较著名的。
　　说上面列举的一些小说受了《维特》影响有以下几点理由：一，它们都产生于郭译《维特》问世后“维特热”在我国大兴的那些年，它们的作者极可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启发，受到了感染；二，它们的形式全为主人公写给某个知己者的信函，恰似一种内心独白(与《维特》基本相同；西欧其它著名书信体小说如英国理查生的《克拉莉沙》和卢梭的《新哀露绮丝》则为几位主人公的相互通信)；三，它们的主人公也跟维特差不多，或是世界上的“飘泊者”，或者失恋者，或者多余人；四，它们的主要情节也多为主人公的不幸际遇，特别是爱情遭遇；五，它们的情调都是低沉哀怨、缠绵悱恻的；六，它们的主题思想多带有批判社会的愤世疾俗倾向；七，它们的结局也往往是主人公的自杀，要不就是绝望的出走，总之都是悲剧。
　　为了把问题谈得更清楚，我们不妨再用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与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作一个简单而具体的比较。
　　庐隐是我国二三十年代一位颇具才华和影响的女作家，文学研究会成员，擅长写小说，尤其是书信体小说。她的《或人的悲哀》作于一九二四年，后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丛刊》第十八种内。全篇主要为主人公亚侠致友人KY(相当于《维特》中的威廉)的书简组成，仅在结尾加了一则“亚侠的表妹附书”，使人想起《维特》中的“编者致读者”；十二月二十五的最后一封信也如维特似的断断续续写了五天；书中也提到一位盲诗人，使人想起《维特》中的荷马。主人公亚侠同维特一样卓有才智，多愁善感，热爱自然，追求个性解放，厌恶社会的虚伪，因此也不容于社会，从日本回来后便绝望轻生，最后投身美丽的西子湖，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把《或人》与《维特》对照起来读，可以发现就连文句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两者仍存在明显差别，如《或人》的篇幅小得多，情节未以爱情为主线，主人公亚侠乃是一位女性等等。但尽管如此，两者的亲缘关系仍一目了然。也许正因此，《或人的悲哀》一问世即为某些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的人士所瞩目，由汤元吉译成德文，与原文对照着连载在《德文月刊》第一卷第四至九期上。要不然在众多的中国小说中，一般很难得译载中国作品的《德文月刊》怎么偏偏选中了《或人的悲哀》呢？须知这篇作品本身影响并不大。再则，或人的德文译名作Ein Menschenleid，意为一个人的痛苦或一个人的烦恼，与《维特》的原名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已有些近似；而在《小说月报丛刊》第十八种后面的版权页上，编者为它译了个英文题名为　The Sorrows of a Certain Youth，意即某一个青年的烦恼，这与《少年维特的烦恼》及其英译名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可就更相近了啊。
　　《维特》对我国二三十年代的书信体小说产生过重大影响，这几乎是肯定的了。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方面表现为推动我国现代小说的一种新样式的探索和发展，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前面列举的书信体小说大多有相当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有几篇是选进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里的；消极方面表现为受《维特》影响的作品情调一般都很低沉，《少年飘泊者》也许算个例外。
　　既已谈到《维特》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关系，下面这件在一些德国汉学家和研究德中文化交流的学者中传为美谈的事就有必要提一提。
　　一九三二年，即在郭译《维特》问世后十年，茅盾就把它写进了长篇小说《子夜》里：一本读得破旧了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夹在书里的枯萎的白玫瑰花——这是女主人公吴少奶奶赠予自己青年时代的恋人雷鸣的定情之物——，先后三次出现在小说第三章、第六章和全书的结尾，对揭露大资本家吴荪甫家庭关系的虚伪，刻画吴少奶奶复杂的心理状态和软弱的性格，都起着画龙点睛的妙用。《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里一块高高耸立的丰碑，在这块碑上刻着《维特》的名字，其意义该说也是不小的。
　　二、《浮士德》
　　《浮士德》是歌德在六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完成的一部长篇诗剧，其中凝聚着作者毕生的经验与智慧，素享“德国人世俗的圣经”、欧洲“现代诗歌的皇冠”、“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历史的总结”、“人类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光明前景的壮丽颂歌”等等美誉，在德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几可说是至高无上的，本身的价值比起《维特》来就高得多了。然而，《浮士德》这部巨著我们在解放前尽管也已有几种译本，但读者对他们的反响却十分寂寥，与《维特》引起的震动简直无法同日而语。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讲即《浮士德》的内涵过于丰富庞杂，涉及的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等方面的背景知识都太多，又缺少我们所习惯的贯穿全篇的明晰的情节，再加上由于客观困难所造成的译本的不够理想等等。但是，《浮士德》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仍然是有的，具体讲就表现在对我们的一些前辈作家和诗人如郭沫若、宗白华、田汉、冯至、梁宗岱等的影响里。在受《浮士德》影响的中国作家中间，它的译者之一的郭沫若最为明显和突出。
　　首先，郭沫若之弃医从文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浮士德》的影响。他在《创造十年》中说：“一九一九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但反对最激烈的便是我的老婆……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至唾弃一切科学。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便是在这个时候。”又说：“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我零碎地开始作《浮士德》的翻译，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象出自我自己的心境。”这两段自白是否可以证明，郭沫若最后下决心走上文学道路与受《浮士德》的影响有关呢？应该说可以。
　　其次，但也非常重要的是，《浮士德》对郭沫若的创作，特别是对他的诗歌创作，诗歌中又特别是对他的代表作《女神》这部作品的创作，影响非常明显。须知，他在宗白华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大量发表新诗，在成为“东方未来的诗人”(宗白华语)的道路上迈出结结实实的步子的年头，正是他开始翻译《浮士德》，对《浮士德》这部史诗性的杰作十分倾倒的时候。他在《三叶集》中写道：“海涅底诗丽而不雄。惠特曼底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能令我满足。”——那么怎样的诗才令他满足呢？看来只有雄而且丽的《浮士德》了。他写道，他“狠想多得哥德底《风光明媚的地方》(即《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一样的诗来痛读，令我口角流沫，声带震断！”
　　后来，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把自己做诗的经过分成三个阶段，明确地称其中第三阶段为歌德式的。他承认：“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在那年的《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仅仅发表了一幕，就是后来收在《女神》里的那一幕，其余的通成了废稿。《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此处没有提到《凤凰涅槃》；但这一雄伟瑰丽、富于寓意、富于哲理、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的诗篇，何尝又没从《浮士德》中得到灵感和启示呢。另外，在《女神之再生》的篇头，还直接引用了《浮士德》全剧结尾的“神秘之群合唱”，并以其中“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一句，点出全篇表达的渴望有一个和平自由的新中国的主题。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女神》是我国新诗的真正开端，歌德通过《浮士德》(当然还有其它诗篇)对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产生的重大影响，当也可看作是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三、《威廉·迈斯特》
　　《威廉·迈斯特》也是歌德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十年才完成的一部巨著，在他个人的创作和德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但由于我国至今尚无完整的译本，它便不象《浮士德》和《维特》那样为人熟知，读过它的人更是极少。尽管如此，《威廉·迈斯特》仍对我国文学乃至政治生活产生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
　　原来在《威廉·迈斯特》这部德国传统的所谓教育小说的上卷《学习时代》里，有一个名叫迷娘的神秘人物，她的故事曲折动人，极富于艺术魅力和浪漫色彩；她所唱那只怀念故土的通常所说的《迷娘歌》，更是哀婉凄恻，感人肺腑。冯至在四十年代撰写的《歌德的<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一文中说：“在全书里，歌德还以另样优美的心情，穿插一个美妙而奇异的故事，那是迷娘与竖琴老人的故事。有几个《学习时代》的读者不被迷娘的形体所迷惑，不被竖琴老人的行动所感动呢？他们的出现那样迷离，他们的死亡那样奇兀，歌德怀着无限的爱和最深的悲哀写出这两个人物，并且让她唱出那样感人的诗歌。仅仅这两个人的故事，已经可以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上品。”
　　就是这个迷娘的故事，也深深吸引和感动了戏剧家田汉。许之乔在他编录的《田汉同志戏剧、电影作品表略》中记载，田汉早在南国社时期便将迷娘的故事改成了一出独幕剧，题名《眉娘》；“九·一八”事变后，《眉娘》又被陈鲤庭、崔嵬等先后中国化和现代化了，变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各地广泛演出的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并由王莹等在美国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和各国外交官演出过，为动员我国民众抗日和争取国际支持起过不小作用。
　　从迷娘的故事到独幕剧《眉娘》再到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这中间虽累经改动，但笔者在把《威廉·迈斯特》的有关章节和《放下你的鞭子》对照比较以后，仍在《放》剧的基本情节中看出了迷娘故事的脉络，在其主要人物身上窥见了迷娘等人的影子——
　　迷娘，一个幼年时被人拐带到德国后流落在一个马戏班里的意大利少女，在《放》剧中演变成了她父亲卖艺汉假称“从苏州买来的”卖唱女子香姐；
　　虐待迷娘、想以迷娘当摇钱树的马戏班班主，演变成了鞭打香姐、想靠香姐挣钱糊口的卖艺汉；
　　富于正义感、挺身庇护迷娘并为其赎身的商人之子威廉·迈斯特，则发展成了具有爱国热诚和阶级觉悟的青年工人，是他从围观的群众中站出来，喝令卖艺汉：“放下你的鞭子！”至于歌德原著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便升华成反抗异族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了。
　　迷娘的故事演变成《放下你的鞭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不见得有多大的意义，但却再生动不过地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学的影响是超越时代和国界的；在各国文学之间，大量存在着相互渗透的明沟暗渠，这些沟渠有时尽管十分曲折细微，却总是畅通无阻的。
　　再有上面讲那首感人至深的《迷娘歌》，经过马君武、郭沫若、梁宗岱等一再翻译介绍，在我国也有一定影响。田汉一九三五年写过一出话剧《回春之曲》，剧中插有一首女主人公梅娘唱的歌，即经聂耳谱曲后至今还被经常演唱的《梅娘曲》。《迷娘歌》和《梅娘曲》，诗题大同小异一目了然；且都是整整齐齐的三节诗，每节七行，仅全诗结尾一句略有变化；情调俱带有不同程度的哀伤；手法一样是女主人公向男主人公直接倾诉情怀；基本内容都是对故乡和往昔的思恋……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么？对其他人也许还可以这么解释；对十分喜爱迷娘的故事并写过《眉娘》这出独幕剧的田汉，恐怕就应该说至少也是受了《迷娘歌》潜移默化的影响了。
　　以上仅就歌德的三部代表作简单地谈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而且时间也只局限在五四至抗战爆发那一段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歌德的其它作品如大量的抒情诗、自传、日记和谈话等对我们就毫无影响；即如打倒“四人帮”后新出版的《歌德谈话录》(朱光潜选译)吧，在文艺界便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人们近年来写文章和发言都常征引它里边的话。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是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对我国现代文学产生过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伟大德国作家。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