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谈翻译

　　一
　　人类的文化总是不断积累发展起来的。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曾经出现过一批号称“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人，他们认为对过去一切时代的文化，应当统统否定，无产阶级要独立地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来。对他们这种愚昧无知，列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青年团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论无产阶级文化》)自然，对于那些从来不读书却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权威”的人，列宁这些教导是毋需理会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历史，在我们国家里居然重演了，其为害之烈，远远超过了苏联当时。粉碎了“四人帮”，经过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申双百方针。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可以说正是广大想看点真正有价值的书的读者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愿这套丛书能陆续刊印下去，更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方针今后能再不受阻挠地不断发扬光大起来。
　　在文化问题上，不但有阶级关系，还有民族关系问题。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也总是要不断互相交流的。我们中国的文化是自古以来就长期独立发展起来的，因而似乎产生了一种排他性，或者象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异族文化容易被我们所“同化”。从汉朝开始传入佛教，以玄奘为代表大量翻译佛经，但在中国能够普遍传播的却是带有浓厚的中国味的禅宗，玄类想大力提倡的法相宗则因为它讲究逻辑和分析，推广不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一九)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已齐始繁荣的天文、数学、医药等科学。在他的影响下，有些士大夫也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了，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李之藻翻译了《名理探》和《寰有铨》，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说。后来学习西方最有成绩的还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一六六二——一七二三)，他不但亲自钻研科学理论，为此下令臣下学习拉丁文，还运用科学理论于实践。他几次“南巡”，实地调查研究和指导，采用科学的办法治理了当时严重危害的黄河水患。但是即使象他那样提倡，科学也并没有在中国扎住根。读书人一心向往的仍是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是只能让下等人去干的。所以雍正就废弃了康熙的科学的措施，到乾隆南巡就完全是游山玩水、吟诗题字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就此一蹶不起。不到一百年时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几乎要被列强瓜分了，一些有志之士才开始觉悟起来，要向西方去寻求真理。严复译《天演论》，让中国人知道了还有个“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道理，觉悟到必须爱国自强起来。但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在顽固派的压力下失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成为统治思想，西方的科学文明原来还是“末”等事。一直到中国共产党寻求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建国以后的历史又反复告诉我们：只要一离开科学，走上迷信的道路，我们就要遭受挫折。
　　我们重提这段历史，如果拿来和其它国家对比一下：俄国彼得大帝在位并实行改革的时期是一六八二至一七二五年，刚好与康熙同时；日本的明治天皇在位实行维新是一八五二至一九一二年，也差不多与光绪在位推行戊戌变法同时。如果那两段时期，不是由于封建传统力量扼杀了我们接受西方的科学，那么，中国的历史以至世界的面貌，现在又将是怎样的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倒转的，但如果对这段历史不作点深入的研究，不去认真吸取一些真正有益的教训，我们不是又太蠢了吗！？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真正革命的变革。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是一门科学，任何科学的理论总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必然要吸收以前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才能产生出来。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而这种历史条件又是在欧洲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起来的。民族自卑感必须反对，西方中心论也应该批判，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实总还是应该承认，那就是：欧洲从古代希腊开始，除了中世纪宗教统治的黑暗时期外，有一个比较重视科学的传统，科学家、有知识的人在社会上受到尊重。正是因为这样，科学的理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西方比较容易产生，也比较容易开花结果。现在有些同志提倡研究比较哲学史、比较思想史，如果要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我觉得积三四百年的实践教训，应该承认：在坚持科学精神方面，我们是不如他们的；如果再不在这方面迎头赶上去，是会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业的。
　　我们所有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正好象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刚开始起步，各方面都显得不够，亟需加强。对西方学术的研究，也是这样。现在能被称为“世界学术名著”的，当然也有东方的著作，但大多数还是西方的著作，现在这套丛书也是这样选编的。(至于我们应该重视研究自己的名著，以及从西方人看来，许多中国古籍也是世界名著，我这里就不用谈了。)所以这套丛书的出版，就上述意义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从严复算起，将近一百年，我们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世界学术名著。全国解放以后，除了大力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外，重点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所以现在能够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出版说明》中讲到：三十年来，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已经不下三百余种。这个数字，就我所知，确实是花了商务印书馆同志们极大的力量的；但就社会需要来说，这个数目实在是少得可怜。单说西方能够称为学术名著的，我想至少也有几千种；如果以现在这样的速度，每年平均十部，那要几百年才能大体出版齐全呢？世界上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十分注意翻译世界学术名著，在一国以内，同一种书往往翻译出版好几种译本。我们的近邻日本最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别国出一本重要著作，他们往往很快就有译本。在这方面，我们实在太落后了。直到现在，就哲学方面说，连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样起过重要影响的著作，还只有解放前的文言文译本，拿不出可读的现代文的翻译来。这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也实在太不相称了。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学术名著翻译的组织、编辑、印刷、出版和发行工作，在这些方面目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已有些行家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二
　　这里只想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中对学术名著的翻译工作太不够重视了。
　　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小会上，有一位学术界的老前辈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翻译名著并不重要，因为读这些书的只是研究工作者，而作研究工作便必须读外文原著，译本是靠不住的。这意见作为一种理想——研究者必须读原著——是不错的，但我总觉得有点脱离现在中国的实际。说到外国原文，单是欧洲就有英、法、德、俄、意……直到古代的希腊、拉丁文，中国能有几人全读得懂的？而且正是现在成为研究骨干的这一代人，要看到当他们正好学习外文的时候，恰好遇着“大批资产阶级”，学外文也成为“走白专道路”的一条罪状。还有，我听到许多同志抱怨：现在除了北京、上海和几所著名的大学以外，要想找本外文的学术名著书籍真不容易，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不要说找希腊文和德文的原文书，连要找本在国外很普通的英文译本都很困难。我们看到现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许多学术论文中，引用的材料很多出自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以及其它为数可怜的几本已经翻译过来的哲学名著(连买这些中文译本都得托关系、走后门，好容易才能得到一本)。由这些事实可见：翻译和出版学术名著的工作决非不重要，它实在是我们现在开展研究工作、提高研究水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更何况这类名著，不仅是专门的研究工作者要读，现在还有日益众多的理论爱好者，为了探索问题，扩大知识面，丰富精神生活，也都迫切需要这一类读物。
　　此外，社会上还流行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翻译学术名著也象翻译平常的一条新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那样，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懂得一点外文，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干。因此，在一些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里，当评定学术成果、考核成绩、评定职衔、　　　　　　　　　　　　　　　　　　　　提升级别时，总是首先和主要考虑他有什么研究著作，即使是在“报屁股”上发表过的一篇小补白也可以算上；而对他从事的翻译学术名著的工作，却是看作第二流的，甚至认为不入流，根本不予考虑。出版社付给学术名著翻译的稿酬，还没有写一本通俗读物的稿酬高。甚至出版译本的时候，在封面上还不能写上译者的名字，一直到这套丛书的出版，还是如此。为什么不能让读者一见就知道这是谁人的译本呢？我曾在有些场合为这些翻译工作者鸣过不平，现在想借此机会谈点浅见。
　　无论翻译那一种学术著作，不但要有一定的外文水平，还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这是一般的共同的要求。但是如果要翻译学术名著，也只提这样的要求，未免是太低了。学术名著，既然被称为“名著”，它必然具备有独创的有价值的理论见解，许多思想家还有他自己独特的名词术语、思维逻辑以至文字风格。这些，如果没有经过深入的研究，那是一定翻译不好的。正象翻译一本文学名著，要将作家原来的风格文采也能翻译出来，译者必须自己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一样，一个比较好的学术名著翻译者，他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术研究者。还有，既然已被公认为一本世界学术名著，必然已经有许多人对它作过反复的研究，从而产生过许多互不相同的理解和解释，甚至还因此产生过不同的学派。一个好的翻译者，不仅要知道这些争论的问题所在，而且要能在不同的意见中作出选择，提出自己的见解，表明自己对原著是怎样理解和解释的。听说，现在的电子计算机已经可以做翻译工作了，将这一种文字的作品送进去，它可以很快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出来。也许我的思想保守，但是我总不相信，一本学术名著也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来翻译而仍不失为一本学术名著。
　　我这里所提的翻译要求，可能也只是一种理想，现在能达到这样要求的翻译恐怕还是极少；但是我想至少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以此作为理想，不断地提高翻译的水平。
　　严几道对于翻译，曾提出过三个字的要求：信、达、雅。一部好的翻译作品，首先必须能够忠实地表达原著的思想、逻辑、精神和风格。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理由已如上述。至于要将学术名著翻译过来，让一般中国人能够看懂(“达”)，至少也是同样困难的。语言文字是表达思维内容的形式，可是，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也会影响思维内容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所创造的形式逻辑的几格，是不会在中国产生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文字中，不象西方那样，将单数和复数区别开来的。实际上，由于不断翻译介绍外来的思想，我们现在的思想和语言文字中，已经增添了不少新东西，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了。比如“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概念，四十年前在国内能够理解的人恐怕还很少，而现在却是一般的初中学生都能运用自如了。这就是文化交流促使文化发展的结果。最近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我将罗斯(W.D.Ross)的英文译本和一九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向达先生的中文译本对照读了一部分。向先生的译文还经汤用彤先生润色，他们两位都是我极为尊敬的老师。从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想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保存并表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是用文言文翻译的，连一些术语名词也尽可能利用中国哲学原有的术语名词；文字琅琅可读，摆在当时的文言文章中，确是一篇佳作，完全达到“雅”的要求。但是，要想从这里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特色——精密的逻辑分析和严格的论证，就非常困难了，因为中国的古文中恰恰比较缺少这一些方面。鲁迅的翻译曾被新月社攻击为“硬译”，现在看来，翻译学术名著确实也非硬译不可，但硬译而又要让人能够看懂，至少要使具有一定基础知识的人能够看得懂(象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样的书，如果没有哲学史的基础知识，当然是无法读懂的)，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现在的这套丛书中，没有选进完全文言文的译本，许多译者尽力在“信”和“达”字上化了功夫，当然所得的效果各书有程度的不同，这就显出译者功夫的高低了。
　　我也曾试着做点翻译，但最后得出个结论：译书比写书更难。说出来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写书的时候，遇到难点，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我还可以绕过去避而不谈；而译书的时候，即使是一个词、一个典故、一条注释，不懂就是不懂，如果不到处查书请教，就无法下笔。所以我对于这些名著的翻译者(其中有些本来就是我可敬的师友)是十分钦佩的。许多学识丰富的老专家，几十年来埋着头孜孜不倦地为我们开辟研究的道路，理应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又培养了下一代，可惜的是现在的中年学者(更别提青年学者了)中能够胜任翻译学术名著的人实在太少了，和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量相比，真正是太不够了。但是这个问题现在似乎也还没有人加以关注。
　　我希望：商务印书馆这套丛书能够一年年编印下去，由此带来社会有关方面对这项翻译工作的重视，以及对培养这方面翻译人才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