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访洛布莱斯

　　一张小小的名片，上面印着“艾玛吕埃勒·洛布莱斯。龚古尔学院院士”这样两行字，一位朋友把它交给我说：“这是洛布莱斯先生要我转告给您的，他说，会见不一定通过外交部文化司的安排，您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约一个时间到他家去作客。”我看名片的左角，写着这位作家在巴黎的住址和他家的电话号码，字迹苍劲，显然出自作家自己的手笔。
　　巴黎的作家和学者颇喜欢讲究身份、礼仪和方式，他们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往往都不对外公开，初次会见一定要通过有关方面的安排。洛布莱斯的这张名片却打破了这类陈规，带给我一种不拘繁文缛节、不保持某种距离的亲切气息。对我来说，洛布莱斯先生也的确是法国作家中颇使我感到亲切的一个，其中有这样的缘由：
　　一九七九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一位老同学，前来北京为他们的大型文艺刊物《新苑》的创刊号组稿，要我一定为他们翻译一篇法国文学作品，他们的标准是：有思想教育意义、适于在中国介绍、艺术性较好、能吸引读者、最好是名作家名作品而又是第一次在中国译介，等等。我当时实在太忙，只好表示力不从心，但是答应为他物色译稿。正巧得知洛布莱斯的中篇小说《四月的人》，已经由金德全君译了出来，只不过当时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正在经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金君还把它压在抽屉里。
　　《四月的人》写一组西方旅游者作环球旅行，其中一个法国青年画家在日本与一个纯洁的少女邂逅相遇，他爱上了这个日本女子，坚决拒绝和摆脱了旅游团中一个艳冶少妇的追求，虽然这个少妇就是承担他画作的展出和销售的经纪人，几乎可以决定他的命运。小说写的虽然是一个爱情故事，但那个画家的选择和心境，却表现了一种觉醒，一种对西方世界、对巴黎那种充满官能享乐的生活方式的舍弃和对正常、合理、健康、清新的生活的追求，而作家的批判态度正是蕴含在这个画家的舍弃之中。当时在我看来，这样一部作品当然符合我们的“有思想教育意义”的标准，而且，它对世界风光，特别是对东方景物出色的描绘、它所展示的一幅幅旅游生活的图景，也可以向中国读者提供一些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识，用人们常用的术语来说，也“具有认识价值”，更何况，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还以明显的友好的态度谈到了新中国，虽然，作者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机会到过这个国家。
　　《四月的人》在《新苑》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编辑同志还请了美术家为它作了插图。这是洛布莱斯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
　　而后，《蒙塞拉》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演的时候，我又看了它的彩排。这个剧一开始就展现了巨大的历史题材和紧张的戏剧矛盾，那是十九世纪西班牙对墨西哥进行殖民统治时期的一个动人的故事：被西班牙殖民军追捕的一位革命领袖，受到了殖民军中的军官蒙塞拉的掩护，戏剧矛盾开始是在殖民军头目与这位革命军官之间展开的，头目发现了蒙塞拉的革命行动后就逮捕了他，为了使他招出革命领袖的下落，又在街上任意抓了六个平民百姓，把他们关押在一起，利用蒙塞拉对人民的感情，故意每隔一小时就处决一人，以此作为逼供的手段。这六个人，有其婴儿在家待哺的母亲，有艰难地维持数口之家生计的工人，有刚结婚不久、迷恋着自己年轻妻子的商人，有像春天一样充满活力的少女，有贫贱的社会下层的青年，还有一直受着人们崇拜的名演员。他们都有自己的爱、自己的生活、自己迫切需要去办的事情，然而，他们突然失去了自由，他们的一切、他们的命运都要取决于蒙塞拉这个青年军官是否招出革命领袖的下落。于是，舞台上就出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这位青年军官忠于革命事业、保卫革命领袖的决心的矛盾，当然，还有殖民军头目与这六个平民百姓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等等……作者以极大的才能熟练地把这些矛盾缠在一起，开展复杂多变的戏剧冲突，并且把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蒙塞拉的内心痛苦之上，要让他在对六个平民百姓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对革命领袖的忠诚上作出抉择，最后，作者让他选择了后者，在他眼见了六个百姓因为他的坚毅而被处决后，自己也壮烈地牺牲了。而那位革命领袖脱险后，又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使得为自己作出过牺牲的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
　　洛布莱斯在剧中提出的问题，在我读这个剧本的时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惊奇于一个法国当代作家竟能在自己的剧作中表现如此高昂的热情和超脱于一般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见解。我觉得他在思想上也许是最接近中国的一个外国作家了。在中国，蒙塞拉式的抉择正是一种具有一种典范性的行为，不少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里，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待国家利益、革命事业问题上，其思想方式和处理态度，正是与蒙塞拉相近或相似的。
　　由于以上的原因，在见到洛布莱斯先生之前，我早就感到他和中国的亲近。
　　出了地下铁道，果然如洛布莱斯先生所转告的，街心公园有一只巨大的犀牛塑像，我们按照洛布莱斯所告诉的方向，没有费多大的功夫就在复杂的街道里找到了他的住所。这是一幢新式的公寓，不像巴黎大多数古旧的楼房那样老气横秋，但电梯却极为狭小，远不如旧式房屋里的楼梯那么宽敞。
　　洛布莱斯先生热情地把我们接进宽大的客厅。他身材矮壮，具有水手般强健的体格，头已经秃了，两只大眼睛里显出学者般的智睿。他整齐地着深色西装，显然是准备作一次正式的会见。
　　他忙着替我们泡茉莉花茶，并告诉我们这些花茶是他去年访问中国时带回来的，那是他第一次去到中国。于是，谈话自然就从他的作品在中国受到的欢迎谈起。我先谈了《四月的人》和《蒙塞拉》在中国受欢迎的情况，谈了我所认为的他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他亲切的态度使我讲话比较随便：“思想感情上的接近，您作品中形象的清晰和鲜明以及您现实主义艺术的风格和才能，已经使您在中国居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如果和其他法国当代作家比较的话。”
　　他当然对《蒙塞拉》一剧在中国的成功感到很高兴，他知道此剧曾获六个奖，他还看到过报纸上所发表的一则消息，称该剧在北京上演两个半月一直满座，他笑着说：“我以为这是最好的评论”，接着，他顺便谈到他仅有的两个剧本中的另一个《真理消亡了吗》，他说，这两个剧本是相辅相成的，《蒙塞拉》是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真理消亡了吗》则是写法国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两个剧本所针对的现实都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洛布莱斯这些话虽然只是顺便谈及，却自然使我想起他的经历和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法裔家庭，父亲早亡，母亲是一个贫苦的洗衣工人，他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他艰苦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直到大学毕业。而后，他从事过各种职业，包括当过水手，因此，他的经历自然使他成为一个思想激进、反对一切社会不正义、反对殖民主义包括阿尔及利亚战争而赞助一切进步正义事业的作家。在法国当代文学家中，无疑他要算是一贯保持了自己进步思想倾向的少数者之一了。
　　接着，他谈到了他其他的创作，他的文学作品至今已有二十四种，其中有二十一种已译成了二十三种不同的文字在外国出版。他把我们引到了一个大玻璃书橱前，里面放着他的小说作品的各种译本，他拿出来几本，告诉我们，其中《这就叫做黎明》是他小说中被译成最多种语言的一部，已有十四种文字的译本，当然，我们很清楚，洛布莱斯先生的这部代表作还没有译成中文。我对此向他表示了遗憾，并且告诉他，在他两部作品已在中国获得成功之“锦”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已有再添一朵“花”的计划一一即将编选翻译一部《洛布莱斯作品选》，《这就叫做黎明》即将收入该集。他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是以一种少年人的坦率和天真，叫了一声：“好哇”！而又以一种幽默的似乎是自我讽嘲的态度笑了笑。我很理解这种坦率的高兴，因为它表现了一个脑力劳动者对自己成果的珍视。
　　洛布莱斯不仅是一个思想倾向进步并已有重大成就的作家，而且也是法国文学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家，他是龚古尔学院的十名院士之一，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就是由这个学院颁发的。面对着一位院士，我觉得很难有这样好的机会可以了解龚古尔学院的情况，于是，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想到健谈的洛布莱斯先生一定要从龚古尔学院的ABC谈起：
　　十九世纪下半期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龚古尔留下了一笔很大的遗产，可是后继无人。一八九六年，爱德蒙·龚古尔逝世后，这笔巨款的利息就用来资助文学家的创作活动。当爱德蒙·龚古尔在世时，围绕着他就有一个由文学家组成的小圈子，这就是龚古尔学院的雏形。这个学院由十名院士组成，“与法兰西学士院不同，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不一定是文学家，四十名院士中，文学家不到十人，而我们龚古尔学院的院士，必须是文学家，因此，龚古尔学院实际上是法国最重要的一个纯文学性的机构”，洛布莱斯先生这样强调说。
　　据我所知，龚古尔奖金每年一度正式颁发是从一九○三年开始的，对象是青年作家。从那时起，每当龚古尔学院在巴黎的德鲁昂饭店进行一次传统性的午餐之后，就宣布得奖的作家作品。我对这类细节很感兴趣，特别是学院的工作方式，我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对此，洛布莱斯先生作了详细的介绍。
　　从一九七四年起，龚古尔学院除正式院士外，还在法语区如瑞士、比利时、加拿大设有通讯院士，候选的作品，一部分是由每个法语区的联系人提名的，另一部分是由作者直接投稿，以今年来说，约有一百九十本小说候选，这些小说的样本，每个院士均得一本，说着，他指着墙角的一大堆书，告诉我们，那些就是今年的候选作品，我打量了一下，书堆足有一张桌子那么高、那么大，远看去，就象一张书桌。“院士们要对这些小说认真负责地加以阅读，先淘汰不符合龚古尔学院趣味的先锋派的作品以及那些色情的、庸俗无聊的作品，院士们每月集会一次共进午餐，对候选作品加以评论，每午餐一次，就淘汰一批，到年中五、六月份时，只剩下二三十本，到九月的时候，剩下十五本左右，到十月份，只剩十来本……最后，就在两三本作品中进行投票”。“院士们之间是否有激烈的争论和相执不下的情况呢”？说实话，我多少有点明知故问，因为，一部作品之获奖总是经过激烈争论的，甚至在这争论的背后，还有各个出版社的矛盾和竞争，这在巴黎已是公开的秘密。“当然有。不过，我们十个人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的讨论和争议都是在友谊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最后剩下两部作品各有数目相等的支持者，则按规矩由龚古尔学院的主席最后作决定性的投票，因为作为主席，他一个人拥有两票。”
　　“投票决定后，就颁发奖金，龚古尔文学奖在很早的过去就规定为五百个金法郎，而由于币制的不断变化，今天就只是五十法郎了，纯粹是一种荣耀和精神奖励”，说到这里，洛布莱斯先生笑了，我们也笑了。龚古尔文学奖只有五十法郎，这是我早就听说的，到了巴黎，就更搞清楚五十法郎意味着什么？它相当于中国的人民币十几元，在巴黎，按十一月的物价，可以买一束漂亮的鲜花，或者可以在咖啡馆喝二十五杯咖啡，杯子只有中国的小酒盅那样小，而且还得站在柜台前喝，如果你坐在它门外的椅子上喝，则不到二十杯，如果你坐在门里的雅座上喝，那就只能喝上十来杯了；或者也可以买到不到十块三明治充饥；或者也可以到餐馆里去吃一顿便饭，那可得是名符其实的便饭，绝不能点好菜和名酒……
　　“但是，一部作品一旦得奖，声誉就倍增，印刷量可以达到五十万册，有时甚至超过六十万册以上，这倒可以给作者带来相当可观的版税”，洛布莱斯先生补充了一点有关文学的“经济规律”的问题，实际上也道出了各候选作品后面所隐藏着的各个出版社的利益冲突。除此以外，洛布莱斯先生还介绍了龚古尔学院每年所颁发的三种奖学金，即小说奖学金、自传作品奖学金和历史奖学金，分别在尼斯、南锡和特洛依克斯三个城市颁发，数额大得多，为五万法郎，只以穷作家为对象。
　　洛布莱斯先生详细地介绍以上情况的时候，我清楚地感觉到他是为了说明龚古尔学院在奖励作家、资助作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那末，龚古尔学院在代表某种文学潮流方面的重要性何在呢？龚古尔学院是否把除了现代派或先锋派文学以外的法国当代文学都视为它评判、推动、促进的对象呢？也就是说，龚古尔学院所代表和所提倡的文学倾向是否构成了法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潮流呢？就我过去对一些龚古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品的了解，我认为当代法国文学并不如我们国内一些人所以为的那样，遍地都是现代派的作品，事实上，按传统的创作方法进行写作的作家，从数量上来说，仍居多数，如果不可能作全面的调查的话，至少以整个七十年代中的获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就可以为证。
　　“是的，正如您所说，从大的范畴来说，法国当前的文学，除了先锋派的文学作品以及侦探小说、色情作品等非文学性的作品以外，基本上都属于龚古尔学院所提倡的文学的范围，我们忠于龚古尔兄弟的态度，每年只给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发奖”。
　　谈话到这里，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因为涉及到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巴尔扎克、左拉、龚古尔这一系列复杂的文学史问题。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听听洛布莱斯先生对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两者之间的界线的看法，他的回答显然和我的理解不同：
　　“这两者之间没有界线，没有区别，只不过到了左拉，才开始提出自然主义这个名词而已”。“应该说还是有区别的，自然主义除了提倡实录式的繁细的描写外，还从生理的角度去理解人和描写人，现实主义就并不如此”，我这样想着，但并没有发言。
　　洛布莱斯继续说下去：“龚古尔学院只是按现实主义即自然主义的标准去评判作品，而不问政治倾向和哲学见解，当然，对于政治上极右的作品，我们是抵制的”。他说的是真话，众所周知，在龚古尔学院所团结的文学队伍中，有不少人被认为是“左派”，如果讲得简单化一点的话，龚古尔学院在法国是以左而闻名的。洛布莱斯先生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学院就曾邀请过社会党的密特朗先生参加他们的仪式，而密特朗先生在法国被认为是为社会的中下层谋利益的，因此，他当选的那天晚上，巴黎的街头充满了狂欢的人群。
　　为了使得洛布莱斯先生对龚古尔学院所代表的文学潮流的思想特点和艺术方法发表更多一些意见，我又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龚古尔学院所团结的一批作家来说，法国当前哪些社会问题更引起他们的注意，更激起他们的创作冲动，使他们在自己的创作里作出一些什么回答？
　　“比较多的是爱情问题，写一对情人的感情和生活的小说占很大的比重，这些爱情故事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问题，表现了当代法国青年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除了爱情小说以外，再就是社会小说，这些小说写到了失业的痛苦、金钱的作用、年老一代与青年人之间的代沟、家庭与道德问题，等等”。洛布莱斯认为这是法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在题材上的两大类别，此外，他又指出，还有战争小说和风俗小说，至于泛滥书市、据称“也反映了现实的”侦探惊险小说，对不起，他没有列入龚古尔学院所代表的潮流。他的概括使我想起了十多年来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情况，这里有写农民艰苦生活的《马鄂的雀鹰》(一九七二年)、有写失业工人生活的《约翰·地狱》(一九七七年)、有写城市贫民生活的《自己面前的生活》(一九七五年)、有写妇女悲惨经历的《花边女工》(一九七四年)，等等，倒的确在相当的程度上构成了当代法国生活真实的图景。“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并没有死亡，只不过还没有产生二十世纪的巴尔扎克与左拉”，这是我一边听着洛布莱斯先生的讲述，一边联想而得出的感想。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照洛布莱斯先生的看法，当今龚古尔学院所代表的文学潮流，在艺术描写的方法上比起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有些什么新成份、新发展。
　　“的确有些新的发展。二十世纪的自然主义因为电影的发展而和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有所不同。在十九世纪，从巴尔扎克到左拉，都很重视细节描写，有时写得很烦琐。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电影和电视很普遍，人们可以从那里看到种种具体的形象，因此，再也不愿意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接受烦琐的细节描写，这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自然主义的文学描写，当今的作家写一个对象的时候，描绘性的文字往往不会超过三行”。他没有再谈下去，似乎觉得这一回答已经很充分了。
　　“我想，对潜意识有更充分的描写，这也要算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对于写实文学也不会例外”，我接着他作了一点补充，按我的理解，心理学的发展、弗洛依德学说的出现和影响，使得二十世纪文学在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方面，比过去时代显然更深更细，既然弗洛依德学说和心理学研究并非是一种臆说，而是一定程度上对人类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认识，写实文学当然可以参考这种认识体系去扩大和深化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描写。
　　“是这样的。普鲁斯特就是龚古尔奖金的获得者，龚古尔学院所代表的文学潮流中，就有普鲁斯特派”。洛布莱斯先生说话时的语气和笑容，似乎有这样的意味：龚古尔文学传统是无所不包的。他说的普鲁斯特就是长篇小说《忆华年》的作者，他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文学中最早描写潜意识、意识流的大师。
　　他提到普鲁斯特，我想起了卡夫卡，这个作家把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与整个现实图景的荒诞性结合得那样奇妙，以至在二十世纪文学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我想听听洛布莱斯作为龚古尔学院艺术标准的掌握者的看法：
　　“那末荒诞性在您所说的这个文学潮流中占什么地位”？
　　他作了一个否定的答复，他认为荒诞性只是一种哲学见解，而与艺术描写无关，他以加缪为例，在加缪的作品里，荒诞性只是作家对现实的一种概括，而没有构成艺术描写的一部分。接着，他谈到他与加缪的友谊，谈到加缪的传统后继无人，学加缪的人，往往只停留在加缪的文体上，而没有继承他的思想，即荒诞性。
　　明亮的客厅这时已经昏暗，窗外的天色也已成为深灰。热烈的交谈使我们忘记了时间，我们在这里呆了足有两个钟头以上了。
　　我赶紧结束了“实质性”的谈话，问问他的创作计划，他说他正在写一部小说，还准备写回忆录，另外还有两个电视剧和一个电影剧本要完成。他的工作量、他宏亮的声音和有力的手势，使我觉得他似乎也有巴尔扎克式的精力。我问他写一本小说，就以《这就叫做黎明》来说吧，需要多久的时间，他说，写这本书，他用了一年，但现在，“出于理智的原因，只是每两年才出版一本书”，他笑着说。我理解他说的是，作家不宜太多产速成，否则出不了好的作品。
　　最后，摄影留念的时候，他让我选择角度，我特别选了两个背景，一个是那装满了他作品的各种译本的书橱，再一个是龚古尔学院要他阅读评判的那一大堆书。
　　“为了反映您的真实”，我向他这样解释了我为什么作了这两个选择。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