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伊丽莎白·毕晓普：诗歌与旅行

　　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二十世纪美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在波士顿的海滨寓所里溘然长逝，结束了她浪迹天涯的一生。三年后，毕晓普的诗歌全集即在纽约和伦敦两地同时面世，而纽约派诗人领袖弗兰克·奥哈拉的诗歌全集则要在他死后三十年才得以出版。这并不是暗示毕晓普当时的诗歌地位有多高，而是说明她的写作数量实在太少了，收集起来比较容易。在这个意义上，毕晓普很像她欣赏的英国诗人吉拉尔德·霍普金斯。
　　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毕晓普紧随着新英格兰一场罕见的暴风雪降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第二大城市伍斯特，当年身患阵发性抑郁症的父亲就病故了，母亲随后进了精神病院。虽然祖父拥有万贯家产，包括美国最大的一家建筑公司，毕晓普却是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外祖母和波士顿的姨母轮流抚养下长大，她从哈得逊河畔的瓦萨女子学院毕业后，即开始了一生的漫游和流浪，先后在纽约、基韦斯特、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和波士顿定居。或许是出于天性，二十岁刚过的毕晓普就适应了迁移的生活，她在《地图》一诗中写道：
　　地理学并无任何偏爱，
　　北方和南方离得一样近。
　　这首诗被置于毕晓普多种诗集的开头。令诗人终生着迷的是地理和旅行，而不是历史。她曾数十次在加拿大、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南来北往，或者横渡大西洋去欧洲。毕晓普每一部诗集的名字，《北方和南方》、《旅行问题》和《地理之三》都与旅行有关，这不能说只是一种巧合。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毕晓普干脆定居巴西，先后长达十八年，她在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和两座山区小镇佩德罗波利斯、欧罗·普莱托生活、写作，度过了自认为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她和她的巴西情人洛卡居住过的房子如今已成为各国游客观光的景点(这使人想到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和他的塔希提岛)。
　　毕晓普的诗歌既接受了从赫伯特·里德到威廉·华兹华斯的抒情传统，又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营养，她在大学时期就结识了T.S.艾略特和玛丽安娜·莫尔，和莫尔的友谊更被传为文坛佳话。两个年纪相差二十多岁的女人虽然在性格、诗风、地位和生活态度诸方面截然有别，却在第一次晤面时意味相投，她们对怪癖、样式奇特的事物有着共同的爱好，两人都喜欢逛动物园，看马戏表演，了解文身的知识。毕晓普十分重视客观事物，这使人联想起那些优秀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也使她接近华莱士·斯蒂文斯，但两者的出发点不同，毕晓普更为朴素、谦逊和好奇，这一点倒与罗伯特·弗罗斯特一致，她的敏捷、仁慈和准确无误使她的诗歌既快乐又蒙上一层不可言说的哀伤。
　　毕晓普的诗歌通常开始于观察，无论对一种生物、一处风景还是日常生活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方面的导师是查尔斯·达尔文，她曾到伦敦郊外和太平洋的科隆群岛寻访生物学家的踪迹。毕晓普用一种安详的笔触获得了自然的话语和声调，喜欢细节描写是她的天性。兰德·贾雷尔曾说，“她的诗写在这句话的底下，我都看见了”。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舌头的管辖》里称赞她是最缄默和文雅的诗人，说她通常把自己局限于一种调子，而不会去干扰陌生人在一座海滨酒店用早餐时那种谨慎的低声谈话。
　　毕晓普的诗歌构思严谨，表面上传统，却能产生令人惶惑的奇特效果，莫尔小姐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闪烁无定的随意”，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在《批评的激情》中称之为“幻想的现实主义”，他认为毕晓普身上具有波德莱尔热爱的品质——反常，还说她的眼睛是一位奇思异想的画家的眼睛。罗伯特·洛厄尔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也赞扬说：“毕晓普找到了一个世界，她很少写没有探索意义的诗。”这是毕晓普写作较慢的原因之一，她总是把诗稿钉在墙上，然后填进更合适的文字，洛厄尔将这段轶事写进了他的诗歌《随笔》：
　　你是否仍将词句挂在空中十年也不完美？
　　毕晓普的目的是对平凡琐事不断进行超现实的探索，使它们在清醒的世界变得不真实，从而取得意味深长的寓言般的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毕晓普依赖的是一种强烈的音乐节奏、复杂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她的诗歌中呈现出来的某种男性气质使得大多数女诗人望尘莫及。洛厄尔常在波士顿大学的写作课上提到毕晓普的作品，可他的两位高足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似乎不为所动，惟有五十年代出生的尤莉·格雷厄姆和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例外。据洛厄尔的一名学生回忆，他曾把毕晓普列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四位女诗人之一，想必指的是英语世界，那么另外三位是谁呢？布朗宁夫人，爱米莉·狄金森、伊迪丝·西特韦尔或者玛丽安娜·莫尔？
　　与诗歌中的节制和精确截然相反，毕晓普的私生活放浪无羁，她的机智、幽默、恰到好处的愤世嫉俗和脉脉含情非常诱人。毕晓普和狄金森、莫尔一样终生未嫁，却不像她们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她一直把生活看得比写作重要。毕晓普有过五位同性恋伴侣，其中两位比她年轻近三十岁，另有两位情人为她自杀，但她厌恶爱伦·金斯堡那样的宣泄狂；她是位病理学上的酒徒，同时是个出色的厨师，其他家务则由女友操持。毕晓普和小她六岁的洛厄尔毕生相爱，却充分意识到两个诗人在一起生活的后果，这一点她比普拉斯明智，后者因为与英国诗人特德·休斯的婚姻破裂导致精神崩溃。
　　毕晓普的诗歌和小说大多在《纽约客》上刊登过，这家杂志和她签有长期的首选合约。虽然她的诗歌全集只有两百来页，却得到了数十项形形色色的奖励和荣誉，其中《北方和南方：一个寒冷的春天》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一九五六)，《诗合集》获得全国图书奖(一九七○)，《地理之三》获得全国图书批评家奖(一九七七)。她的小说(还有翻译)是她的诗歌的有益补充，代表作《在村庄里》曾获得《党派评论》小说奖。此外，毕晓普担任过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还获得Neustadt国际文学奖，巴西总统勋章和美、加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晚年，毕晓普当选为美国文学和艺术学院院士，出于谋生的需要，她返回故乡马萨诸塞，在哈佛大学教书。
　　毕晓普以罕见的意志力为我们的时代奉献出一首首美妙的诗歌，她的幻想翱翔在现实和超现实之间的天空，每一次写作都意味着冒险和付出代价。毕晓普的早期作品《人蛾》包含了一整个新的世界，她从中分享到一种深度的逃避：
　　若你逮住他
举起手电照他的眼睛。里面全是黑瞳仁，/自成一个夜晚，他瞪着你看，那毛刺的/天边紧缩，而后闭上双目。从他的眼睑里/滴出一颗泪，他仅有的财产，像蜜蜂的刺。/他隐秘地用手掌接住，如果你没有留意/他会吞下它。但如果你发现了，就交给你，/清凉宜人犹如地下的泉水，纯净可饮。
只要对毕晓普的身世有所了解，就不难发现，诗人的生活是如何被不幸的童年和严重的哮喘病所困扰。不过，正如她回复年轻的安妮·塞克斯顿信中所坦言的，“尽管我拥有‘不幸的童年’这份奖品，它哀伤得几乎可以收进教科书，但不要以为我沉溺其中”。
　　法国数学家、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认为，“几乎所有灾难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屋子里”。这句话曾经被他的同胞诗人查理·波德莱尔引用致散文集《巴黎的忧郁》里面，但毕晓普不以为然，“帕斯卡尔或许不完全正确”。对毕晓普来说，一张地图可以提供给她一次完整的神游经验：
　　我们能够抚摸这些迷人的海湾，
　　在玻璃镜下面看上去快要开花了，
　　又像是一只笼盛放着不可见的鱼。
　　然而，毕晓普最初的旅行或迁移并不令人愉快，六岁那年，祖父母亲自到新斯科舍接她回美国，在返回马萨诸塞的火车上，她感觉自己像是被绑架似的。当她开始在伍斯特上小学，每逢要向星条旗举手敬礼时，总觉得自己背叛了加拿大。从被迫迁移到喜欢流浪、漂泊的生活，诗歌无疑起了关键作用，反过来，旅行也是她写作的主要源泉。事实上，诗歌和旅行成了她解脱痛苦最好的精神避难所，她的写作题材也因此变得广泛多样。毕晓普的一生，由于疾病、酗酒和情场失意等原因造成了写作的迟缓，旅行越来越成为她的一种需要，她生命的一部分，在那首描写鲁宾逊的长诗《英格兰的克鲁索》中，她孑然一身，萍踪无定地进行探索：
　　是因为缺乏想像力才使我们离家远行，来到这个梦一样的地方？
对大多数诗人和普通人来说，旅行只是一种爱好和愿望，惟有毕晓普倾其毕生心血，记录她旅行的所见所闻，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整个二十世纪，或许只有波兰出生的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可以与之媲美。记得在一架国际航班上，一位法国海员曾经提醒我，康拉德是全世界被水手们阅读得最多的作家。
　　有一年夏天，毕晓普主动要求和洛卡的一位朋友结伴去游亚马逊河，起初那位朋友颇有顾虑，担心诗人摇摆不定的情绪，没想到出发以后她就换了个样，变得那样随和，容易相处，毫无疑问，大自然唤起了她的童心，旅行使她的灵魂得以安逸。还有一次，小说家阿尔都斯·赫胥黎夫妇来访，在毕晓普眼里，这位慈祥的英国老头把自己束缚在渊博的知识里，他想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却未必能够奏效；然而，他的小说对地理的依赖却让诗人获得共鸣，在一番深入的交谈之后，她决定抽出几个星期的时间，陪伴客人游览巴西西部的印第安人居住区。
　　直到因脑动脉瘤破裂猝死那年，毕晓普仍身体力行地倘佯在自然中，或许是考虑到总有一天自己会走不动，诗人对最后一个家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以便足不出户就能面对世界。从她的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波士顿湾，以及童年和姨母住过的两处地方；客厅里竖立着一面巨大的威尼斯镜子和一只装着彩色小泥人的玻璃柜子，这些小玩意是法国南方人用来装饰圣诞马槽的；墙壁上挂着两件船首和鸟笼的雕刻，还有巴西人用来祈祷病人康复的头像。是用生长在热带雨林中的白塞木做成的；卧室里有一支木桨，上面镂刻着一面巴西国旗，那是她漂流亚马逊河最好的纪念品。正如批评家海伦·文德勒指出的，参观毕晓普的寓所犹如阅读她的一首诗，每个细节都非常别致讲究。
　　自从处女诗集《北方和南方》(一九四六)问世后，毕晓普在美国诗坛的地位即已建立起来，她那“梦幻般敏捷的”诗歌感动了三代读者，包括约翰·阿什伯里、詹姆斯·梅利尔、马克·斯特兰德、C.K.威廉斯和尤莉·格雷厄姆等风格迥异的诗人都承认毕晓普对他们有着主要的影响，甚至同时代的罗伯特·洛厄尔也从她的作品里受益匪浅并对她推崇备至，兰德·贾雷尔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洛厄尔的评价，称她是他们那一代最杰出的诗人。
　　虽然如此，由于前有玛丽安娜·莫尔和希尔达·杜立特尔(欣赏她们的同代诗人艾略特和庞德的名望超过了洛厄尔和贾雷尔)，后有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她们的自我剖析尤其是对死亡的谋划和提前实现使其诗歌地位飙升)，再加上毕晓普本人的羞怯、缄默(多次拒绝参加女诗人选集和同性恋游行)，长期远离文学中心，作品数量少得可怜，灵魂又“躲在她的文字背后”(小说家玛丽·麦卡锡语)，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翻译家和批评家们会轻视她，诗人的作品和知名度限于小范围的圈子里(这些人对她备加珍惜)。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毕晓普当年的崇拜者阿什伯里、梅利尔和斯特兰德逐渐成为英语世界的顶尖诗人，美国当代最权威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和海伦·文德勒对她赞赏不已，特别是她的两位生前好友和推崇者——奥克塔维奥·帕斯和谢默斯·希尼(分别写有《伊丽莎白·毕晓普：缄默的权利》和《数到一百：论伊丽莎白·毕晓普》)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毕晓普的诗歌地位和声望日隆，她甚至“证明了越少即是越多”(希尼语)。在毕晓普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她终于被确认为是继爱米莉·狄金森、玛丽安娜·莫尔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女诗人，并被牢固地安置在爱默生、坡和惠特曼开创的传统中。
　　我在告别波士顿以后，又一次开车途经伍斯特(诗人的骨灰安放在她的家族墓地里)，目睹一辆汽车从后视镜里消失，忽然联想起毕晓普诗歌中的美，绝不是精巧和对称一类，也并非痛苦和裸露一类，而是像江河的支流、高远的飞鸟和夜晚的萤虫那样蓦然显现。可以告慰诗人的是，她在《旅行问题》中表达的疑虑：
　　哦，我们是否必须梦着我们的梦并且将这些梦留存？
已经被部分消除，毕晓普的梦连同她的作品一起留在热爱生活和诗歌的人们心中。
　　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改稿于杭州西溪园
　　(《北方，南方——与伊丽莎白·毕晓普同行》，蔡天新著，东方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