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十卷本巴金选集》后记

　　一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数目的确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于纸笔，写起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有些读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让我戴上了“作家”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自己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会上我和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想汇报”，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开地说：“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证。那么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一个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的小说绝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再编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十卷本的选集。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里面有我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我也不想抵赖。
　　二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的，而且象我这样的“闯入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的甘苦，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也不会少。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爱护。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习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怕的真实吗？象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象他这样的人有“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一本一百三十六页的书，①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昂着头不停脚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尔斯泰，成为十九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我)对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都是他们用惯了的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硃笔下受到磨炼。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三
　　这两年我一直在探索文学艺术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些意见。
　　四个多月前在瑞士苏黎世我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看了不少的绘画和雕塑，其中有一部分我听了讲解员的解说以后仍然不懂。即使是一幅名画，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始终毫无所得。回到旅馆坐在窗前躺椅上反复思索，我想可能是自己修养不够，文化水平低，知识缺乏，理解力差。我偶尔也读过一两篇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我不了解作者的用意，有人告诉我要靠读者自己动脑筋去想，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
　　我并不为这些感到苦恼。我苦苦思索的是这一件事情，是这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我是在沙滩上建造象牙的楼台、用美丽的辞藻装饰自己？难道我们有权用个人的才智和艺术的技巧玩弄读者、考读者、让读者猜谜？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文学艺术究竟是不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娱乐品、消遣品或者“益智图”？究竟是不是让人顺着台阶往上爬的敲门砖？
　　岂止两年！我一生都在想这样的问题。通过创作实践，我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我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十卷本巴金选集》将于一九八三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见尼可拉·莫斯卡尔德里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一九三六年米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