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所见到的“不朽者”

　　在巴黎，谁都说尤瑟纳尔很难见。
　　原因大致有这么几个：她经常住在美国或瑞士，较少住在巴黎；即使来巴黎小住，她也不轻易接见客人；尤其是她去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以后，声誉倍增，照巴黎的说法，身份太高。这，也可以理解：自从十七世纪法兰西学士院成立以来，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就是文化学术界人士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谁要是坐上了它数目固定不变的四十个席位中的一个，就会被称为“不朽者”。而她，作为一个文学家，不仅成为了院士，而且还是学士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妇女院士。当选以后，以学术眼界极高而著称的美国哈佛大学，很快就作出了反应，在六月份授予她名誉博士的称号，她参加了仪式，仪式一完，人就不见了，在美国这个最高学府也没有停留，就象“惊鸿之一现”。
　　我把将要会见的消息告诉了外交部文化技术司接待办公室的负责人马第维先生，他作了一个夸张的表情：“哦，太好了，我真有些嫉妒你们，能与尤瑟纳尔见面！从电视上看，她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和善的老太太，可是，要见她可真不容易！”
　　我见她倒没有碰到多大困难：与加里玛出版社董事长克洛德·加里玛见面的那次，我向他谈到了我们准备在《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中，编选一本《尤瑟纳尔专集》，表示希望能见到这位女院士。克洛德·加里玛先生不愧是法国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法国名作家们的好友，不几天，他就通知我：“尤瑟纳尔同意与柳先生会见”。
　　她住在巴黎第五区大学街的大学旅馆。这说明她在巴黎的确没有安家，只是暂住。走进这家旅馆，到了三楼，还需走上一道木梯，我还没有来得及抬头，有人就在上面招呼了，往上一看，一位老太太正俯身在楼梯栏杆上向下瞧，她那宽大的脸盘显然就是尤瑟纳尔的标志。我赶紧走上木梯，其实不到十级。她没有等我上到她面前，就表示了欢迎，使我一下就强烈地感到了她的和善。
　　我们被引进的那间房间，显然是她一整套房间的外间，用来见客和工作的，透明的茶几上供着新鲜的石竹花，陈设都很讲究，但又表现了主人的旅行生活的特点，有两个旧行李箱搁在一旁，没有书架，只有少数几本书散在桌子上、沙发上和壁炉上。
　　我说明了我的来意。她对《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表示了浓厚的兴趣，问我出版和编辑了几本，我告诉她，萨特的专集已经出版，马尔洛的专集即将付印，新小说派的专集和莫洛亚的专集正在编辑。为了不至于使她对为什么选入了莫洛亚感到奇怪，我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介绍莫洛亚作为一个传记作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并不是把他作为法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位大师来对待，而再下去，就准备编选她的专集了。她认为《丛书》从萨特与马尔洛编起很有见地，选择安德烈·莫洛亚也很对，因为他的文学家传记的确写得很好，而对她自己能够入选，则谦虚地表示了“深感荣幸”。
　　我看着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胖老太太，感到她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内容。她具有不一般的经历，出生在比利时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从小就在不断的旅行中度过了不少岁月，以在法国与英国的时间为长。直到一九三七年，她才总算定居在美国，她在美国任教，用法文写作，选择了东海岸一个小村子作为定居处，以便随时又可以到欧洲和世界各地去旅行。她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女学者，她从小受希腊文化、人文主义文化的熏陶，对历史有广博的知识，对东西方文化都有浓厚的兴趣，她博古通今，学贯东西。她作为一个作家，又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她写小说，也写诗和剧本，在翻译方面亦颇有成就；而以其创作倾向而言，她又是那么复杂、不容易把握，你说她作品的风格严谨、隽永，堪称古典式的吧，可她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又完全是现代的，属于纪德那一个传统，而且，她作品的题材也很广泛，有古代历史的，也有现代生活的……我面对着她，深深感到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一大堆问题象潮水一样涌上我的脑海，我不甚了解的问题显然要比玛第厄·加雷更多。这位访问者在多次访问中所提的问题，已经使她的回答构成了一本自传性的书：《开阔的眼界》，这本书，我是在会见前两个钟头才在蓬皮杜文化中心旁的书店里买到的，封面上有她的照片，那是一种到了不惑之年的神态，安详而充满自信，正象那不大客气的书名一样……
　　我的问题比玛第厄·加雷多，而我的时间比他少。我只能在至多两个小时的礼节性的拜访里，争取多听听她的回答。因此，我不得不把自己的问题浓缩起来，先问她在自己的作品里力图表现什么样的人类图景。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说贝克特在自己的剧作里是要表现人类生活荒诞的状况和人类在等待的苦闷，萨特在自己的小说里是要表现人的存在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马尔洛在自己的作品里是要表现人类在追求、奋斗、挣扎中的激情和力量，那末，尤瑟纳尔，您在《阿狄央的回忆》和《炼金术》中写古代的历史故事，您在《致命的一击》中写一九一八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战争中的插曲、写没落的贵族阶级在苏维埃革命前徒劳无益的反抗，您在《阿莱克西》中写主人公婚姻失败后的苦闷、矛盾和追求，究竟是要构成一种什么性质的人类图景？
　　我问的是“性质”，她答的是“情况”。她说，照她看来，人类总的状况是难于找到一种和谐，而她涉及人类状况的作品，主要有这么几部：一部是《阿狄央的回忆》，它写罗马一个到了晚年的开明君主，他看到了帝国将要面临的末日，力图为人民做些好事；另一本是《炼金术》，它讲一个十六世纪的炼金术士，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各种政治力量的钳制下，甚至在被迫害的情况下，如何尽自己的责任；还有一本是《象水一样流》，它将于明年出版，讲的是一个普通工人在现实生活中求生存的努力和他的所见所闻。说到这里，她作了一个总结：“您看，帝王、炼金术士、工人都写到了，这就构成一个全面的人类的图景。”接着，她又作了一点补充：“在《阿狄央的回忆》中，有一章谈到了对世界的观点，在《象水一样流》中，也有章节专门写到人类状况，写主人公对人生、对历史的看法，至于这些章节如何选，那就由您决定了。”她觉得她的回答已经够充分了，于是又把话题落实到她的专集问题上来。
　　我对她的回答既满足又不满足。满足的是，她事实上已把她自己所认为最重要的作品列举了出来，并作了说明。据我所知，这三部作品中，出版于一九五一年的《阿狄央的回忆》在当时曾获得很大的成功，而《炼金术》则是批评界公认的尤瑟纳尔作品中最杰出的一部。这一部以十六世纪为背景的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是一个炼金术士，还是医生、哲人，他的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思想巨人的混合物，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就需要有对思想史广博的知识，何况作者对历史环境和氛围的描写又是那么丰富，那么真切。
　　我不满足的是，她并没有对她的作品作一个概括，就象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里，对自己数量庞大的作品曾经作了一个高屋建瓴的说明那样。我只好再提一个与此相近的问题：“您在自己的作品里力图表现哪些思想观点？”按国内的文艺理论术语来说，我所问的就是她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意义，她所要提出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前一个问题似乎更有必要向她提出，因为，法国评论家曾经有过这样一些说法：“尤瑟纳尔的叙述完全不带有她自己的观点”，“她不追求任何政治意义，而只单纯地展示‘人类的材料’”等等。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作家所展示的形像总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只不过有外露的与蕴藉的区别而已，因此，当时我觉得，不论对尤瑟纳尔作品的形像我们将作些什么分析，但很难得有眼前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听听尤瑟纳尔谈自己作品的含义。
　　可是，她的回答和她作品形像的含义同样蕴藉：“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总的来说，对真理的探索是我的主题，我认为，要通过人、通过有生命的东西来寻求真理，这是我主要的见解。”她对这个抽象的回答并未进一步的解释，而接下去就谈到了她的另外两部作品：“这两本书是谈我的家庭的，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研究了关于家庭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及金钱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等等。现在，我正在写第三本。”我想，她所指的大概是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虔诚的回忆》与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北方的档案》。这两本书我没有读过，不过我知道，她出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幼年丧母，她的父亲给她提供了高级的教育，为她聘请了各种语言的家庭教师，带她到世界各地去旅行，而后来，她就进行写作，完全是一个上层阶级的知识份子。她如何通过这样一个家庭的生活去探索真理呢？这是当时的谈话在我脑海里留下的一个问题。
　　她似乎很愿意随便谈谈家常，而对需要作系统回答的问题看来不大热心。她告诉我们，她进入学士院是接替了一位地质学家，因此，她的就职演说是关于石头的研究。她这里所指的，大概是法兰西学士院的惯例，凡新当选的院士必须在就任演说中对自己的前任和他的学科发表评论，即使你并不是从事于这个学科的。不论这个由来已久的惯例是否合理，尤瑟纳尔所讲的这件事，毕竟说明了她的博学。接着，她又谈到她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她除了精通两三种欧洲语言外，还会日语，中文则略知一二。她曾经对日本文学进行过研究，对中国古老丰富的文化，她承认自己并不熟悉，虽然她根据元曲的故事写过一篇《王佛得救》的小说，她认为那篇作品不过是想像之作，并不意味着她对中国的文明有什么研究。她还说，她曾经到东方旅行，只可惜没有到过中国，她明年还要到日本去呆六个月，希望届时能到中国去一次，等等。
　　我并不希望她谈一些人所共知的关于她的事，而总想多听听她谈自己的见解。于是，我把她和她的同胞、另一个杰出的女性斯达尔夫人作了联系对比。我谈到了斯达尔夫人在十九世纪条件下超脱了法兰西文化的局限而对全欧文化显示了广阔的胸怀和“全欧性”的眼光，我又谈到了尤瑟纳尔的经历和她对东西文化的修养和兴趣以及她堪称“全球性”的视野，并希望她谈谈自己对东西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观点。
　　“是的，我的确有全球性的视野”，她欣然接受了我的提法。我当时觉得她讲话的语气，正象她的《开阔的眼光》这一书名一样，都表现了她对自己的价值并不想表示什么谦虚。不过，她实事求是地补充了一句：“这也是应该的，因为我是生活在二十世纪，而斯达尔夫人只是在十九世纪。在我们这个世纪，全球性的交往是大大地发展了。”至于对东西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观点，她只讲了一两句话：“我主张应该对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兴趣，都进行研究，二十世纪已经有这个可能了，这种研究，在美国比在法国进行得好一些。”
　　我有我想谈的问题，她有她想谈的问题。她开始了。她先问我，她的专集将如何编选、在什么出版社出版、如何发行、读者对象的范围有多大、印行多少册、什么时候可以出版，当然，还有她最关切的那个问题，即作者的版权、稿费问题。她始终带着微笑，兴致勃勃地围绕版权问题，接二连三地向我提问。我向她说明了我国尚未参加国际版权协定后，总算以这样的话使双方愉快地结束了那个话题：“作家最宝贵、最消耗不尽的财富，就是自己的读者，尤瑟纳尔专集在中国的出版，虽然不能带给您版权，但却将给您带来八亿读者，我认为，这笔‘财富’是相当可观的”。
　　刚才那个话题一完，我赶快提出新的问题：自从法兰西学士院成立以来，它就有对当前文艺状况发表批评性意见的传统，那末，尤瑟纳尔，您作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对法国当前文艺状况有些什么见解呢？
　　对我的这个问题，她回答得非常明确，看来是她早已形成了的见解，而又是我所深深同意的：
　　“说句放肆的话，我认为法国文学当前是处于低潮，过去，普鲁斯特、纪德、萨特，加缪、马尔洛，他们是高潮，现在则没有象他们那样的大作家了。”她又随便把话题一转：“最近，我读了一本法兰西学院奖候选作品，作者是一位西班牙血统的法国人，这本小说反映了不少西班牙的社会现实，我投了它的票，但它并没有得奖”。她举这个例子似乎是说，她对文艺的评判，有时是并不能为多数人同意的。“不过，太现代派了一些”，她对那本小说补充了一句带批评意味的评语。
　　“从您这句评语来看，那末，您对现代派文学有什么看法呢？您自己是否就是一个完全属于古典传统的作家呢？”
　　“我既是属于传统的，又不是属于传统的。传统的特点就在于不离开既成的东西，但我并不接受既成的东西”，尤瑟纳尔回答说。她又继续下去：“我的愿望是为读者所理解，现在，在法国有的文学流派，只讲形式，把时间、空间都打乱，读者很不容易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为读者所懂，所以，我与这样的现代派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她指的显然是新小说派，不过，不大具体。在我进一步要求下，她作了更具体的说明：“在我看来，新小说派不怎么好，它拘泥于文学，太文学化了，它不重视内容。我认为作品的内容很重要，人的感情很重要，作品应该有内容，应该表现人的感情。而我，我并不脱离当前世界的现实内容，只不过，我喜欢用历史来表现现实，比如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大问题，过去世纪都存在，现代生活的许多危机，根子往往在上几个世纪。”我抓住她这些见解，以挤柠檬的劲头要求她再说下去，但她所作的解释却又很简单了：“比如说，我在《炼金术》里写了两种世界的冲突，这正反映了当今‘铁幕’两边世界的情形，现在的欧洲的状态和十六世纪差不多，现在有，‘铁幕’，过去也有，而且，今天的地理状态和十六世纪也相似。此外，还有一些相似的现象，例如财富的增加，垄断的出现，等等。”从她这一段的解释里，我又一次感到她不是用历史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历史与现实，而喜欢从抽象的格局、表面的社会现象去进行联系和比较，从此得出某种抽象的结论。也许，这就是她，如人们所说，作为巴黎保守的上层在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所具有的一个特点吧。我这样想。
　　结尾的谈话比较轻松随便，我们从她所描写过的十六世纪这个时代谈到了拉伯雷。尤瑟纳尔表示，她更接近蒙田，因为在她看来，蒙田对人情更加重视，而拉伯雷的书则象密码一样难以理解。她这一见解，在我看来甚为典型。蒙田是十六世纪温和的人文主义者，他远不及拉伯雷具有泼辣的革命气息。尤瑟纳尔在这两个人之间有所选择和偏好，对于她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我觉得她说拉伯雷的书有些象密码，实在令人难以同意。我还问到她在法兰西学士院任职的情况，她说，每逢星期四，学士院的院士们总要聚会，念念法兰西学士院字典的条目，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这部字典最初成于一六九四年。她说的时候，语气随便，略带讽嘲，象在讲一个早已过时的古老的习惯，一点也不想叫她的听众对学士院肃然起敬。最后，我问起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明年，她将出版小说《象水一样流》，目前正在写关于自己家庭的第三本书，此外，就是要为《七星丛书》编选她的作品集了。她兴致勃勃地讲着这些待完成的工作，显示出一种八十岁高龄的人所难得有的一种不断开拓的精神，特别对《七星丛书》将收入她的作品更是津津乐道。我也就此向她表示祝贺，我说，根据这套丛书的性质，她进入这套丛书也就是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了。
　　我们告辞后走到街上，天已经很晚了。从刚才的谈话中一松弛下来，我突然感到有点疲倦，虽然会见只将近两个小时。我感到这不到两小时的谈话似乎比和其他作家谈话费劲，我走着，心想：“巴黎人讲得不错，尤瑟纳尔的确很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