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共产党人应该讲修养

　　共产党人应不应该讲修养？
　　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政党。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空前伟大的事业。要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显然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经过千锤百炼，也就是必须加强思想上的修养，才能担当这个重任，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已经五十八年了。在革命的道路上，有无数共产党人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这种精神只能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虚心学习、严格锻炼的结果，也就是不断加强思想修养的结果。然而今天为什么还要提出共产党人应不应该讲修养的问题呢？就因为近十几年，这个问题又搞乱了。
　　林彪和“四人帮”是反对讲修养的。他们在“修养”前面加上“闭门”两个字，叫作“闭门修养”。好象凡讲修养，一定闭门。于是谁讲修养，谁就成了唯心主义。不但是唯心主义，而且是修正主义。理由是：“修养”有个“修”字，“修正主义”也有个“修”字。于是就证明了一条“伟大”的定理：“越养越修”。从此以后，“修养”也就变成禁区了。
　　他们不准人家讲修养，那么能讲什么呢？林彪有一句话，叫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种“爆发”是什么意思，人们一开始还不太明白，不过很快也就清楚了。这就是彻底抛开人类社会一切正当的行为规范，包括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可以不顾人间羞耻，肆意胡作非为。什么共产主义道德，什么公共秩序，什么人类文明，通通砸个稀烂！果然，随着他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要说个人操守已被炸得粉碎，就是社会生活的起码秩序和公德，几乎都被这种爆炸的气浪冲得无影无踪了。
　　林彪和“四人帮”这一小撮，从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上看，本来是衣冠禽兽。他们的灵魂，早已腐朽透顶，“爆发”不“爆发”，都是一个样。问题是他们妄想用自己的丑恶灵魂去改造我们党，改造我们的社会。一方面，他们反对讲修养；一方面又推广他们那一套地主资产阶级作风。所以他们在自己横行的十年期间，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同时也给社会造成深刻的精神创伤，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内伤”。
　　这种“内伤”是多方面的，它使我们整个民族除了遭到物质上的浩劫以外，还蒙受了一场精神上的灾难。只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一，忠心耿耿的共产党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罪”，否则就是没有做到“正确对待”。
　　二，明知一个干部很好，却必须把他打倒，否则就是立场错误，划不清界限。
　　除了丧尽廉耻的败类以外，任何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是非常痛苦的。因此这种创伤，是很难平复的。即使平复了，也永远留下一处伤疤。这是因为，这种创伤虽然主要是外界暴力造成的，但它毕竟通过了自己的思想。如果自己思想上壁垒森严，可能遭受“外伤”，却不致遭受“内伤”。
　　提到这种创伤，不是为了使人懊悔或消沉，而是要正视它，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人是要讲修养的，共产党人尤其是要讲修养的。一般地说，哪个阶级都要讲修养，都要按照本阶级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包括本阶级的领袖。当然，各个阶级修养的内容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共产党人要有党性。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它的社会地位使它具有人类最高尚的美德。这种美德在共产党人的思想品质中得到最集中的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
　　共产主义精神不是偶然灵机一动就能得到的，也不是哪个先知的灵光一闪就可以启示出来的。这种精神，是要经过平素严格的修养和锻炼，才能培育出来的。这种修养，包括看书学习，也包括实践活动。实践是取得直接经验，看书是取得间接经验。不论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都来源于实践。因此，修养决不是关起门来修身养性，而是要投身到现实的斗争中去。当然，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甚至也需要)个人深入反省，总结经验教训。把问题想通了，就可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不过更重要的，还是社会的实践。事实证明，同别人(包括组织)的接触，对个人的修养起着决定的作用。友好的接触(同志的帮助和批评)，可以起很大作用；敌对的接触(与敌人作斗争)，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就连讲究“养气”的孟子，他实际上也是在社会实践中进行思想修养的。比如他说的修养过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除了“天将降大任”这句神秘的话语以外，下面所说的，不都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磨炼吗？不过孟子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修养的含义，不光指道德品质，而且也包括知识、才能和技巧。“这位演员很有修养。”表明他有很高的表演水平。这水平，正是他长期勤学苦练和从事舞台实践的结果。同样，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对自己那一行有很深的造诣。这种造诣，就是修养。
　　因此，必须为“修养”恢复名誉。它不是可耻的象征，而是为了使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知识才能和生活作风达到更高水平所必须经过的途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不能混混噩噩度过一生。共产党人不但应当在自然界留下自己的痕迹，把地球改造得更美好，而且应当把社会推向前进，消灭一切阶级，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要具有这种精神、力量和本领，就要自觉地加强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的修养。共产主义世界观是科学，它不会自发在头脑里产生的。
　　必须抓紧思想意识修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掌握政权以后比掌握政权以前更加重要。掌权以前，斗争条件是艰苦的，危险的。当时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或是在敌人统治下面作秘密工作，不但要吃苦，而且要经历各种艰难险阻。那时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单没有什么名利可图，而且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在这种条件下，做个党员是要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同时，严峻的斗争实践，也有力地促进一个人政治思想水平迅速提高。
　　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总的来说，和平环境代替了战争环境。天下是自己的天下。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有了更高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侵蚀党的组织。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很艰巨的任务，但是和当年打游击、做地下工作，毕竟大不相同了。因此，在某种人看来，入党不但不必冒什么危险，而且简直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另外，一些经过艰苦岁月考验的同志，在新的环境里也可能产生追求享乐的思想。这时如果不抓紧思想意识的修养，党就有蜕化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早就警告过：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很明显，这就是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性锻炼，加强思想修养。此后十七年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我们有顺利的时候也有困难的时候，尽管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有正确也有错误，尽管有个别人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但是总的说来，作为执政党的党员，不能放任自己，而应特别加强思想修养，这种风气，在党内是占主导地位的。
　　然而林彪和“四人帮”一得势，情况整个变了。修养成为可耻的事情，而肆意横行成为光荣的事情。老老实实，廉洁奉公，都成为“保守”的特点，而弄虚作假，投机取巧，邪门歪道，成为行时的作风。“有权就有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林彪、“四人帮”们到处夺权的时候，在他们的党徒中间公然流行的口号。这分明和土匪挥霍他们抢劫来的财富一样。当他们有权在手的时候，作了多少卑鄙龌龊伤天害理的事情！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不光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而且是封建主义盛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已经成为通行无阻的准则。公开和私下进行毫无廉耻的交易，为自己的子女谋求安逸而优越的职位，已经成为他们那个圈子里的社会公德。当这些人掌握权力的时候，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三亲六故捞取了多少好处！这都是无法计算的。如今这帮匪徒已经垮台了。然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所造成的严重污染，直到现在也没有肃清。
　　现在，当我们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向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加强思想修养，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我们党的作风上遗留下来的污毒，十分紧迫，十分必要。因为情况越来越清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家底薄的大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很艰巨的任务。领导人民实现这个任务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光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在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上，都要有一个大提高，才能适应现实需要。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很多同志精神焕发，他们和群众紧紧站在一起，使所在的地方、部门或单位，面貌迅速改观，生气勃勃。但是有少数同志的精神状态却不是这样。他们或是余毒在身，思想僵化，对党中央的路线表示怀疑甚至反对；或是挨整挨怕了，心有余悸，什么都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第一。有人还是靠摸气候吃饭，看风转舵。还有人革命意志衰退，忙于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亲属准备安乐窝。令人担心的是，特殊化、“走后门”这些歪风邪气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严重多了。这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危险！对这些同志本人的政治生命来说，也是致命的危险！
　　为什么人民群众那样强烈地怀念周恩来同志呢？原因之一，就是他的高尚品质，如水晶般纯洁，在思想修养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那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光辉典范。群众怀念他，也就是向一切共产党人提出无声的要求，要求他们应当象周恩来同志那样。
　　毛泽东同志在三十年前谈到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时候说道：“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增强党性的基本武器，特别是执政党保持革命传统抵制腐化的基本武器。这个武器，已经多年不用了。尤其不讲修养成为时髦现象以后，更没有人去动用它了。那时，对人只有这样两条：或是捧到天上，或是打入地下，或是歌颂，或是批斗，不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何物。在这种局面下，党的肌体怎能不受伤害？
　　打倒“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努力恢复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给全党重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正因为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内部，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集中解决了一大批问题，并且使全党——从全体中央委员到每个基层单位的党员，都受到一次深刻的党的传统作风的教育。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样，党员必须具有党的作风，必须遵守党规党法，也就是必须有党性，必须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就从组织上进一步有了保证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已经解答了党员要不要讲修养的问题，下剩的只是为“修养”这两个字平反的问题了。
　　重要的问题是善于学习。为了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修养，要向实践学习，同时，也决不应当轻视读书。书籍里面保存着人类文化的结晶。共产主义者要批判地接受人类文化遗产，就不能不认真读书。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本身就是书籍。只有用这些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思想精华武装自己，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林彪、“四人帮”反对讲修养的同时，也把读书的风气给破坏了。现在，在给修养恢复名誉的同时，也应该给读书恢复名誉了。“四人帮”宣传读书无用论，“批判”读书做官论，一方面表明他们是仇恨文明的野蛮人，是一伙无知之徒，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心目中最高尚的东西就是“官”，最大的乐事就是“做官”。在他们卑污的灵魂里，装满了权势和欲望，一见有人读书，便以为要去做官。他们不知道世界上除了有人要做官以外，还有人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林彪、“四人帮”只知道沉醉在腐烂的生活里去追求享乐，是不需要修养，不需要学习的。他们怎能知道，献身给人类解放事业的共产党人，多么需要从书里吸收精神营养，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呢？
　　根据我们接触到的党史工作者的意愿，这里着重谈下面三个问题和建议：
　　第一，迅速建立党史编写机构，开展党史研究工作问题。
　　建党五十八年，尚无一部党史。老一辈革命家已寥若晨星，活着的也大都年过古稀，记忆力日渐衰退，连说话能力也日渐困难。为此，着手编写党史，请老一辈革命家做指导，并抢救他(她)们记忆中的活资料，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如再推迟，数年之后，许多史事，将成千古疑案，使后世之人永抱遗憾；我们这一代也未尽到职责，愧对后人。
　　为此，建议迅速设立一个编写中共党史的机构。如现在就着手，五年左右能成书就很好。
　　编写机构应聘请一部分斗争经历丰富的老一代负责同志做顾问。由编写的同志们帮助他们写回忆录，组织他们开回忆座谈会。同时，发动各地党史工作者和有写作能力的同志，帮助散居各地的革命老人写回忆录。效法当年周总理发动民主人士写回忆，编出《文史资料选辑》的办法，出版《党史资料选辑》。
　　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所、纪念馆、博物馆的党史教研人员，要开展党史专题、人物的调查研究，编出资料、专著、年谱、传记、回忆录等。
　　第二，关于开放档案和编出档案、资料、译丛，鼓励写回忆录、传记问题。
　　现在，欧美各国都定期公布档案。我党有些档案、文件，在国外和港、台均大量影印出版。例如，台湾当局现在已经把从前在国内和革命根据地劫走的我党文件、档案，编成《陈诚石叟资料集》出版，其中绝大部分是档案、文件的原件复印。又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曾编印出版《中央政治通讯》，刊登当时中央与各省委的通讯和各省委、各根据地向中央的报告。这些文件，已由美国编成《中国共产党文件》(英文)广泛发行。日本满铁等特务机关搜集去的我党各种文件、资料、决议、传单，已在日本印成《中国共产党资料集》(日文)十四大卷。内容包括从党成立起的文告文件、重要领导人发表的文章。日本还出有逐年的党史，如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史，一九三二年史，凡我党召开的重要会议，军事上的重大活动等情况都有。这些资料在海外很流行，海外史学工作者经常援引上列资料；而在国内，这些资料的大部分都还是由档案部门封存。我党出版的报刊《红色中华》、《红星报》等，国内已很难找到。可是这些报刊在美国、日本都有全套复印，并出版了全部目录，查阅极为方便。又如，关于南昌起义，当年有十个参加起义的负责人向中央写了报告，国外有英译本，我们则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来研究。全国约四、五千名党史教研工作者，平时靠“一刊(《红旗》)、二报、三口袋(文化大革命前编印的三口袋党史文献材料)”，加上一些手抄本、讲话稿、小册子，来进行讲课和研究，实在困难。缺了党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党史研究很难做到准确和科学。社会上责难党史教员讲课干瘪，缺少研究成果。党史教员实在是难为无米之炊。为此，建议开放国家档案馆和省、地、县档案馆的部分档案，供党史教研工作者查阅资料。周总理多次讲过：档案馆要为史学工作者服务。仅我确切听到就讲过三次。现在应是执行总理指示的时候了。同时要组织一部分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选编各种档案文选，陆续出版。
　　更离奇的是有些图书馆，对解放前旧书报也要经过繁复批准的手续，才能查阅。他们收藏着一部分没有编入目录的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遭禁的禁书，其中很多是有关党史的图书，也难利用。
　　关于革命回忆录、烈士传记，本来就出得很少。自从那个“理论权威”制造小说《刘志丹》的大冤案、陶承同志《我的一家》的大冤案后，1964年起谁也不敢再写了。至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刘白羽同志写的未曾出版的《朱德将军传》草稿，抄家时抄出，被诬为写“黑书”。这类例子很多，造成百花凋萎、万马齐喑的可哀局面。而海外呢，如美国出版的一本中国共产党人传记，包括四百多个人物，每篇传记均有一万字左右；一本中共军人传，包括七百多个将领，九百多页，还有我军发展的详细序列表，团以上干部姓名都有。应当指出，这些书所用材料，不尽准确，应加选择。由于一些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歪曲之处也不少。斯诺的《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女士的《续西行漫记》、《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史沫特莱女士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全世界是有一、二十种文字译本的畅销书，唯独在我国却长期未出版。(编者按：《伟大的道路》最近已由三联书店出版。《西行漫记》也将出版中译本)
　　李德的《中国札记》，讲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外国史学家非常重视，被译成英、俄、日等数国文字。在伦敦的英文《中国季刊》上对此书引起热烈的讨论。国内党史工作者恐怕大多数人至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当然，此书由于作者的反动立场，对我党这一段历史是进行了若干歪曲的。
　　我们国内这样多老革命，没有组织他们写回忆录。而一些逃亡国外的叛徒，却写了不少回忆录，往往歪曲我党历史，居然被国外学者视为中共党史的珍贵史料，引以为据，影响极坏。
　　还有，台湾伪政治大学有一个反共分子王健民，写了三大卷《中国共产党史稿》，约二百三十多万字，为此，据说得了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令人喷饭。但在海外，此书也起了惑乱视听的作用。
　　又如，关于周总理传，就我知道的，海外已有十多种，如日本冈本隆三、梨木佑平写的。但材料错讹极多。而国内，党史工作者写领导人传记，少得真如凤毛麟角。
　　无论如何，国内的同志写回忆录，写传记，多方征求意见后出版，总比海外乱说的书要好得多。例如，成仿吾同志的《长征回忆录》，李维汉同志、何长工同志写的一些回忆录，就是珍贵的党史材料，影响很好。建议中央领导方面，象当年周总理亲自抓政协文史资料那样，多多鼓励和组织我党的老同志、党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写回忆录、写传记、编年谱。
　　“四人帮”被粉碎以前，“海禁”未开，国人对海外研究情况，很少了解。现在，必须改变学术界闭关自守的状态，要组织翻译力量，有选择地出版海外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有影响的专著。
　　第三，关于贯彻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反对随风改史的问题。
　　党史研究不讲实事求是，随风改史，是学风不正的问题。原因是多种的。第一，是研究者得不到大量的资料，既缺乏“实事”，也就“求”不出“是”来。象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那样的档案资料条件，在中国现在还是没有的。第二，是有的人出于好心，为了讴歌领导人而篡改了历史。如安源罢工中有首民歌，原件是“……有个能人李隆郅(即李立三)，年纪只有二十四，……”1953年就被一位同志改为“……有个能人毛润芝，……”这首民歌中间部分他自己又编造了几段话进去，作为当年的民歌。第三，是人云亦云。如彭德怀同志被批斗，党史上被除名，祸延“平江起义”也不能讲，教员连讲一句“彭老总领导平江起义”也挨批判。又如，对陈独秀，六十年代后，只能说一切都坏，有些党史教师因为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作用，而被批判。
　　有的老同志写回忆录，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够。例如有些回　　　　　　　　　　　　　　　　　　　　　　　　　　　　　　　　　　　　　　　　　　　　忆录写第五次反“围剿”，错误都是三军团干的，这就令人难以置信。由于有些回忆录也不讲实事求是，随风改写历史，就使党史的科学性受到很大的损害。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常常因人改史，与原来事实出入很大。至于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和陈伯达之流为了篡党夺权而篡改党史事实，党史工作者或慑于他们的淫威，或不明真相，照搬照讲，这是造成不良影响的极重要原因。在拨乱反正中，才真相大白。现在党史教员受到社会责难，有些青年不愿学党史，认为党史不真实，不可靠，因而不科学，没有什么可学的。出现这种情况，始作俑者，难道是教员吗？实事求是之风不张，党史不能直书独论，处处用曲笔，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态度，那么党史研究还是不能成为科学。
　　人民是热爱党，热爱党史的。在我们光荣伟大的党史上，我们应该树起许多面革命领袖、革命先烈的鲜红的旗帜。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方志敏、彭湃、刘志丹、陈毅、贺龙……都是党史上光彩夺目的旗帜，毛主席则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精神和事业，光照日月，永垂史册；他们的旗帜指引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这样的党史，丰富真实，大得人心，必将鼓舞我们胜利前进。
　　总之，广大的党史工作者希望：1.开放部分档案，编印党史档案资料；2.解除图书馆对旧书报杂志的封锁，继续影印珍贵的书报杂志，如长沙《大公报》，广州、汉口《民国日报》，《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红旗周报》等；3.出版公开的和内部的党史研究刊物，出版公开的和内部的党史资料、党史丛书；4.多进口一些国外有关中共党史的书籍、报刊；5.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对党史上的问题作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鼓励解放思想，探索真理，在爱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前提下，允许不同学术意见的讨论，文责自负，活跃学术讨论空气和学术交流活动。
　　(本文是作者在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规划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