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漫谈书评的艺术

　　几年来我在《读书》写过几篇有关书评及美国书评杂志与书评栏的报道。最近的一篇《书评与书评家》特别引起本刊编辑的兴趣，他写信来问我是不是可以就国外对书评的写法、特点等谈论一下。他的建议对我说来是正中下怀。国内文化界如要开辟一个专载书评的园地，《读书》是合适的刊物，我对它是寄予厚望的。
　　评书的方式，就美国来说，大概有高下三种之分。最高的是文学批评，所论文学作品，古典的、当代的都可以，没有时间因素的限制。不朽的古典作品可以翻来覆去评论下去，由于评论家往往有高度的文学修养，评论文章本身就往往也是文学作品。美国当代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是已故的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他的评论文章也已成为重要的文学作品，是专攻文学者的必读课程。在世的文学批评家中著名的则有阿尔弗烈德·卡静(Alfred Kazin)。他的评论集《在本土上》记得国内曾出过冯亦代的译本。但是文学批评不是在本文范围之内。我在这里要谈的是第二与第三种的评书方式：书评与新书介绍。
　　书评与新书介绍都着重于新出版的书籍，目的是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和财力下作选择时有个参考。美国每年出版的各色书籍达四、五万种，单是小说就有好几千。没有书评做引导，简直有望洋兴叹，不知从何着手之感。
　　新书介绍往往是完全客观的。你看了书后，将内容或故事简单叙述了一下或者把书中角色形容了一下。这是新闻性的报道，仅仅所起作用是介绍了一本新书的出版。
　　而书评则是主观的。你不但叙述了情节，介绍了主要角色，而且也提出了自己读后的观感，把自己对此书的所喜欢的与不满的指出来。换一句话说，书评介乎学术性的文学批评与单纯的新书介绍之间。
　　书评也是一种艺术。而书评家在美国也已成为一项专业，正与剧评家、影评家一样。其他如音乐、美术、建筑、歌剧诸方面也都有专家作评论。由于文学、戏剧、电影在性质上的接近，忙碌的批评家有时身兼三“职”。在当代杂志界以严格出名的评论家是约翰·赛门(John Simon)。他是南斯拉夫移民，精通英文，自命清高，作评论时往往把一出新剧，一部新电影，或一本新书批评得体无完肤、一文不值。因此他在文化界人缘不好。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严格？他说他把评论的写作视为艺术，如果他所评论的东西本身称不上艺术，他又何必客气！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借他的评论把艺术标准提得高一些，使被批评者不要轻易自满，而努力于精益求精。
　　象赛门那种高度主观性的批评文章往往是冷冷的、理智的。读者当然不一定会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的偏见也可开阔读者的眼界，使读者可以领会到前所未有领会到的见解。我们须知，批评家不是人人可做，而必须在学问上有修养，赛门此公毕业于哈佛，颇有文学根底。
　　在美国说，要做一个书评家起码必须熟悉两件事。第一当然是他所评论的书，其次是他所评论的文艺作品的具体样式或体裁(genre)。文学根底与阅读的广博乃是书评家的两个基本条件。书评家的知识背景如果是狭窄的，见解不广，很容易在评论时发生一面倒的偏见。试以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为例：
　　这部短短的小说不过是描写一位老渔夫与一个孩童在海洋上与风浪的搏斗，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可是却表现了一个普遍性的主题：人在遇到失败挫折时的尊严。海明威用老渔夫在恶劣、不利的环境中的挣扎，象征性地表现了一般人在坎坷的生活上遇到挫折时如何对待的哲理。
　　但这场与恶风骇浪的搏斗，并不是出于凭空想象。海明威所有的作品都是根据他的生活经验写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Arms)是根据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前线的经历。《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基于他在战后在欧洲大陆的生活。《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Bell Tolcs)的背景是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验。《老人与海》则是基于他在古巴退休隐居的生活。
　　熟悉海明威文风的人都知道，他的文章的特点是简而明，句子短小精悍，对白干净利落。这是海明威文风的特点。他的炉火纯青的文章，主要就在简而明。我犹记得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凶手》(The Kill－ers)后的印象。短短数千字，将杀人者的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将黑社会的气氛形容得活灵活现。后来拍成电影，好莱坞的故事片要化二小时功夫来讲这篇简短的故事！
　　一个美国书评家如用上述标准来阅读《老人与海》，他可能就有文章可做了。
　　非小说方面的书评，基本原则相同，不过注意力的重心稍有转移。比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初作小说家很可能一举成名，写出一部杰作。可是非虚构作品的作者，无论是写传记的、历史的、政治的、时事的，至少应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有所成就。
　　同样，对于一篇非虚构性作品的书评，美国的书评家也会要问：
　　作者有什么资格写这本书？他是学者教授？政界要人？有外交经验？在专业上有特殊成就？如此等等，视书的性质不同而异。
　　书的材料的来源：是作者个人经验？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的材料？来源是否可靠？
　　作者的作风，观点，及题材的及时性。
　　作者的意图及他的结论。
　　如有插图如照片、地图、图表等，是否精美？
　　这本书的专门性程度：适合于专门的读者，还是适合于一般的读者？一本可以引起一般兴趣的学术性书籍，也有一个可读性的问题。这本书如果写得生动活泼，可读性强，商业性的出版商要了去出版，销路便大。耶鲁大学教授琼纳森·史宾斯(Jonathan D.Spence)的近著《天安门：中国人与其革命，1895—1980》便是一例。在美国出书，商业性出版商较大学出版社更受重视，原因很简单：前者出于读者的支持，后者出于大学经费的津贴。
　　如果是一本传记，对立传的对象是否公正不偏，揭示了他的为人的各个方面？(这在国外是很重要的)传记的写作是否虚构化(Fic－tionalized)？此书与同一对象的其他传记相比较如何？作者所根据的材料如日记、书信、新闻记载等是否有文件作根据？
　　如果是一本历史书，作者的作风与结构如何？是不是枯躁无味好似一本教科书？或是用新颖的方式写历史？在这里，我又要提到史宾斯的《天安门》。在这本有关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书中，他用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人的传记做主要的骨干，而不用显而易见的其他人物，结果成为一本别具一格的中国近代革命史。主角都是文化界名人，配角有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瞿秋白、秋瑾等。这类新颖的用另一角度来写中国革命的历史书立时引起美国读书界与学术界的注意。各个角色的事迹的错综配合，使全书读来好似一部小说。作者史宾斯因此大受各报刊书评的称扬。他不但在学术界成了名，而且在一般读书界也建立了声誉。相反的，另一个波士顿大学教授梅尔·哥德门(MerleGoldman，　华名谷梅)的一本同样性质书籍《中国知识分子：忠言与异见》写得枯燥呆板，了无趣味，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了专门性学者外，没有什么其他读者与销路。
　　我在这里只不过介绍了一些国外的情况，不知是否有助于国内开展书评。不论如何，我只是希望国内的书评界日益繁荣起来！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