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吴伟业(梅村)是曾为许多人所喜爱的诗人，也留下了颇为深远的影响。在清初的诗坛上，他的成就是突出的。与他并列为“江左三家”的钱谦益、龚鼎孳就都比不上他的烜赫，更无论稍后的王士禛辈了。这原因是值得认真思索的。梅村在诗歌创作上是有新的创造的，表现得尤为鲜明的是他的七言古诗。他尝试引进了一种更新鲜、更接近读者的方法。音调的转折，色泽的艳丽，咏叹的低徊，都不是过去古诗中常见的。似乎可以说，这是《长恨歌》与《春江花月夜》综合、熔铸以后产生的新体。如果只用这方法表现传统的平庸感情，那无疑就将成为一种新的“宫体”，一种格调不高的东西。可是现实生活拯救了诗人。他生活的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他自己的平生际遇与充满胸中的啼笑不敢之情，吸引、迫使他写了许多记人、记事的历史长篇，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史诗”的色彩，同时也使他得免陷入“宫体”的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
在许多评说吴诗的议论中，我总是不能忘记龚自珍的话：“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这是龚自珍的“三别好诗”之一。诗前有小序，他说：“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清代中叶，梅村诗在士大夫人家中的地位与受到欢迎的程度，已经成为代替《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的“高级通俗读物”了。龚自珍说，他活了三十二岁，“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并说这些他都“明知非文章之极”，并称吴诗为“儿女诗”，但终于不能不说“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龚自珍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梅村诗所持的矛盾的态度，明知不是“上品”但还是不能不喜欢的心情，我想同样的矛盾也会普遍存在于许多读者心中。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那原因。
传统的文学批评几乎将全部力量都花在艺术分析上了，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品、作家的颇不多见。但在吴梅村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反常的现象。包括他自己在内，他的同时朋辈、晚辈都从政治上对他说过许多话。而真正说到吴诗艺术地位的好像并不多，龚自珍是很有见识的一例。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是与时代历史分不开的。这似乎正是一个好例，可以说明任何时代、任何作者，都不可能脱离时代政治而生活在真空里。因此在论文论人时，就不能孤零零地只看一个方面。那是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意愿、努力都得不出应有的结论的。对吴梅村当然不应该是“例外”。
三十年前我曾自不量力做过一件艰难的工作，为梅村的《鸳湖曲》写过一篇“笺证”，文章的副题是“吴昌时事辑”。我用的是笨办法，把耳目所及能够搜罗到手的有关材料都聚集拢来，按时序、事件安排在原诗章节之下，试图阐述作者的作意，并寻绎掩盖在迷离惝恍的诗句后面的史实真相。郑西谛、吴辰伯都曾给过我热情的鼓励并借给我许多史料。就在这一次我开始明白了晚明史籍的浩瀚；尤感困难的是因当时党社的纷纭复杂，出于不同集团成员之手的记录论述的难于爬梳、判断。也正是这时候，开始对吴梅村这个具体人物发生兴趣，觉得三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某些传统的、习惯看法并不那么可靠了。这以后，见书较多，时时发现旧作的缺失不完，想重加订补，还不曾得到这样的余闲。不过有一种印象却也日渐明晰。对吴梅村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人比起后代人往往更为清楚而明白，梅村为了替自己辩解所作的种种姿态，都瞒不过当时人的眼目。但随了时代的迁移，旧闻的零落，这些却大抵成为论世知人的依据。这实在是值得憾惜的。
六十年代初，我又偶然看到一幅过云楼旧藏、吴梅村所画的《南湖春雨图》。作为“画中九友”之一的吴梅村的画迹流传得极少，偶有所见也往往只是一二笺扇。象这样精心绘制的巨幛是极少见的。尤为难得的是在画幅上端梅村还亲手写下了原诗的全文，与传世吴诗颇有异字。诗后有记，“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浣补此图。”壬辰是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当时他正住在嘉兴的万寿宫，编写《绥寇纪略》。《鸳湖曲》有“十年此地扁舟住”语，约略算来，梅村与吴昌时在鸳湖游宴大抵是在他改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之后。下推十年，顺治庚寅梅村又来到嘉兴，以盟主身份参加了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嘉兴南湖。”(毛奇龄：《骆明府墓志》)可能就在这时写成了此诗。这一年清兵入桂林，瞿式耜和张同敞同时死难。后两年，梅村又来到鸳湖，补作此图。转年春天，九郡人士在苏州虎丘举行声势浩大的大会。“慎交”、“同声”两社同“奉梅村先生为宗主”。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些分散的社盟都表示了捐弃前嫌，统一步调的愿望。就在这年秋天，梅村“应召入都”了。“实非本愿，而士论多窃议之，未能谅其心也。”(王撰《自订年谱》)
一首《鸳湖曲》，一幅《南湖春雨图》，正好都创作于这段时期。当时南明的残余势力即将消灭，陈之遴正在北京得意，这时梅村并不曾心灰意冷，还卖力地主持在野社盟集团的大规模政治集会，这是为了什么呢？不到半年他应召出山了。难怪许多人都不能谅解，窃窃私议，因为他们确实隐约地感到是被利用、出卖了。
在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接连创作了这样的一首诗和一幅画，很难简单地说成是偶然触发了怀旧之情。在这十年中间，梅村的故人先后有许多人死去，其中绝大部分都死得远较吴昌时来得光彩，他们并不曾得到诗人一一的哀挽。可是偏偏不能忘情的却是身败名裂的故友，这又是为什么呢？梅村的七古歌行中不少激昂慷慨之作，表现的是浓郁的家国之感，表彰忠义、指斥奸邪，态度异常鲜明。如《圆圆曲》就是一个好例。但只有这首《鸳湖曲》和另一首《咏拙政园山茶花》，则是哀怨凄迷，低回宛转，好象有许多话都难以说出来似的。对这两诗所歌咏的对象，也绝无一字讥评，有的只是悲哀的忆念。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要想寻找这中间的隐曲，我以为只求助于正史、官书是无效的，也不能天真地完全相信作者本人的正面声述。听听同时人的不同意见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吴梅村是很会替自己辩解的。他写了不少诗词，作检讨、表心迹，但多半不彻底，有保留。即如赢得无数老实人同情的《病中有感》一词，一向都认作他的“绝笔”，《年谱》的作者也把它编在临终之顷。可是在谈迁的《北游录》的“纪闻上”中，就早已记下了此词(崔青蚓条)。《北游录》是谈迁在顺治十一年顷入都期间著作的汇集，有许多与梅村往还的记事。梅村有不少名篇都是他首先看到手稿后加以抄录的。如果《北游录》是可以信赖的著作，旧抄也没有错落舛误的话，那么这一阕“贺新郎”就不会如俗传那样是梅村的“绝笔”。中国人大抵都是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看来这就是它的化为“绝笔”的原因。
山阴沈梅史撰《重麟玉册》，是一部大型的晚明人物传记。在《李暎碧传》后面有一条附记，“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将人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事，记下了的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公论”。也许有细心的考据家会指出，龚鼎孳是安徽人，不当列入江浙，不过不要紧，这并不妨碍这一情况的“基本属实”。
濠梁徐麟吉(日驭)有“黄园陪李银台公凯先生话吴梅村故事”七绝四首(康熙刻《北山诗钞》卷十一)，其中的两首是：
“太白承恩第一班，那知有诏放还山。沉香供奉无消息，自按霓裳教舞鬟。”
“讲幄晨趋近至尊，犀庭日表梦犹存。山中曾记山僧语，赢得袈裟满泪痕。”
长洲陈叶筠廷望《含翠轩诗钞》有“题《秣陵春乐府》四首，其前二首云：
“凝碧池荒衰草深，开元词客动哀吟。鼎湖一去龙髯远，南内犹歌夜雨淋。”
“荆棘铜驼废寝园，澄心烟冷欲黄昏。春花秋月潺湲泪，怨入声声杜宇魂。”
陈廷望的遗集是康熙中“孝慈堂”主人王闻远所刻。徐、陈都是清初人，和梅村没有什么交谊，他们本身也都是名姓不彰的人物，著作从来无人称引。他们的话是可以代表不存任何偏见的“公论”的，虽然比起“五不肖”来已经温婉得多了。可惜的是他们口中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只化为难以捉摸的韵语，但感慨所寄，还是清楚的。
这情形到了清代中叶，就已起了相当的变化。在遗民故老中间传说着的“故事”逐渐泯灭，人物的形象也逐渐定型。这里举昭文孙原湘的“题吴梅村集”诗作例，在《天真阁集》中：
“麦秀
四月寒，著书只分老江干。龚生故里方持节，江令新朝已拜官。东海生桑春烂漫，西山采蕨兴阑珊。彦回不肯中书死，脱屣妻孥事本难。”
“幕府徵书取次催，春风重上郭隗台。露霑天仗新池柳，花落宫衣旧井槐。故友半为袁粲死，内人犹识沈郎来。苦收金粉归诗笔，抵得兰成一赋哀。”
孙原湘作了大量的诗，他的集子有一尺多厚。一般说来，见解还是明正通达的。如他写的《媚香楼歌》结尾说：“气节何论男与女，楼中如花霜可拒。君不见，天津二月桃花开，又见侯生应举来。”这样的见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难得的，好象比起今天的有些人也还要高明些。不过到底时间隔得久了，真相逐渐模胡。他责怪吴梅村的只是不该作了“二臣”，但却将那原因主要归之于“幕府徵书”。这样的意见一直到今天，还统治着许多人的头脑，正是又奇怪又不奇怪的事。
我曾经介绍过仁和王曾祥的一则《书梅村集后》，他说，“其出也，以陈海昌之援。既而陈以权败，遂置不任用。”王曾祥是厉樊榭、杭堇浦、吴尺凫、赵谷林的熟朋友，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素养，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乡里旧闻。他的这些话是不能忽视的。在我看来，怕要比官书里的官话以及梅村自己的有些话都更值得重视。同样的话，陈廷敬所撰梅村的《墓表》中也说起过，作为《墓表》，是经过家属的同意的，不可能是随意的猜测、诬陷。梅村有一篇《与子璟等疏》，是相当于遗嘱的文字。历数生平经历的重大事件和种种艰危困苦的处境，写得哀恻动人。结尾说，“岁月日更，儿子又小，恐无人识吾前事者，故书其大略，明吾为天下大苦人，俾诸儿知之而已。”此疏写于逝世前一月，可以说是他为自己的一生所作的“总结”。话虽如此，其实是写了给天下后世人看的，并不只是留给家属的遗言。在这里梅村回避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复社筹划周延儒再相，其二是他应召出山的真实情况。为什么要回避，原因也很清楚。因为这两次都是政治投机，而遭到了同样惨重的失败。要进行政治投机，那就绝不可能是个人的行动。这两次政治活动，所凭借的基本力量是复社，重要的关系人是吴昌时与陈之遴。梅村还写过一篇《复社纪略》，同样也是态度暖昧的，也不曾透露他自己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发表的当时就引来过计甫草的批评。王曾祥的另一节“书后”说：
“人臣不幸，运遘阳九，事艰任巨，盖有刺心不足以自明，刎颈不足以称责者。若乃金门诸彦，兰台群英，靡柱石之倚，罔爪牙之托。而燕失故垒，欲傍谁飞；龙去鼎湖，相从不反。非志之易遂、节之易完者欤？梅村当英妙之年，陟清华之地。论所蒙被，可云渥矣。曾无独固，更事圣朝。所作诗文，颇多哀怨。感禾黍于秋风，述沧桑于世变。羁靡煎迫，重有所拂。然而失贞之妇，擗
故夫；二心之仆，号咷旧主。徒增戳笑，谁为信之！嗟呼，孤忠日月，已表层楼；故国衣冠，空怀死友。鲁连蹈海之辞，介子焚山之语，眡其生平，何相戾也。或言梅村老亲在堂，未宜引决。夫求生害仁，匪移孝之旨；见危授命，实教忠之义。苟其不然，隐黄冠于故乡，受缁衣于宿老，身脱维絷，色养晨夕。惜哉，梅村迹乍回而心染也。”
王曾祥这些话，今天看来，可能过于陈腐了。但这也不好责怪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封建文士。在他们看来，民族气节与忠于皇帝原来就是一回事，忠君与爱国也是不能分开的。王曾样对吴梅村的批判是严厉的，但也是实事求是的。在当时，吴梅村真的想保持自己的“名节”，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他作的是闲官，不为皇帝殉葬也不会受到苛求；去当和尚道士，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许多遗民都已这样做了。重要的关键是梅村的言行不一，所以一切慷慨激昂的正面言辞，在明眼人看来就都成了笑柄。特别是最后提出的“心染”一点，我觉得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曾祥指出了吴梅村实在是个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人物。
吴梅村是复社党魁张溥的入室弟子，其实两人年龄相差不过七岁，他一开始就是复社有威望的骨干成员，天如门下“十哲”之一。崇祯三年，与张博、吴昌时同举乡试。四年又得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成为周延儒的得意门生。在复社中的地位声望急遽升高，是五年虎丘大会中的风云人物。张博与梅村同年成进士，授庶吉士。第二年，就回到家乡，全力经营社事，不再回到北京，把颇有“政治才能”的吴昌时送到首都，在政治舞台上安下了一只棋子。从此京师掀起的一场场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吴昌时不但参加了，而且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都与复社和张溥紧密相关。几年中间所发生的种种曲折离奇的故事是说不尽的。
崇祯十二年己卯，梅村转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不久黄石斋予杖信至，梅村又冒险援救。这事是写在《与子暻等疏》里的。这时，复社的处境已经陷入岌岌可危的地步。陈子龙《自撰年谱》记，崇祯十年周之夔到北京告密，说张溥等谋反，“则以黄纸大书石斋师及予与彝仲、骏公数人之名，云二张辇金数万，数人者为之囊橐投之东厂。又负书于背，蹩躠行长安街，见贵人舆马过，则举以愬之。……”这是从敌对者眼中看到的梅村与张溥的关系以及他在复社中地位的旁证。负责情报与政治活动的吴昌时从北京向党魁张溥发来了火急的建议，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以张博为首的决策核心一直都留在江南，梅村正好参预了机密，这从他在《复社纪事》中透露了吴昌时密札的内容可以得到证实：
“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张溥)曰，‘虞山(钱谦益)毁不用，(文)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
接下来就是周延儒再相与吴昌时一起败事赐死的一幕。梅村在《纪事》中也有所记述。不过拿来与大量野史记事加以比较，可就简单而轻描淡写得多了，最后只以“事具国史”四字了之。梅村不是不知道这一切，不过他不想说，和他在写《鸳湖曲》时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的情形也见于他的《咏拙政园山茶花》。这比起吴昌时一案是更新的、当今皇帝所定的“钦案”，他又哪里敢说、肯说呢？不过他还是留下了山茶花诗和《赠辽左故人》等诗，他写下的“生儿真悔作公卿”、“摩挲老眼千行泪，望断寒云冻不开”这样的诗句，是从心底感到绝望以后产生的愧悔，比“贺新郎”里表现的感情真挚得多。他没有责难吴昌时、陈之遴辈政治道德的败坏，只是惋惜他们的政治投机没有幸而成功。
正常的政治活动与不择手段的投机行为是有原则区别的。只要举出“宜兴(周延儒)再召”的二三内容就可以看出当时复社核心人物采取了怎样的手段。这一切，梅村都是参预了决策，知道其底细，并未表示反对，并在回忆录中加以回避的事实。
周延儒其实也并非什么“正人君子”，他参预执行过迫害东林、复社的勾当。再次捧他出山，完全是形势的需要而非政治上的契合。参加决策的重要人物有钱谦益；给吴昌时的指示和密札七封是教人熟读以后，割成碎片，藏在败絮中间，混进北京以后再用“簑衣裱法”连缀成篇，送达权要的(《社事始末》)。活动经费是用招股的办法筹集的，出资者竟包括了阉党骨干分子冯铨、阮大鋮。“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方域父)、桐城阮大鋮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烈皇小识》)据《谈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他们对周延儒也提出了一旦复相后就要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的条件。例如阮大鋮就提出起用马士英，为自己出山铺平道路。党魁张溥就更为严格，《霜猨集》有诗云：
“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灯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鄷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附注：“张博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博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董事长”下达了这样的指令，“总经理”不免要感到极大的为难。矛盾总是要解决的，而且竟很快地解决了。“博还娄东，一夕暴死。”据一种野史说，还是吴昌时下的毒。《霜猨集》：
“月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附注：“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孟心史校订补注本)
这是野史，不过我相信这些故事是不大可能编造出来的。这其实是极好的题材，可供诗人写出一篇出色的七古歌行，但梅村没有写。运用了这样的手法于政治斗争之中，搞“统一战线”连阉党余孽都包括了进来，称之为政治投机好象还不足以尽其极致。
自从开始接触晚明史以来，遇见了大量的野史笔记，真是浩如烟海，读了使人头脑发胀。不过读野史又是有趣的，它往往能在漆黑一团中闪出几道微光，引导人们走向并靠近历史真实。这样的启示在正史官书中是很难找到的。为了读一首诗花掉几个月的时间，也并不一定得不偿失。经过努力，得到的知识、启示与理解，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作品。人们会从中发现作者的才华与聪慧，凑巧还能窥见他们的“狡狯”。诗人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会写下一些“谜语”，好象决心不愿人读懂，但我想这也并非他们的本意。果真如此，又何必留下文字的痕迹呢？梅村苦心经营写下了“其词甚艳、其旨甚悲”的诗篇，说到底还是希望人们真正理解他的心事，也就是“旨”。如果反对寻求“诗旨”，徒赏其“悲”，那与称赞一盏新茶只是“热得好”有什么两样呢？看来这恐怕并不是一种好办法。
一九八二、四、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