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忠贞的灵魂

　　风流云散后凋松，昨岁新正哭雪峰：
　　残稿未成天国史，遗骸谁覆党旗红？
　　平生交谊师兼友，一夕谈谐始亦终。
　　闻道百花重烂缦，灵山绝唱奠英雄。
　　一九七七年哭雪峰同志
　　三大本的《冯雪峰论文集》，是不太好读的。三十多(三十二)年，近两百(一百九十一)篇，近百万(九十八万四千)字，这几个数字就够重的了。而这近百万字，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传播、扎根、成长的历史，纪录了这个过程中一位探索者的行程，二者都是漫长而曲折的。雪峰同志的文字，又素有“晦涩”之称，虽然也未必尽然，晚年之作更是日趋平易，但总的说来，他写文章是同读者一道思考，而不是思考出结果来告诉读者，所以读起来总归是吃力的了。《读书》杂志要我谈谈这部不太好读的书，写点读后感。我倒是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关于雪峰同志，我是应该写点什么了。
　　雪峰同志，是我青年时期所尊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高举鲁迅旗帜的英勇旗手。解放以后，他是我工作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他是负责这个单位的创建的。他在这个单位的领导岗位上，以平等精神和朴素作风得到普遍的敬爱；纵使是他被错划为“右派”以后，这个单位里的多数群众也仍然在默默中对他保持着这种敬爱。)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和他都以“留用右派”的身份，就在他负责创建和领导的这个单位的同一间办公室里朝夕相聚者三年。十年浩劫中，我和他又作为同一单位里的“牛鬼蛇神”，同住一个“牛棚”，同下一个干校，同在一个连队。一九七六年初他逝世的时候，周总理刚逝世不久，解放了将近三十年的中国，却处在又一个黎明前最寒冷的时期；当时也算是给雪峰同志开了一个不成体统的追悼会，姚文元下令不得致悼词，参加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国家和个人所遇到的事，都是十分离奇，而又十分现实。这样的时候，我没有话可说。于无声处，只有雪峰同志的骨灰盒上，由他的子女题了这样三行字：“诗人。作家。毕生信仰共产主义。”看到的人都体会到它的分量。这年十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雪峰同志已经看不见了。次年春，我次友人韵作了《丁巳春感五首》，正好第三首有“峰”字韵，我即以这首来追哭雪峰同志，如本文前面所引。其时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在第一首里写我当时的感受是：“朱门柳影转青春，九陌轻寒尚袭人。”雪峰同志的身份还是“摘帽右派”，所以我有“遗骸谁覆党旗红”之句。这首诗当时只在三五友人中随便看看。直到一九七九年正式举行盛大的雪峰同志追悼会，我才请人抄了送到追悼会场去。使我不免敝帚自珍的是，我还想不出比“风流云散后凋松”更好的形象来表达我对雪峰同志的敬仰。但考虑到雪峰同志的党籍已经恢复，而诗中还有“谁覆党旗红”云云，便特地在诗题上标明“一九七七年”字样，希望不引起误会。我也自问：为什么只抄旧作？为什么不能根据新的情况，畅所欲言地写点新的东西呢？我发现，已经不再是有什么外力阻止我，而是自己所欲言的，自己还想不清。而这想不清的东西，又清楚地凝现为一位老人的背影。
　　所谓文化部“五七”干校，是在湖北咸宁的斧头湖边搞围湖造田。那里多雨，土质是红胶泥，军宣队提的口号是“小雨小干，大雨大干”，所以比什么艰苦的劳动都更令人头痛的，是在每次冒雨出工的路上。经雨的红胶泥，下步时滑得把不住，提步时又粘得提不起，没走几步，鞋底已经粘成几斤重的大泥团，甩也甩不掉了。“滚一身泥巴”，真正成为常见的情形。平时出工要按班排列队行进，这时队形实在维持不住，班排长们也只好睁眼闭眼过去。我腿脚素来笨拙，狼狈相自然不必说。有几次偶然走在雪峰同志后面，发现他却是走得非常矫健，灵活而又稳重的步法，随时能从倾侧之中掌握好平衡，决不用担心他会摔倒。我想，他已经快七十岁，比我大二十岁，前几年还动过胃切除的手术。他走得这样好，我为什么不能稍微学一点呢？但这样一想之中，我又踉跄了几步，表演了几个狼狈相了。从此我就愧随雪峰同志之后，每当冒雨出工，我总是力避走在他的背后。然而，泥泞滑溜胶粘坎坷的路上，一位瘦劲的老人，肩上一把铁锹，迈着灵活矫健的稳步前进的背影，却是躲不开的，它总是在我眼前鲜明地出现。我总觉得，这不仅是雪峰同志走在咸宁斧头湖边冒雨出工路上的形象，而且是他一九五七年以后的一生最后二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整个的形象。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是这样呢？这就是我总没有想得清的。现在正好有机会系统地读一读雪峰同志的理论文章，看看能不能把问题弄清楚一点。
　　开卷果然有益。
　　雪峰同志的战斗的一生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宣传、阐释、捍卫、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常常是同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一些重大的尖端性问题密切相关的。现在这三大本论文集，就集中了全部资料。如果据此进行研究，探讨其中的规律，分析其中的得失，那将会是大有益的。可惜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结合自己的经历，有一些零星的体会。
　　雪峰同志的一些精辟论断，曾经在文艺的几个根本问题上给我深深的启发。例如，关于文艺规律，他说过：“所谓文艺的规律，其实就是创造人物的规律，也就是生活和生活斗争的规律。”(论文集下册195页)关于文艺真实，他说过：“文艺不能不是肉身的东西。……一定浸满着作者的战斗的血痕，才能证明那是真实，而给予理想与实践的力量。”(上册306页)关于文艺批评，他说过：“具体的文艺批评首先就是生活的批评，社会的批评，思想的批评。”(中册98页)总之就是要从生活，要从社会的、作品中的、作家自己的有血有肉的生活，来观察和处理文艺的一切问题。这样的文艺思想，曾经帮助我努力从根本上看文艺，而对那一切形形色色的脱离生活的、机械冷淡的、玩弄技巧的文艺观，从心底里感到格格不入。
　　作为雪峰同志领导之下的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编辑人员，我曾经从雪峰同志的一些有关言论中，找到过明确的工作指针。例如，一九五三年，雪峰同志就指出：从《诗经》起，经过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曹雪芹，直到鲁迅，形成一条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长河(下册24页)。那是在解放初期，在社会上还很有些人怀疑“共产党要不要封建时期的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这些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编辑工作的人信心也不太足的时候，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出来说这句话，其影响之大，现在的读者怕是难于想象的。雪峰同志还说过：对遗产的批判，就是通过具体的分析和综合性的总结，达到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新看法，达到对遗产的看法上的革新；至于“对于遗产本身，本来并无所谓革新，例如我们就不能修改古书”(中册518页)。这对于解放初期的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工作，更是直接有用的提示。当时，弄不清我们出版古典作品是否应该学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的榜样，这种糊涂观念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对古典作家的思想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常常苦于究竟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不大好区别。这时，我们从雪峰同志的论文中得到一个深刻而又简明的公式。他说：古典作家的成体系的思想，往往是封建的；而他们同情人民疾苦、痛恨黑暗政治和残酷剥削的思想倾向，则是有人民性的(下册141—143页)。这个公式曾经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纠缠不清的问题。
　　重温如上所引的雪峰同志的这些言论，回忆当时的情形，都有一种亲切之感。而另外一些言论，当时没有特别注意，现在看来才知道是真知灼见，不是泛泛之谈。早在一九五三年，雪峰同志就着重阐明英雄和群众的关系，批判文艺创作中孤立英雄、突出英雄、轻视群众、压低群众的倾向(下册52—53页，69—70页)。他大声疾呼：“群众什么时候都是实际生活中矛盾斗争的主体，而决不是旁观者或两种力量之间的中介物。”他又说：“英雄是群众的一分子，只有在群众身上所能有的东西，才能在英雄身上出现，或者先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要创造的新人物的形象，他们新的崇高的性格和品质都应该是带群众性的、能够感动一切普通人民群众的、普通人民群众都感到亲切、都愿意仿效并且能够仿效的理由。”(下册70页)经过十年浩劫百卉凋零之后再来看这些话，说得是多么好啊！即使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恐怕也是有益的箴言。
　　我并不认为雪峰同志的理论没有错误。他在一九三○年就宣称“中国的统治阶级已到它底崩坏的末日，而无产阶级底力量却长大到可以掌握政权了；世界各国也是如此”(上册22页)。这恐怕是当时正居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的声音吧！到了一九五五年，他又说：尽管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但较之二十年前瞿秋白同志牺牲的年代，“在新的情势之下，阶级斗争不仅不会稍微缓和，反而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和更加复杂。”(下册331页)这恐怕又是新的左倾错误的苗头的反映吧！这些错误，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觉察，能够不跟着说，而今天，说它们错误却是很容易的。
　　对于作家和作品，雪峰同志的褒贬抑扬也并不总是正确的。毕生高举鲁迅旗帜的雪峰同志，在一九二八年第一次论及鲁迅时，竟然说鲁迅“在艺术上是一个冷酷的感伤主义者”，在政治上“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在批评上，对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在旁边的说话者。”(上册6页)这个显然错误的评价，当时使鲁迅很不快，这已是文学史上人所共知的故事了。对于丁玲同志的《莎菲女士日记》等作品，雪峰同志起初也是错误地给以完全否定。
　　但是，雪峰同志是能够修正错误的，是能够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辩证的过程中成长的。他后来对鲁迅的研究和阐发，彻底纠正了他自己最初的错误，其成绩照我看来，至今还是未被超过的，例子太多，索性不举了。现在只看看他前后两次怎样评价《莎菲女士日记》等作品的。第一次，雪峰同志宣布：《莎菲女士日记》等作品中，只有“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p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写这些作品的作家乃是“思想上领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上册71页)。这显然不能说明这些小说在当时觉醒了的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的事实，只能说明评论者自己还是一个严正、偏激、不懂生活的青年，“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十多年之后再来评价，就大不相同了。这回，雪峰同志指出：莎菲的矛盾和伤感，“的确联带着非常深刻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并非一般的所谓‘少女伤春’式的那种感伤主义”，而是“五四”时期知识青年“把恋爱自由、恋爱的热情、以至所谓恋爱至上主义，看作所谓‘人生追求’的神圣的或唯一的目的”那种阶级性质的表现和时代觉醒的表现。“尤其在这一类的青年女子，往往要通过女性的觉醒，去体验着他们之‘人’的社会的觉醒”。“莎菲的绝望，是对于平凡卑浊的周围的绝望。她的空虚，是恋爱至上主义本身的空虚，同时也就是她因而自觉到她这个人生活上本身的空虚。所以，莎菲的空虚和绝望，恰好在客观上证明她的恋爱理想固然也是时代的产物，却并没有拥有时代的前进的力量，而她更不能依靠这样的一种热力当作一种桥梁，跑到前进的社会中去，使自己得到生活的光和力。”(中册153—154页)从这样既入情又入理的分析里，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出现了。雪峰同志这就做到了他自己说的：“具体的文艺批评首先就是生活的批评，社会的批评，思想的批评。”
　　三大本论文集里，从实践中自己修正错误的例子，还相当不少。例如，对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对于内容决定形式的前提下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内容的反作用，对于中国新文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的重要意义，我觉得雪峰同志在他的理论活动的初期，都欠注意，欠重视，而后来都彻底纠正了，并且，那一步一个脚印的自我纠正的艰苦历程都是可以按迹寻踪的。“他终生对历史的反动力量战斗着，把自己看作人民的一个先驱者，一个前哨的士卒或斥堠，从不把自己看成一个思想家，可是他也就终生都在探索和研究着现实社会，搜寻着道路、敌人和人民的力量。鲁迅的思想从没有离开过这条路线，他的思想是沿着这路线，为着这任务，而形成，而时时纠正、改变和发展的。”(中册197页)雪峰同志对鲁迅的这段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于他自己。
　　说到这里，在一条泥泞的坎坷的路上矫健地行进，时时能从倾侧中掌握好平衡的那位老人的背影，似乎又出现了。是的，我这次通读《冯雪峰论文集》的最大收获，还是在于把这个背影看得更清楚了一些。
　　早在一九二六年，雪峰同志就指出：“颓唐的、绝望的东西”对作家乃是“一条缚足的绳。”(上册15页)从这里起，三大本论文集里，自始至终有一个烈火一般的思想，就是对于形形色色的颓唐软弱、怀疑厌世……有一种由衷的嫌恶，洞见它们的危害，随时随地揭发它们，鞭挞它们。在论诗的时候，雪峰同志指出：一切“对于自己的命运和绝望的预告和哀音”，“最后就是诗的灭亡”；一切“生命的悲哀和抑郁”，“最后也就是诗的生命的丧失”。(上册164页)关于高尔基笔下的克里姆·萨姆金，雪峰同志指出：中国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世界一切都厌烦，然而并不因此而绝望和反抗，却满足于自己的厌烦。他宣称：他对这种人的憎恶比那些虚伪的或冷酷的人更厉害。(上册198页)抗日战争期间，雪峰同志指出：所有附敌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将他们的恶行与无耻发展到极端”，另一方面就是“尽情地宣露着他们的颓败、软弱可怜和无聊的心志”。(上册234页)其代表人物周作人就是“堕落与颓丧”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上册236页)
　　雪峰同志这样憎恨一切颓唐厌世，正说明了，也正因为他是革命乐观主义者。他说：“在今天，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战士，就不仅不容许抱悲观想头，而且还必须是一个大乐观主义者才对。”(上册304页)他自己是做到了的。他回忆上饶集中营里的英勇斗争，深刻地指出：战士们“并不只是消极地等待做烈士，就因为他们首先是要出来继续为祖国为人民而战斗”。他说：“乐观的舍身精神，是共产党员最高贵的品质之一。我们提倡的革命气节也是积极性的。”(中册324页)大家都知道，雪峰同志自己，当年正是在上饶集中营里以实际行动体现了这种“积极的革命气节”，后来他又创作了优秀的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来歌颂了这种“乐观的舍身精神”。
　　人为什么能这样乐观呢？雪峰同志不止在一处指出：原因就在于对改造生活有信心，对革命胜利有信心，而一切信心的基础尤其在于对人民有信心。关于鲁迅的几篇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雪峰同志进行详细分析之后，结语道：“在辛亥革命前充满着信心的人，如果没有在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把自己的理想同华老栓们的命运、觉醒和解放斗争联系起来，那么，等待他们的都将只是失望和消沉。涓生和子君是五四革命所唤醒的青年，他们失败的根源在于他们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孤立开来，而想以自己薄弱的力量去抵抗传统的社会压力。鲁迅是从同人民的关系中来分析和评价知识分子和青年们的理想的。”(下册426—427页)
　　可以理解，雪峰同志自己，也是从同人民的关系中来观察和处理乐观与颓唐的问题。他那么憎恶一切颓唐厌世，他自己也总是能在种种逆境之中战胜消极心情，就因为他深知一切颓唐厌世的根源或归宿，都是同人民的远离，甚至是对人民的背叛。他那么歌颂革命乐观主义，他自己也总是能在种种逆境之中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就因为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根源和归宿，都是同人民的联系，尤其是对人民的忠贞。
　　我和雪峰同志同一间办公室工作那几年中，亲眼看到他怎样认真踏实地做着最平凡的编辑工作；现在论文集最后一篇也是一九五七年以后仅有的一篇《郁达夫传略》，就是当时工作成绩的一个点滴。据牛汀、王士菁等同志回忆，当时选录的郁达夫作品中，有几十万字是雪峰同志带回家一字一字抄出来的。按制度规定，这些完全可以请组织上雇人去抄。雪峰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论文集里有这样两段话：
　　我感到工作是增加人的生活欲望和力量的，而生活的欲望无非是要更理解自己的人民，更与人民相亲近。此外又还有什么生活意义呢？(中册258页)
　　……对于个人，在中国古哲的言语中，我是更加爱如陶潜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之类的诗句。这是即使一个人，做着极微小的事，也如在转移着乾坤似的气概。(上册207页)
　　这两段令人感动的话，可以表明雪峰同志的心情。原来，他是把手抄选文几十万字以及其他类似的平凡工作，当作“更理解人民，更与人民相接近”的手段和途径来干的，他是以“转移着乾坤似的气概”在干的。本来，名在“另册”的人，能把工作做好的也并不少，但从旁看去，有时或近似“表现”，有时或微觉“卑屈”，有时又稍有“赌气”之嫌。雪峰同志却不使人有这一类感觉；看他做那些平凡工作时，倒是使人有一种庄严崇高之感，就因为这原来是他对人民的忠贞的表现。
　　是的，“庄严崇高”，我觉得这四个字我用得恰当，对人民的忠贞不可能不表现为庄严崇高。雪峰同志给一个剧本作序说：“作者那么强有力地感染给我们的，正是庄严不可侵犯的政治信仰和庄严崇高的共产党员的人性”。(中册224页)我在雪峰同志身上，特别是在“监督使用”“监督劳动”这一类情况中的雪峰同志身上，也看到这种庄严崇高不可侵犯的共产党员的人性。
　　雪峰同志的劳动态度之好，一向是得到公认的。十年浩劫之初的一天，我们正在机关大门前扫地，雪峰同志象往常一样默默地认真地干着。忽然来了暴雨，大家只好到门廊里暂避。那里贴满了大字报，而我们作为“牛鬼蛇神”是不许看大字报的，进出只能走没有大字报的后门。有人提出来：大家不要站在这里，免得有偷看大字报之嫌。忽然，雪峰同志遏制不住地大怒了，他忿然问道：“你把我们自己看成什么人了？”其时，其地，其人，而有此一怒，似乎很不合时宜，然而我当时默默地向雪峰同志致敬，现在写到“庄严崇高不可侵犯的共产党员的人性”这些字时，我眼前又出现了雪峰同志那次勃然大怒的形象。
　　我以为，三大本近百万字的《冯雪峰论文集》，留给我们的理论上的财富(包括从他的错误中能吸取的教训)当然是丰富的，宝贵的；但另一方面，即使不说更宝贵，至少也该说同样宝贵的，是其中贯彻始终的这种庄严的精神，忠贞灵魂的表现。那位在泥泞坎坷的路上矫健行进的老人，其所以总能从倾侧中掌握好平衡，就因为他有一个忠于人民的灵魂在作稳定的重心的缘故；这又不仅是就政治上、生活上、品格上说的，而且是包括理论上说的。下面这段话，是雪峰同志对这种忠贞的灵魂所唱的颂歌：
　　现在是这一种德行——节操，得到了广泛的自觉和辉煌地放光的时代。……这种德行能够和历史的前进更一致地发展；它正是作为人生和社会的实践所必然和必需有的产物，因此是那样地高贵和美丽。这好象那洁白的高贵的花朵，为那巨伟的茂盛的大树所产生，恰恰在它带着朝露或披着阳光而忘我地开在郁绿的枝叶，就更为美丽了。我们能够这样看法和有这样充实的感觉，是因为我们时代的多少伟大的忠贞的灵魂，是恰好作为历史胜利的契机而在凛然地耀着圣光的缘故。(上册229页)
　　人民的老干繁枝上凛然闪耀着圣洁的白光的花朵，这就是雪峰同志描画出来的忠贞的灵魂的美丽形象。对照起来，我那什么“风流云散后凋松”，就仍然是凄清的失败主义的情调，不有这次通读《冯雪峰论文集》的机会还不自知哩，这还象我在咸宁的泥泞中想学学雪峰同志的矫健步法而仍不免踉跄出丑一样。
　　一九八二、七、十七，大连棒棰岛
　　(《冯雪峰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上册1.55元，中册1.95元，下册1.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