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谈《榆下说书》

　　黄苗子说，他吃着花生米，津津有味地读了黄裳的《陈圆圆》，是因为听我说这篇文章好。这是苗子应《读书》杂志征文“我最爱读的书”中这样写的。等到我们又相见时，他说他是下笔时偶然记混了，后来才记起我向他盛称的其实是黄裳的另一篇：《关于柳如是》。反正这两篇我都喜欢，都曾热心劝朋友看；不过比较更喜欢的，确实是《关于柳如是》。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北京的几个老朋友里，除了苗子兄，还有周绍良兄也是；我们相见时常常互相报告：黄裳最近又在什么地方发表一篇什么了。久客上海的表兄马茂元，前年在武昌相见时，谈起《关于柳如是》，倾倒备至，眉飞色舞地说：“几笔就把一个柳如是写活了。真没想到，天下文章，竟可以写到这样活的！”他还慨叹在上海住了几十年，怎么竟没有认识这样一位朋友。
　　我也至今不认识黄裳。名字是早就知道的，对他的文章过去却没有仔细读。近几年，我才成了他的热心的读者。幸而手头有几种每期都能看到的刊物，例如《读书》和《文汇月刊》，恰恰都是他常发表文章的。一期到手，翻看目录，很希望看到的几个名字中，当然就有黄裳；而他的每一篇新作，也总是能给我以会心和喜悦。
　　今年暑期，到大连来休假。《读书》杂志忽然从北京挂号邮寄来一本书，打开一看，竟是三联书店出版不久的黄裳的散文集：《榆下说书》；《关于柳如是》、《陈圆圆》等等都收在里面。我立刻找到《关于柳如是》来重读，然后重读《陈圆圆》，然后再从头一篇篇地读下去。我相信，将会长铭记忆中的大连棒棰岛的海色涛声，也将会永远作为我阅读《榆下说书》获得甚深的会心和喜悦的见证。
　　我不能不拿起笔，记他一点了。《读书》如果本来无意约稿，我也要向它投稿了。
　　还是从《关于柳如是》说起。文中有云：
　　综观柳如是的一生，大抵包括两个侧面。露在外面，为大家所看见的是她的“风流不检”；掩盖在底下，很不惹眼，但确实存在而且极为清晰的是她的强烈的一贯政治倾向。结合起这两者，才能使我们对她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在她那些“不检”的行径中间，处处浸透了对封建制度的抗议、蔑视与践踏。柳如是荒淫无耻的故事，在晚明那个社会里，并不罕见，倒无宁说是一种典型现象，是在没落的地主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市民等级的疯狂破坏性的表现，是它消极的一面。柳如是从封建社会的最下层挣扎出来，当她一旦挤进地主阶级上层以后，随以俱来的消极腐化因素就进一步迸发，加强了这种疯狂性。而这种疯狂性是会无情地破坏旧社会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加速旧的上层建筑的解体，促进了新的社会形态的发生的。我们说这里有消极的一面，是和一切大小卫道者的哗然不满完全不同的，他们是在拚死地保护旧事物，他们把柳如是视为敌人。
　　在旧社会的文士所写下的大量有关柳如是的诗文中，即使是较有见解的，也很少能看出她那强烈的政治倾向。他们至多是把她看做一个值得同情的美丽的怪女人，加以咏叹，如此而已。
　　论古人而能如此全面、深刻、细致、准确，这是我爱读此文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吴季札有言：“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句话给我极深的印象，使我对一切评量人物的议论，有一个评量的标准：看它对人心知得几分，特别看它用礼义压杀人心压杀了多少。黄裳所说的旧社会的文士，对待历史人物，不是用礼义的标准来把他捧成没有人心的“君子”，就是用礼义的标准来把他骂成没有人心的“小人”。他们对于古之女人，特别是古之美女，那就更谈不到对她们的“人心”有任何理解与尊重，他们写载道卫道的史论时总是用礼义的标准把她们一律骂成“祸水”，写怡情悦性的诗词之类的时候，则是把她们当作花儿鸟儿，乃至如鲁迅早就指出的，干脆是想吊她们的膀子了。黄裳在本文一开始，论到三百年来雅人们无不对柳如是这个题材特感兴趣，就发挥了鲁迅这个意思道：“这些雅人的动机说穿了无非是想吊死去了若干年的这个小女人的膀子，却完全不顾在辈份上说，她该是他们的祖母、曾祖母……行，在实际上说，她又是一位‘女吊’(女性的吊死鬼)，竟忽略了她会在半夜里来‘讨替代’。”吊膀子虽然难以说是合于礼义，但这只是在理论上有矛盾；而实际上的“名士风流”，则是与礼义各不相扰的，并行不悖的，甚至是互相补充的。黄裳谈柳如是，好就好在它既非“祸水”之论，也无吊膀子之心。他始终把柳如是当作一个人来看，当作一个自有其人心的女人来看。例如，他引了柳如是给汪然明的一封信之后，说：
　　从这封信里，似乎可以看出，她对汪然明的以平等相待，尽情维护，是从心底感激着的。这个饱尝人间辛酸的女人的，真地被打动了。细味全信，友情更深于爱恋之情。这不只是一篇漂亮的简尺，还凝聚着真挚的情谊。
　　他引了柳如是嫁钱牧斋以后和牧斋之作的一首诗，指出读这样的诗，“就颇费思量，不知道她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情感，横直不是十分满足的。”又指出另一首诗“同样流露了浓郁的惆怅之情”。“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嫁给这样一个年已六旬的老头儿，是很难期待有什么‘闺房之娱’的。”关于柳如是这一首诗，黄裳在本集所收的另一篇文章《放翁诗》里又提到，分析得更好：
　　这正好说明了一个住进了金丝鸟笼里的女人的心情。她不无依恋地向过去的生活告别，那种生活是愁苦的，但却还是比较“自由”的。“何人晓”、“独自看”，着实写出了这种寂寞的情怀。
　　我真吃惊，对柳如是诗中的心情，体贴入微竟能达到这样的深度。这首诗其实我也早就很熟悉，常常背诵给别人听，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我也真是陋于知人心了。
　　《关于柳如是》里面，还能从另一个角度深知柳如是之心。他指出，柳如是嫁钱牧斋，不是基于什么爱情，固然明明白白，但也不单纯是看上了牧斋的财富、地位、声名，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牧斋，“政治前途充满了希望。这个小女人是很有野心和才干的政治活动家，她下了决心，嫁给了钱牧斋。”他指出，在弘光小朝廷中，柳如是为了帮钱牧斋挣得礼部尚书，不惜出卖色相以讨好阮大鋮；她为了拉拢军阀，穿着昭君装跑到江防部队里去搞什么活动。钱牧斋降清以后，据野史所记，有一段小故事：一次，钱、柳出游，看到一处泉水清澈，钱牧斋想脱鞋袜洗脚，柳如是站在一旁冷笑道：“你当这是秦淮河么！”黄裳评论道：
　　这个故事无疑也是真实的。柳如是实在严冷得很，只一句话，就完全吐露了她对钱牧斋的鄙视、厌恶。秦淮河是旧院长桥所在之地，封建 地主阶级残酷蹂躏穷苦少女，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地方，也是柳如是出身的地方。
　　但是，钱牧斋降清以后并不得意，屡受打击，他并且长期同各路抗清武装力量保持着联系，所以柳如是对他也还是寄以期望。黄裳总论道：
　　柳如是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一贯的，几乎找不到什么反面的材料。乙酉以后她对牧斋还是关心的，但这关心总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她没有赞成过他的无耻叛降，而是在清廷逮问时给他帮助，在抗清活动中主动地参预并亲身实践，给他以巨大的影响。随着恢复故国希望的逐渐破灭，她和牧斋之间的共同点也终于不复存在，于是就演出了“入道”的一幕。
　　钱牧斋曾大肆宣传过柳夫人的“入道”，作了不少诗。其实柳如是是永远不会看破红尘的。照我看，如果不是一种政治姿态，就是在生活上对牧斋表示的一种厌绝。
　　用黄裳这样的方法来论人，绝不会把人简单化，但不管多么复杂，说出来又总是平易切实，不难理解，可以相信，关键就因为他善知人心的缘故。
　　一九五六年，在一个小会上，听到一位理论家谈杂文，大意说：批评大白菜贮运销售中的缺点，这种文章也是很需要的，但这不是杂文，杂文是谈“世道人心”的。我一直记得这几句话，觉得的确抓住了杂文之所以为杂文的特点。现在我又可以说：不仅一篇《关于柳如是》，整个《榆下说书》，好也好在它善谈“世道人心”，都是好杂文。这里面关于书籍的学问，关于历史的学问，关于版画美术的学问，……尽管都以漫谈的形式出之，尽管作者一再谦称自己不是藏书家或别的什么家，但从我看来，实在都是厚积薄发，深入浅出，非同小可的。例如他揭发季振宜和昌龄这两位大收藏家用挖补之法，以明刻本冒充宋刻本，这似乎就不是一般藏书家都能说的。又如，他以《四部丛刊》影印的《中兴间气集》和《河岳英灵集》为例，指出一切影印本都不完全可靠，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改，这对于很多研究者都是很有益的。浅学如我，从这些地方获得的教益更是不可枚举。但是我要说，更能给我会心和喜悦的，还是这一切专门知识之外的，或者结合在这一切专门知识之中的，由善知人心而善论世道的成分。
　　在《杨龙友》这一篇里，黄裳运用许多可信的材料，证明了孔尚任在《桃花扇》里把杨龙友写成一个清客、一个高级蔑片、两面派和丑角，写他间或作点“好事”而总趋向是坏事有余的，这样写法也许出于剧本结构的需要，但与实际不符。实际上的杨龙友，“他既非正生也不是净，‘脸谱决定论’者在他面前是会踌躇无策的，只要一看面色就能决定人物好坏，这样‘岂不快哉！’的便宜事，可惜这里并没有。”
　　更麻烦的问题是阮大鋮。这是一个出名的坏蛋，历史早已做了结论。但是，黄裳在《春灯燕子》这一条短短的随笔里，接连举出几个证据，特别是那位提出了“吾越乃复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样响当当口号的名人王思任，不但给阮大鋮写的剧本作序，而且在序里居然对阮大鋮因列名逆案而罢官一事寄以甚深的同情，以及抗清死节的邝露，是阮大铖的学生，在邝的诗集《峤雅》中却对这位石巢夫子(阮大鋮)备极尊重，黄裳就根据这些无可争辩的证据说：“我举出这些事实，倒不是想为阮胡子翻案，只是希望提醒《桃花扇》的读者，不可将明末党争政局看得过于简单。孔尚任是在写戏，而戏剧矛盾是必须集中、鲜明，不可能将许多细节都写进去。”“我们如果要求孔东塘严格依照历史真实，做到无一事无来历，那是过于天真了；但看了《桃花扇》就以为彻底了解了南明的历史，也不免头脑简单得可怕。天下哪里有这等便宜事！”
　　这些都是由于深知人心之不可脸谱化，而痛论世道之绝非图表化。而另一方面，同样由于深知人心，又能对于历史上某些庞大复杂的意识形态，一下子抓住它的最鄙陋的本质，收提纲挈领、执简驭繁之效。例如，在《晚明的版画》里，通过一幅版画，一下子就看出：
　　这是道家说教中最为反动荒谬的一个部分，是赤裸裸地把女性看作一种器具的“理论”，是真正抓住了封建主义的精髓并发出强烈诱惑力的一个部分。那些“宰官”们之所以欢迎并大力支持道士，他们希望通过道士的帮助获得的往往不是发财，而是纵欲的法门。……谁想真正了解封建主义的实质，只从儒家的教条中寻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得一些释道二家的花样。
　　我以为这是大有功于世道人心的议论，可惜能知此意者恐怕还不是很多吧！
　　黄裳不仅是善谈古之世道人心，更善谈今之世道人心。《榆下说书》全书中贯穿着对于“四人帮”的火一般的仇恨，特别是对于康生、陈伯达之流迫害知识分子，劫掠图书文物，黄裳更是有切肤之痛，书中不止一次说到。但是，他说到这些，却有一个特点。例如开宗明义第一篇《书的故事》的一开头就说：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象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象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在另一篇《书之归去来》里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那里还说：“没有了书，我也生活得很好，并不失魂落魄。”他对自己当时心情的这种描述，我能体会到完全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在一些久经大的苦难而终于没有垮下去的知识分子身上，确实不能不练出这样的心理状态，说是坚强也好，说是麻木也好，反正他们是仗着这个挺过来的。黄裳在《祭书》一文中还说过：听到一些公然无耻地掠取、瓜分和“运用”他的藏书的消息，“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只是觉得愁眉苦脸或痛哭流涕都并不雅观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的好。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二十多年前，一位头头就曾指出我这是‘强颜欢笑’，自然就是不认识错误罪行的表现，因而给了我加重的处罚。”正因为他对“四人帮”和对“十年浩劫”的痛恨，都带有这个特点，所以他在《萧珊的书》一篇中评巴金怀念萧珊的文章有几句话，未尝不可以适用于他自己：“通过这一篇浸透血泪的文字，我得到的是激励与鼓舞。我相信，阴暗的过去带来的必然是阳光璀璨的未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毫无收获的牺牲还从来不曾有过。”看来，黄裳不但善知人心，也善知己心，而这即使是在庄严的斗争中也是大有用外的。
　　除了以上的引文都可作为文章之美的例证而外，我还想引用这样一小段：
　　《吴骚合编》中项南洲所刻的“寻芳缓步闻鶗鴂，柳畔黄鹂声弄舌“就是会使人着迷的这样的作品：一位春日游园的少女，迷醉地微侧着头恣意享受着和煦的春风的吹拂。风儿在哪里？在杨柳的柔条上，在少女和女侍的衣带中，也在那扑腾着双翅的黄鹂的身上，最主要的怕还是在她那惺松的眉眼之间吧。(《晚明的版画》)
　　黄裳也写出这样风神绝世的文字，真令人惊诧贤者之无所不能。但我更喜欢的，还是这样的文章：
　　长夏无事，以读书自遣。陶渊明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忘食”不一定办得到，多少忘掉一些暑热，倒是可能的。近来记忆力衰退，有许多人前看过的书，还曾写下过批注，几乎都全然忘却了。重读时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愉乐，也不免有些惘然。想想还是多少记一步下来的好。古人著作中笔记一项特别丰富，那部分原因就在此。作这样的工作，重要的是见识。不只是议论，就是选材，也往往可以看出读书者的见解。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暴露自己思想、趣味……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渠道。不过我想，只要采取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定是会得到读者谅解的罢。(《消夏录》)
　　这才是散文的最高境界，也是黄裳的当行本色。我记得《读书》上还发表过他的《海滨消夏记》，题与此近而另是一篇，那里面更多这样的好文章，不知为什么没有收在这本《榆下说书》里。也许将另编一本，那我又可以期待着了。
　　一九八二、八、一于大连棒棰岛
　　(《榆下说书》，黄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二月第一版，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