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他们大多首先急于向亲人们诉说自己在那场劫难中所遭受到的种种痛苦与不幸；待从最初的激动中逐渐平复下来，他们才开始环顾四周的现实状况和考虑自己今后的命运。粉碎“四人帮”以来这几年的文学创作，也正反映了人们从回顾历史转向面对现实这样一个过程。说人们的注意力开始由历史转向现实，并不是说人们已经忘却、或者讳言过去的伤痛，而只是说，未来对人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回顾过去更多地是为了总结教训，求得今后的顺利发展。文学创作上的这个转折，和我国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个转折一样，似乎也是从三中全会开始的。一九七九年以其短篇小说《盼》一鸣惊人的女作家戴晴，就是最早将目光凝注于现实状况的作家中的一个。
《盼》写的是知识分子的现状。它之所以一鸣惊人，不仅因为它第一个描写了长期得不到应有重视的知识分子的窘境，还因为它的作者是那样直率、激烈地为知识分子鸣不平，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提出抗议。十年浩劫带给广大人民许多不幸，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害尤深，他们除了生活艰难之外，还有学非所用，得不到应有信任，政治上受歧视等等特殊苦闷。《盼》所描写的就是我们生活中所常见的勤勤恳恳，以事业为重的中年知识分子的遭遇。这篇小说无论在情节上还是文字上都十分平实。没有什么出奇的事件，也没有什么花俏的描写。男、女主人公陈志先和徐秀梅都是五十年代的最普通的大学生。母亲是老解放区妇救会主任的徐秀梅，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回到家乡社办中学教书去了。一去就是十五年。小说就描写了这样一对夫妻十五年来生活与工作上的艰辛：二人长期分居两地，工资低，彼此在生活上都缺少照顾。孩子出生了，接踵而来的又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些事都是琐琐细细，平淡无奇，既无英雄壮举，也没有浪漫色彩。但是，唯其普通，它的概括性则更强，既让人们看到广大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又使读者倍感亲切。这篇小说轰动一时的原因主要在这里。
这一对夫妻经济上的捉襟见肘，精神上的无以为继，可以说是大多数中年知识分子的写照。而他们那种不诉苦、不怨尤、不愿意为个人的问题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的精神，不也是许多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因此，当人们读到这种细节描写时，简直感同身受，心情为之激荡不已。比如，某个部队单位曾想把他们调到一处，机会十分难得，但是陈志先考虑再三，为了工作，决定放弃这次机会。可是，似乎秀梅没有他那样沉得住气，但是，老所长几句话就使她一肚子委曲烟消云散：他从分部件到总体方案都搞过，从事业考虑，工作离不开他，从个人发展考虑，也不要为了儿女情长，耽误了他的前程啊！就这么几句话，就使她破涕为笑，顾全大局，继续独自去克服个人困难；再如，“四人帮”被粉碎的时候，秀梅正好在北京，“老陈脸上现出少有的兴奋。那次，我们不是买了一角钱，而是买了整整一元钱的肉。孩子们的眼睛都睁大了，看着小红一边嚷着‘爸爸吃，爸爸吃’，一边贪馋地往自己的小嘴里送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然而，就在这样困窘的状态中，他们也和大多数普通人民一样，“沉浸在对未来的希望之中：中国有救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也有救了。”这些经历，这种心情，对于千千万万普通的、善良的知识分子，不，应该说是普通的、善良的人民，可以说都是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容易发生强烈共鸣的。戴晴把她这篇作品定名为《盼》不是没有原因的。她的男女主人公与千千万万普通的、善良的人民一起，多少年来不就是在一种虽然经历了太多的挫折而仍未失信心的盼望中——希望国家兴旺、事业发展，期待个人状况得到逐步改善的心情中——度过来的么？
在《盼》的结尾，主人公陈志先在盼望了十五年后，终于盼到了决定解决他们夫妇长期分居问题的这一天。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等到这个措施的付诸实现，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不少同志觉得这个结尾未免太“戏剧化”了一些。是的，戴晴把事件的发展推向了极端。但是，“极端”不能与“虚假”、“编造”相等同。中年知识分子早亡的事绝非罕见。也许戴晴如此真实而不留余地地反映出情况的严重性，倒是对于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促使问题的解决，起了一定的作用。
《盼》在有些地方，固然稍嫌浅露平直了一些，但是，它却让人感到一种可爱的率直。以明朗、率直的态度，来表达出自己对于当前的某种社会现象和某些人物的臧否、褒贬与爱憎，似乎是戴晴迄今为止作品的特点。大概这也是戴晴虽然发表作品不算多，却已引起注意、并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她所写的知识分子，不是那种出之燕园、或者来自海外的“高等”知识分子，她所关注的方面，也不是某些知识分子的那种过高过多的精神需求。当然，我并不反对表现这些，而且，这几年来确实也出现了不少反映这类题材的好作品，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文学反映生活原是应该多种多样的。我只是说，戴晴所写的人物和生活方面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她所写的这种没有头衔、社会地位不高的中年知识分子，不仅为数众多、成千上万，而且大多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负担着最基础、最繁重的任务，是我们实现四化的中坚力量，因而他们的命运为更多的读者所关心；而这些中年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苦恼、和他们最现实的愿望与要求，又不仅为更多的读者所同感，有些简直是读者也曾身受过的。这，可以说是戴晴作品的价值所在。
在她为期不长的创作道路中，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收进《不》集中的作品可以算做第一个阶段。今年发表的作品则属于第二个阶段。
《不》集共收有五个短篇和一个中篇。虽则这几篇作品中的人物的类型彼此不同，所提出的问题也不一样，但是，这些作品让人感到它们都是《盼》的继续，让人感到作者对于这些人和事都是观察已久、深有所感，只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当表达方式与机会。一旦找到了“文学”这个得心应手的抒发方式，就如水渠的闸门突然大开，积压于作者心底已久的那些真情实感一涌而出。可能由于它们几乎酝酿于同时，因而它们无论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又由于它们几乎是滚滚而来，因而它们都显得热情奔放，而不够细致。
如果说《盼》表现的是由回顾过去转向面对知识分子的现状，那么，《沟》与《平淡的星期天》表现的，则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这几年才出现的社会现象，是活下来的陈志先所遇到的新情况。
《沟》中的中年妇产科医生淑茵和她的同学挚友崇德属于陈志先、徐秀梅同一类型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大半沉默谦逊。无论是得到领导重视还是不受重视，他们对于工作都有一种高度责任感。他们从不张扬炫耀自己，他们对祖国对人民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的革命觉悟，不是挂在嘴边，而是埋在心里、体现在行动上的。然而，这类知识分子却不一定都能把自己的优良品格传给自己的儿女。在不少家庭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叛逆者”。在对祖国、对个人前途、甚至在伦理道德、感情义务等观点上，两代人之间都出现了分歧。《沟》中所表现的这种分歧，是以前两年最时髦的“出国热”为触发点的。淑茵的十六岁的儿子扬扬和早年病故的父亲一样富有音乐方面的才能，学吹长笛没有几年，已经有好几位教师让淑茵另请高明，连音乐学院的老教师都认为他是难得的天才。眼看着母亲独自支撑家庭的艰难，深感于今后学习前景的渺茫，加上天才型年轻人的敏感气质，使他处于苦闷迷惘之中。恰在这时，早年离国的舅舅回来探亲了。看到舅舅“被尊重”的社会地位，知道舅舅对自己才华的赏识之后，在他心中，“一种游移不定的概念似乎渐渐形成了——到美国去，象舅舅一样，去奋斗，去开拓，一定要有作为，一定要出人头地……”。至于为了实现这个“有所作为”与“出人头地”，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他并没有多加考虑。所以当京生问他：“扬扬，你想过吗？去了以后，你长笛吹得再好，那也是在美国的乐队里。还有，你妈妈怎么办？”他楞住了。不过最后他还是拿着舅舅寄来的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走了。
在这里，象《盼》的结局一样，戴晴又是把事件的发展推向了极端，在扬扬临走前夕，淑茵因突发栓塞性脑溢血，抢救无效而去世了。这已经够“戏剧化”了，但戴晴还不满足于此。她安排了一场令人震悚的对话。在去追悼会的路上，“车子平稳地驶着”，崇德“听到身后响起一阵压低的、但是兴奋的谈话声”。
“你也批下来了？”她觉得这声音太熟悉了。
“昨天批的，我从香港走。姑父让我在香港先玩一个月，做做衣服。”这是个陌生的声音。
“我不玩。我到美国先进英文补习班，然后还要学习开车。舅舅说，语言、交通两关过不了，寸步难行。”崇德觉得她的心都快要停止跳动了。不，这不可能……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走？”那个陌生的声音问。
“等把我妈妈的事办了，然后就——bye－bye！”
崇德再也不愿意骗自己了，这是扬扬……。
此时此地这种“压低的、但是兴奋的谈话”，尤其是那两声轻佻的“bye一bye”，已经够残酷了。但是，戴晴还觉得不够，她又让扬扬来到崇德家里来做一次更为决绝的辞别。他对崇德说：“收拾妈妈东西的时候，我想，您是妈妈那么多年的老朋友，她贴身的东西，……我想，还是给您留下作个纪念吧！”他所说的贴身的东西，是“一副光镜，一支派克笔，还有一块老式的欧米加表。……这块已经戴了三十多年的表，表面上的铬差不多全都磨光了。它白天吊在淑茵手术服的腰带上，晚上躺在淑茵的枕边，伴着老友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这些遗物，应该说，不仅代表死去的妈妈，代表他和妈妈共同度过的十六年的岁月，应该说，它们所代表的比这些还要多得多。但是，扬扬毫无眷恋之情，甚至连最后一次的顾盼都没有，就把它们丢弃了。
这真是做绝了。
戴晴这种把事件推向极端的写法，有失也有得。“失”的是未免有嫌过分与夸张，因而多少有些“失真”；“得”的是效果强烈，象是在聚光灯的直射下，剥除了一切表面的装饰，事物的真相纤毫毕现暴露无遗。这也是一种难度较大、并且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做法。采取这种写法，必须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十分了解，能够充分掌握人物的思想与行为的逻辑。否则，稍有偏差便显得做作而不真实。由于戴晴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物的性格，所以她的这种极致的写法，虽然有些地方略嫌过分了一些，但从总体来说，并没有给人以人为编造的感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戴晴对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扬扬)，没有加以提纯、净化、简单地做为某一种类型的代表，而保持了他们在生活中本来的复杂面目。因此，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顶点的悲剧，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孤儿寡母的生离死别的范围。
在这篇小说中，折磨作者的显然是扬扬为什么会那样轻易地被“舅舅旋风”卷进了“出国热”？扬扬固然浅薄、浮躁，但他的出国动机显然不仅仅是想去“淘金”，不完全是为了去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他热爱音乐，他还有上进心，他希望在音乐上求得深造，希望有所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这里面有虚荣心理，却非虚荣所能完全包容的。让人深思的是，为什么非得出国才能得到这些呢？为什么在国内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条件与机会却不及去国外呢？尽管扬扬只有十六岁，对人生的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从他有限的经验中，他也看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花”在墙内不仅难开，即使开放也难于得到承认的事实。当然，为了个人的前途与名利，背弃祖国，脱离哺养自己的母亲、人民，是应当受责备的。但是，戴晴并没有简单地谴责他，而是把他的思想、行为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分析与评判。他没有树立起报效祖国的观念，固然有他本身的原因，然而，在他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就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所看到的都是人妖颠倒、罪恶丛生的社会现象和以赤裸裸的形式到处泛滥的利己主义的行为与畸变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缺乏良好教育条件的青少年来说，难道这些不也是造成他们思想混乱、未能建立起正确的生活信念的一些客观因素？戴晴的好处就在于她对于扬扬的未来发展情况没有下最后的断语：他可能一去不回头，但也不排斥他在体验了飘泊异域、寄人篱下的生活之后，反而激发起爱国热情的可能性。戴晴这样的处理，比有些同类题材的小说，更耐人寻味，有助于人们对于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戴晴不只能写这种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重的悲剧，还能写轻松的喜剧。《不》集中的《平淡的星期天》大概可以算是轻喜剧。如果说戴在《盼》与《沟》中，写了美好、高尚、有价值的东西无端地遭到毁灭，那么，在《平淡的星期天》中，她则是不失善意地对某些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进行了调侃与嘲讽。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大批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学以致用，戴晴就抓住了某些目光浅短的知识分子在小有“作为”之后那种沾沾自喜的心理莫落了一番。丈夫老赵不过是评上了个助理研究员、加了一级工资，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向认为应该多保养自己的妻子文惠，现在觉得“应该牺牲自己，保住老赵。”于是，一向在家里吃粗粮、干粗活的老赵，突然变成了“家里的贵客”，拿起菜篮子，就被女儿抢过去，端起洗衣盆，就被妻子夺下来，“只要他往桌前一坐，无论是吸烟，还是杂七杂八地想心事，文惠都把孩子们嘘走，保证他的‘绝对安静’”。这些略带夸张的漫画式的描写，已经够可笑了，但是戴晴即使写轻喜剧，也不满足于轻描淡写，也要把她的主人公推到一个不得不彻底暴露自己灵魂的境地。正在老赵在文惠的“守护”下“苦苦研究”的时候，戴晴让隔壁邻居茵茵气急败坏地找上门来，原来她和去年文惠那回一样，把钥匙锁在门里了。那次，是茵茵的现已派出国外的丈夫大刘解决的。大刘听到后，二话不说，一步蹬上阳台，翻进了文惠家的阳台。这次怎么办？“习惯了妻子的专制”的老赵，看着妻子不情愿的神气，嗫嚅半响，说出口的却是：“我……我给你找根绳子，拴在腰上。”尽管戴晴对这一对夫妻的嘲笑是不留情面的，但是她决不自己出面来进行议论、评判，而是让人物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谴责。虽然茵茵安全地翻过了阳台，但这对夫妻的美好的星期天的情绪全都被破坏了。不但整个白天互相躲避对方的目光，而且，直到夜深，月光爬过窗棂，“照着这对无眠的夫妇。”这对夫妻此时此地的心情，他们内心的矛盾、惭愧，已经是不讲自明的了。
在《不》集中，无论是写庄严的被亵渎，还是写志得意满中的忘形，都带有一种听其自然、无可奈何的调子。《不》集之后，戴晴停笔大约一年。今年开始，戴晴又接连不断地发表了四个短篇和一个中篇。这几篇小说，除了保持她在取材与描写上的原有的特点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色彩、新的声音，那就是她的人物对于自己所遇到的灾祸或意外打击，不再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了，而采取了一种抗争的态度，采取了一种不计成败得失、企图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争取自己的未来命运的态度。尽管她今年作品的艺术成就不很平衡，但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
戴晴今年发表的几篇作品，都没有直接涉及什么重大的社会问题。她本来就没有写过什么大智大勇的人，而与《盼》、《不》中有所成就或有过贡献的陈志先和刘大勇相比，这几篇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更平凡了，而且，所写事件从表面看来，都是非常个人的问题。但是，从他们为改变自己现状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到最后下决心所采取的积极行动中，却让人感到在他们身上迸发了一种与多少年来人们所习惯的顺从、忍让所不同的奋发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为戴晴的悲剧气氛浓重的作品加上了一层壮烈而积极的色彩，而且，也反映了我们今天正在奋力改变现实的精神状态。
如果将戴晴前一时期与今年所写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加以对照，就能更为清楚地看到她创作上的这一变化。戴晴写爱情的小说不多，在《不》集中只有《消失了的号音》，今年则有《不期的潮汐》。《消失了的号音》写的是一对青年大学生，他们没有来得及相互表达彼此的爱情就毕业分手了。十几年后，“他”在得了骨髓癌、自知不久于人世后来向她诀别。故事虽然又是太巧合了一些，但是，她把当事人的无法排遣的那种怅惘心情写得十分动人。人们同情这一对心灵美好、感情境界高尚的知识分子，人们更情不自禁地为他们坐失良机而感到惋惜与懊丧。王蒙在为《不》集所写的序中说：“号音虽然消失了，爱却并没有被人忘记，而且还会有新的号音。”王蒙在这里所预言的是扬扬的长笛音。母爱，这是弥补爱情缺憾的一个方面。然而，有时，真正的爱情的号音也会重新升腾而起，再次出现获得幸福的机会。戴晴在今年发表的《不期的潮汐》，就给了她女主人公魏黎明以这样的机会。魏黎明由于新婚的丈夫死于唐山地震而失去第一次爱情，在第二次的号音面前，她感到踌躇不决。她与吴过的爱情确是那种相互理解、相互体贴、相互尊重，彼此思想、感情都能息息相通的爱情，但是，她比吴过大了五岁。三十三岁、经历过人生沧桑的魏黎明，要比《消失了的号音》中的她与他要成熟得多。她既懂得这种爱情的价值，又明白这个年龄的反差对于未来的家庭生活意味着什么。因而，她踌躇、犹疑(如果不踌躇、不犹疑就不真实了，还会使她的感情显得佻
、轻率)，但她终于做出了奋起争取更美满的未来的决定。如所有的优秀的爱情题材的小说一样，它们之所以引人深思，并不限于男女之间的问题，而是更加广泛得多。吴过眼睛闪着光，激动地、咄咄逼人地说出来的那几句话，具有普遍的哲理性：“世上没有完满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有力量让它完满一点呢？”世上没有完满的事情，这是对生活有了深刻的了解之后才能得到的认识，但是，要不要尽量使它更完满一些，这就有积极争取与消极束手坐待的区别了。魏黎明不再听其自然地任号音自行消逝，终于毅然决然地设法将它留住。这是戴晴作品新出现的积极的声音，也是其他同类题材作品所未曾表达过的一种新的涵义。
当然，积极争取并不一定必然得到成功。戴晴倒不是那种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的作家，她清醒地看到事物的复杂性：有些问题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有些问题则受制于客观的现实条件，非个人愿望所能扭转。即使在获得成功的魏黎明与吴过的身上，她所预示的结局也许如白朗宁夫人的爱情和婚姻那样始终如一，但也并未完全排除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在这里她所要表现的仅仅是在“争取”与“不争取”之间的徘，徊与抉择。而在《哦，我的歪歪的小杨树》和《雪球》中，她则表现了曾为改变自己的处境而进行了斗争的人的失败。《哦，我的歪歪的小杨树》中躯体与脑子都残废了的孩子，那种不甘于被放逐于正常生活之外的善良愿望与不屈不挠的意志力量是那样感动读者。但是，他毕竟无法战胜那高烧之后留给他的残疾。在他跌进水坑遭到灭顶之后，母亲望着门前刚刚被刨掉的歪歪的小杨树，痛苦地想着：“小杨树，那歪歪的小树只剩下几十片叶子，也没有一天忘记自己生存的意义，它吸进二氧化碳，呼出氧气，为这个嫌它丑、嫌它歪而不那么爱惜它的世界尽着微薄的力，直到最后一刻被铲进园丁的小车里。”无论是小杨树还是这个残废的儿童，他们都尽了自己之所能，他们这种勉力而为的精神，以及那种非人力所能挽回的悲剧结局，几乎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雪球》则是写了一个不是由于外力，而是由于自身的“动摇”而失败了的故事。戴晴在这篇中再一次表现出了她的幽默感与嘲讽的才能。这篇虽然算不得喜剧，但她对这个半途而废的失败者采取的不是，正面谴责、而是半揶揄半怜悯的态度。这头养尊处优惯了的猫，不安于被豢养、被当作“小玩意儿”的地位。它渴望一种独立的、符合于它的本性要求的生活。它出走了。但是终于带着遍体鳞伤、摇着尾巴走了回头路，退回来了。戴晴为小说所安排的结尾是：雪球与它的新同伴阿煤一起坐在主人书斋的窗台上，神情怅惘，心事重重……。应该说，雪球将来的命运如何，是个未知数：见过了世面的它，可能又渴念起外面的世界，再度出走；也可能与那个分占了它的窗台的阿煤互不相容，今后的日子就消磨在争夺主人宠爱的明争暗斗之中；当然，也可能在经历过这一番风雨之后，它对一切都心乎气和，一无所求……。这个拟人化的寓言，给人的联想不是单一的，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不同的象征意义。我从中得到的则是，与《不期的潮汐》和《哦，我歪歪的小杨树》一样，它肯定与赞扬那种不计成败、勇往直前地争取更完美一些、更有价值一些的生活的精神，而对苟安、对依附别人则表现了怜悯。
这种不向命运低头、企图掌握自己的未来，奋力争取更美好、健康生活的要求，应该说是自古迄今普通劳动人民的愿望，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戴晴所反映的正是普通人的这种应该受到尊重的合理而又起码的要求。戴晴开始创作才两年多，为她的今后创作道路下断语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以为，在她已经显露出来的特点中，这一点是可以加以肯定的，那就是她坚持面对当前的现实，不脱离普通人民的生活，不做不切实际、虚无飘渺的遐想，也不是以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态度来看待普通人民生活的现状，而是与他们取同一立场，与他们同悲、同喜、同忧、同乐，做他们的代言人。因此，她的作品虽然有的不免还嫌粗糙，有的不免太直太露，个别的还有巧合人为的痕迹，但是，这些缺点都由于她这个十分宝贵而又十分突出的优点得到了补偿。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不》，戴晴著，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月第一版，0.4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