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观《今古奇观》

　　中国出版史上，选本对普及工作是起过重要作用的。这些选本中，直到现在，还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在散文为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在诗歌为蘅塘退士(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在小说就是抱瓮老人编的《今古奇观》了。
　　对于我们编辑人员来说，吴楚材等人也就是我们的前辈，可是他们的生平却不甚了了。我曾经查过《中国人名大辞典》，其中虽有吴楚材和孙洙，却都是宋人而非清人；至于抱瓮老人的真姓名，至今还不知道。但这三种选本却经得起时间的选择，也算得是对这些前辈编辑最大的酬报了。
　　《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的编选动机是为了实用，选材虽都是文言文，但大多数“可接受性”较强。这一点，是我们编辑选本时必须重视的要素。《今古奇观》是“闲书”，凡是识字的都可以看，它所以能吸引读者，一是内容，二是形式，三是版本。从内容说，大都是悲欢离合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充满着夸大了的偶然性，故而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从某一意义上说，也可看作是读者对生活发生兴趣的缘故，借此对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了解得更多些。正象对神话里的牛鬼蛇神发生兴趣，还是由于对人间之有情。从形式说，　由于是万字左右的短篇，读者可以时读时止，正合“茶余酒后”的需要，不象长篇那样会常常碰到“关子”。按照孙子书先生所说，“小说”在宋代的含义，就是指的短篇小说(《重印今古奇观序》)。语言又是用的白话，吸收了唐传奇取材方法，却比唐传奇容易明白，又不失其精炼。同为明人短篇小说集的《剪灯新话》，内容也多离奇故事，所以没有象《今古奇观》那样受读者爱赏，一个重要原因是用文言写的，语言效果和群众基础的关系十分密切。三是《今古奇观》的来源是三言、两拍。二、三百年前，绝大多数读者既难看到三言、两拍原著，看到了又嫌篇幅过多，一旦有了选本，自然立即吸住读者的心。到了后来，有的故事，经过改编又演出于舞台，不少读者，就是先看戏剧，再读原著。然而小市民的庸俗意识，也由舞台、书本的传播而历久勿衰了。
　　《今古奇观》中的故事，大多根据前人笔记所载为雏型，谭正璧先生的《三言两拍资料》，就使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来源。但经过作者加工，改变了语言形式，突破了原来的结构，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在众多的形象中，就有作者自己思维活动的成果。人物性格中一些特征，有的也是按照作者自己的世界观塑造的。因此，此书中所反映的人情世故，风土习俗，大体上可以看作明代社会生活的缩影、这一时期的历史摘要。
　　全书共四十卷，作者不止一个，各篇的价值也不平衡。但我们暂且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看待，因为这中间仍然可以找出一个共性来。这里姑就读后一得，略谈几点。
　　书中有好多篇作品，写到忘恩负义、嫌贫爱富、始恋终弃、巧取豪夺等行为。这些行为，在法律上还不能构成罪状，但在道德上显然处在被告地位。作者的态度是明显的，读者立即可以看出，他在谴责谁，同情谁。然而作者又是站在封建纲常的立场上，用正面或侧面的手法来灌输他的伦理观点。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孙富诱说李甲时“妇人水性无常，况烟花之辈少真多假”以及“况父子天伦，必不可绝”这段对话，固然刻划了孙富能说会道、阴险圆滑的面目，所谓“浸润之谮，肤受之诉”，正好击中了李甲那样软弱之人的心，却又是夫子自道，反映了作者自己要发挥的论点。但作者把李、孙和杜十娘作为两种对立的人物形象来塑造，我们也正是从作者的创作实践上，来肯定他的正义性的。历史在大踏步的前进，千百年来，在评价人与人的关系上，也还有一个共同承认的规范，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今天观众们一看到舞台上的李甲、莫稽所以会感到憎恨，就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忘恩负义的。这就是说，尽管作者的伦理动机应当批判，但他对人们客观要求的标准，还是和我们有共同的一面。每一个古代作家也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的作品内容必然充满着矛盾。我们的起码要求，就是必须让我们在理性上可以接受，总得有一个“合理的内核”，如果连这一点也没有，那才真真是糟粕了。
　　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妇女的形象占有了很大的比重。从仙女到女骗子，各有各的本领。最集中的一点，就是妇女对自己前途的关心。她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举一动，只能依附于男人，因此别无奢望，但求有个良好的归宿。可是，就连这点也不容易挣到。有的才离苦海，不久便含冤而归地下；有的虽然实现了愿望，却也经受了极其曲折悲惨的遭遇，几乎丧命。那时，一个不漂亮的女人固然会影响她的前途，但象《崔俊臣巧会芙蓉屏》中的王氏那样，落发为尼之后，还是“怕貌美惹出事来，所以不轻易露形，外人也难得见面”。美貌却又成为女人的灾难。从故事细节看，有些显然不够真实或自相矛盾，但从整体看，在人生旅程上，还是留下了一些这一时期妇女们的脚印。
　　杜十娘是妓女，从来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中国妇女生活史里面就有她们泪水写成的章节。正当少女的天真岁月，就已经结束了处女的时代，愈加显得辛酸沉痛。由于她们天天和男人接触，所以在选择配偶上，倒比大家闺秀较为自由，杜十娘就因为亲自看了李甲外表俊俏，性情温存，“忠厚志诚”，所以才肯委身。李甲只是爱杜十娘的美貌，十娘却把李甲的性情(实即人品)因素也考虑进去，这在一个十九岁的少女，能够考虑的也只有这些了。李甲因金钱耗尽，鸨母就百般凌辱，十娘耐不住回答说：“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的，也曾费过大钱来”。虽仅此二语，也表现出她性格中正直刚强的素质。不料船泊瓜洲，却碰到了孙富，他的一千两银子，终于使李甲中计，十娘丧生。
　　作品对孙富的态度，一开始就很明白：“到是个轻薄的头儿”。李甲呢，似乎不好说是坏人。他和十娘初恋时，身上就有父亲的压力，内心老是在矛盾着。他的感情流露，正衬出他的软弱动摇。和十娘对照，他一直在被动中过着日子。两种完全对立的性格摩擦到最后，就会发生悲剧。硬的东西容易折断，悲剧的主体往往落到坚强者。悲剧中对立的双方总是有其可以辩护的理由，我们无意愿谅李甲，但李甲确是不同于孙富，因而十娘爱上他。十娘也可以不死，那就是跟孙富走，十娘当然不愿意。孙富的性格品质不足以陪衬十娘，而李甲既是那样的软弱矛盾，而又尚有天良，无疑这些加强了冲突的效果。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穷书生莫稽，起先只为“我今衣食不周，无力婚娶”，才“俯就”与玉奴结婚，因而丐头之女的阴影，一直横梗在他心中。后来考中做官，便有悔意，为此快快不乐，矛盾逐渐尖锐。这种势利浇薄的思想，在当时暴发的士大夫中，还是常见的。可是到了采石江边，把玉奴推堕江中，这就不是一般的忘恩负义的“薄情郎”行为了，站在我们前面的，分明是个凶恶的杀人犯。他所以产生这个罪恶念头的原因是：“除非此妇身死，另娶一人，方免得终身之耻”。然而他的真正的最大的“终身之耻”，恰恰是从这里开始。如果说，李甲多少还情有可原的话，对莫稽，无论怎样宽大为怀的人，也是无能为力、不能为力的。
　　但作者并没有让玉奴淹死，而是为许公救起，收为义女，经过一阵棒打之后，又使玉奴与莫稽复婚，悲剧也就以喜剧形式结束。这也许是作者的好心肠，为了同情金玉奴，还是使她夫妻团圆，仍为莫家之妇，同时也暴露了古代作家一种根本性的弱点，在揭露恶以后，往往采取调和妥协的态度。
　　《膝大尹鬼断家私》是写清官沦为贪官的一篇很有启发性的作品。这一故事，在《龙图公案》中，是作为包公的“廉而明”的政绩来写的，从情节说，本篇却较为曲折耐味。
　　滕大尹并不象《窦娥冤》中梼杌太守那样的角色：“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他起先在审判沈八汉谋害赵裁命案时，不但为民申冤，使无辜的成大死里逃生，还表现出他的机智果断，因而百姓都称颂他是“贤明官府”，赢得了威信。可是当他审判倪家遗产纠纷一案，从行乐图中窥见倪太守遗嘱里的金银数字时，欲念便陡然勃发，堂堂县太爷之尊，竟装神作怪象个巫婆模样，最后还公然向倪妾梅氏骗索一坛金子。他的机智果断，这时也成为济恶的伎俩了。
　　衙门八字开，那种时代出现膝大尹式的人物，本不奇怪，就象死水里容易滋生蛆虫一样自然。但也要承认，历史上确确实实出了一些不用引号的清官。在这些清官的一生中，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也可以在转眼之间走上膝大尹那条前清后贪的道路。古人所谓一念之差，也就是强调在各色各样的欲望之前，能否自我克制。汉代杨震的“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四知，其实不过“子知”的一知，但即令只此一知，也不敢含糊。膝大尹欲念的产生，有其心理因素和物质力量。因而，对于历史上那些能够始终保持清官本色的，我们就不能不感到特别可贵。
　　诱惑是一个魔鬼，上帝没法收拾他，唯一能够打退他的，只有“渴不饮盗泉水”的那种坚强意志。
　　我们还可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找到另一个例子。
　　这篇作品，将它的色情描写删除，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就语言艺术看，则超过了《杜十娘》，手法上写印象感觉，写意识规律，都有其特色。
　　王三巧本来是个善良的妇女，和蒋兴哥也很恩爱。她和陈商的关系，固然由于薛婆(她使我们想起了《水浒》中的王婆)的诱惑，但她本人性格中也有软弱的因素。起先虽出于受骗，后来却沉湎于情欲，继而想收拾细软，跟陈商私奔。陈商应她“到明年此时”，她便将“蒋门祖传之物”珍珠衫赠与陈商。她的心中已经没有蒋兴哥了。这很难使人谅解，人总得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
　　作品中也反映了当时妇女的被支配地位。当蒋兴哥发觉三巧的不贞行为后，一纸休书就将她休到娘家。说明当时妇女的人身完全属于男子，男子对她们的赡养和爱护，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最后，蒋兴哥和三巧虽然重为夫妇，但因这时兴哥已娶了平氏，三巧只好反做偏房，这个平氏也即陈商的遗孀。这些神化了的“巧合”，宣扬了果报思想，其实是对三巧的一种折磨性的报复，使她以后过着难堪的耻辱日子。三巧的行为固然应当受到谴责，可是兴哥却可以公然有两个妻子。即是说，对妇女的忠实于贞操的要求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男子却不受此制约，只有“休妻”而无“休夫”。作品对礼教也触动了一下，但结果仍然是夫权不容侵犯，多妻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