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老三届”究竟该反思什么？

　　我是“老三届”中的一员。我感到现在热衷于反思文化革命那段历史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老三届中涌现出来的文艺界人士，另一部分不是老三届的人，他们根据文艺界提供的作品或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进行反思。而真正亲身经历那个时代惨烈剧变的老三届，特别是处于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旋涡中心的人，出来讲话的反而不多。不是他们无话可说，不知道反思，而是他们受的伤害太深，要讲的话太尖锐，而且他们现在有顾虑，再加上他们正在为自家的生计而奔波，所以他们沉默着。
　　我不如他们。我当时的经历少，感受浅，想说的话不尖锐，本不想代表老三届发言。但我看到最近一些反思老三届的文章和书后，感到不得不说几句。
　　这些反思文章和书的具体材料的提供者，有些并不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们说老三届最先造反，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我作为红卫兵运动起源地之一的北京人大附中的学生知道，当时刚开展运动时，许多老三届的学生面临升学考试及学校各种各样的要求，起初是消极甚至是反感的。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老师的要打破一切枷锁的风格特殊的号召下，尤其是在一些了解运动背景的高级干部子弟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的文章感染下，投身到运动中来的。当时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类似，对沉重的学业负担叫苦连天，也向往着像成人那样主宰生活，一旦有了解脱自己负担、又能“关心国家大事”的理由，那么就像现在的学生对待走偏了方向的素质教育一样，自然盲动起来。
　　这些文章还说老三届揪斗老干部及社会贤达时冷酷无情，没有人性。老三届都知道，他们作为一群未成年的孩子，知道谁是揪斗对象？还不是那些躲在幕后，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的成年人挑动的。当老三届的一些人学着当时电影、话剧及过去老干部做报告时渲染的斗阶级敌人的方式揪斗时，他们真诚地认为揪斗对象就和解放前的地主恶霸一样。为什么过去那样做就是合理的，现在反而不成？何况根据大字报揭发，这些人搞特权的腐败行为引起了公愤。现在的人们一提某些干部的腐败行为就咬牙切齿，那时的人们也一样，而且把问题看得更严重，对危险后果的防范更果敢。当然，在采取非人道的揪斗方式时，老三届的许多人都在内心深处萌动过人性的怜悯。但他们从小接触的所有信息都是：人性属于资产阶级，“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毫不留情”。再看看身边的成年人的种种表现，年轻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责消失了，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完成“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象征。
　　还有就是说老三届在“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政治狂热中掀起“上山下乡运动”。此言更差矣。我和同龄人永远忘不了当时在北京火车站大批知识青年离京的场景。哪里有后来电影中刻画的敲锣打鼓的政治狂热，只有成千上万的家庭在别离中抽泣！一旦火车开动，哭声响成一片。许多中学生从车窗中探出身子放声哭喊，他们的家长也连哭带喊地追着火车跑。有几人想分别？但没办法。每个家庭都被相关单位做了工作，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可以说是被巨大的政治压力逼上不归路(当时知青上山下乡要转户口)的……
　　现在常见的文革材料与事实相左的太多了，让我们这些当事人举证，举不胜举。在这些真实、具体的场景面前，还能像过去那样反思吗？
　　“一个勇于自我反省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我不同意这个似是而非的提法，自一八四○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不乏自我反省，而且表现得十分勇敢，甚至连维系民族几千年的家庭伦理、处世准则都全部否定，所有做出杰出贡献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成了牛鬼蛇神，文革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登峰造极之举。这种类似宗教式的，没有外来参照系，没有科学方法的反省是不会找到民族的出路的。
　　我欣赏的提法是：“一个认真反思，敢于改革创新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这样的提法就是要把我们对文革，还有对过去许许多多经验教训的思索，从内心自责上引开，按照科学的态度，从历史、从社会，特别是从体制和政策上对真实、详尽、具体的事例进行反思，然后将认真思索的结果付诸改革实践。从以上我列举的一些事例中可以看出，这首先要勇于承认人性的欲望、需求的天然合理性，尊重和捍卫人权。每一个人在经济和政治的自由选择，是一个合理社会的坚实基础。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溯本求源；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发轫于对每个人的各方面理性选择的充分肯定和信赖上。可以回想一下，中华民族出现文革灾难，正是否定人性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也正是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在旧体制的痛苦磨难中惊醒，从本性出发做出的新选择，才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其次要开放，尤其是信息的开放。中国人民过去的许多盲目行动，特别是老三届在文革中的盲目行动，和他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缺乏真实、全面的信息有关。这时人的思维，只能加工有限的，甚至经过歪曲的信息材料，其后果可想而知。为什么许多老三届上山下乡开始警醒反思？因为他们接触到了社会底层，听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而且在穷乡僻壤，他们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没有干扰了。而当邓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后，国际上新鲜、全面的信息一旦涌入中国，则中国人的脑子就活跃起来，思路和办法就多起来。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缺的是信息。
　　第三是学术理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思想的材料，没有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思想方法，是不能很好地形成观念，进行思维，特别是创造性思维的。尤其是只允许一种思想理论统治思想界时，那就是全民族的悲哀。当年老三届的许多错误行为，就是在居于垄断地位的错误理论灌输下的产物。而要防止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就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理论、思想观念的充分竞争，会使人民在比较选择中聪明起来，极大地推动民族精神的解放和创造性及竞争力的发展。
　　第四是体制的不断创新。我们要反思，但反思的焦点不要总停留在文革，其实文革只是旧体制发展几十年中出现的必然阶段。如体制不变，不会有主体的权利、信息的开放和思想界的活跃，长此以往，经济的衰败、文革的复归是早晚的事。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更不是老三届有了良心发现就能解决的。老三届不幸的命运恰恰反映出与他们同龄的旧体制由盛到衰，一波三折的历史节奏。因此，老三届应从对命运的埋怨和反省自责中解脱出来，转向对旧体制的“理性批判”。“蚌病生珠”。在如今的时代，我们这些老三届没啥本领，又身无长物。但只有我们这些深受旧体制之害的人，经过认真反思，才能准确地找到它的症结所在，给予毁灭性的一击。这就是我们老三届在新旧体制交替时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