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只待春雷第一声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是《历史研究》编辑部为她创刊三十周年，奉献给读者的一份分量虽不算重，却是很有意义的礼物。
　　中国历史的研究，建国三十多年来成就是突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曾展开了长期讨论。《举要》列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史分期”(包括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和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汉民族形成和历史上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史”、“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发展的动力”等讨论的概况。虽然这还没能概括过去三十多年历史研究的全貌，但仅就这些问题也充分反映了我们史学理论探索的广阔视野和蓬勃生气。许多问题的争论，从具体史实的辩诘到基本概念的剖析，都是众说纷陈，歧义迭出；有些争论几经曲折，波澜数起；论者的观点也异同交错，论难无已。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从建国初期开始的农战史讨论，到近年来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提出，我们从《举要》中看到的不正是探寻者走过的足迹吗？不过以往讨论的来龙去脉，如果从那些见诸报刊的论文看，不但会使门外人目眩，就连某些史坛硕学也未必都能讲得一清二楚。《举要》分门别类将这些争论的起因、发展、波折，各家观点分歧所在，争论的重心和焦点，以时间为序，以问题标目，作了简要的概述。这对广大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初入史坛的新兵，确是了解以往研究成果的门径，一编在手就可以纵览全貌。
　　当然，《举要》的主要意义还不在于汇集了过去争论的内容，而是正象庞朴在序言中说的，它还“在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以往争论的起因，有些虽是中国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可是一旦展开了，又都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解有关。许多分歧出现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原理，仁智互见，理解不一。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史学界对理论探讨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尽管问题大都没有很好解决，但通过这些讨论，却把症结逐步明确突现出来，为今后深入探讨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起点。同时，从建国初期开始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到近年来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论争；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讨论的几起几伏，到历史上许多人物、事件评价中翻烧饼式的分歧对立，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问题讨论，都向我们提出：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结合中国历史科学的特点，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举要》的重要意义，就是它把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性，都向人们明白地展现出来。近年来已经有了这样的论著出版，说明我们的史学家实际已在着手这么做了。虽然目前的论著还不怎么使人满意，但从无到有总是件值得人们高兴的事。
　　现在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或许人们会问：难道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不知什么缘故，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就简单地当作了史学理论，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说，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证明也是有益的。但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就是具体学科的基础理论，因而它也不能代替、等同于史学理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庞朴序言中从普遍与特殊，即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普遍原理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基础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历史研究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中还有许多中间理论环节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共同的指导思想，但它并不就是各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所以文学界从不怀疑要有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其他如美学、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它们都不曾怀疑是否必要有各自的基础理论，为什么历史学反倒有这个问题，岂不咄咄可怪？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史学中的史学理论，无论出于什么考虑，客观实际上则是降低了它的普遍指导意义。
　　其实，把历史唯物主义混同于一般的史学理论，已经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不少的问题。譬如历史上许多问题，许多人物，在我们史家的笔下，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虽然肯定或否定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但人们不免怀疑，难道历史研究仅仅满足于这一点？何况否定或肯定虽则是截然对立的，而在方法论上却往往出于同一原则。历史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现在一些历史教科书和专门论著，也确实向我们指出了不少的规律。不过这些被称之为“规律”的内容，有时很难说它同历史唯物主义教本中讲的有什么两样。历史研究中这种原理化倾向，难道不足以使我们深省吗？原理化的过失不在原理本身，而是我们将原理简单化、教条化了。用这样的方法对待原理，实际的结果往往走到了原理的反面。现在有些同志对理论表现了一种冷淡，他们埋头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订，不屑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多少也是对这种倾向的不满。这样做当然无助于克服这种倾向，但只是一般地强调要重视理论也未必就能奏效。理论本身也应该发展，研究方法更需要改进。
　　说到这里就想到史学界现在讨论的“史”和“论”的关系问题。这好象是个带有保留节目性质的老问题。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它已经被翻腾了好几次，出现过“以论带史”、“寓论于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几种说法。最近它又成了史学界议论的中心。所谓“史”指史料，“论”指理论，它们就象天平上两边的砝码一样，时而人们感到这头重了，时而人们又感到那头重了，总要不时地去调整它。应该承认的是，五十年代讨论这个问题，确有它正当的理由和积极的作用，但它是否真的具有保留意义的题目呢？现在对它的重提，给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当前阻碍我们历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主要倾向，是重视史料而轻视理论。不能说历史学界没有这种现象，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轻视史料，不肯下功夫钻研史料，甚而瞧不起史料整理工作的也大有人在。从近两年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来看，这后一种情况还相当突出。如果说要纠正，这两种现象都应该纠正。即使承认“重史轻论”是当前主要倾向，那克服了它是否就一定能使我们的研究水平提高了呢？恐怕未必。因为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当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着“内容陈旧，知识老化”的现象，一些理论问题似乎被封了顶，这就会拒绝接受新观点，阻挡新的探索。所以，重视理论如果没有创新，甚而不允许创新，那研究的水平同样还是无法提高的。
　　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对已有成果的消化和吸收，实际也是以往那些讨论探索合乎逻辑的发展。“温故而知新”，《举要》中许多独到见解，都会给人们这样的启迪。但是，如果仅止是“温故”，对当代科学发展却很隔膜，那“知新”也是有限度的。马克思把自然科学当作一切知识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把扩大知识范围，更新知识内容，改变知识结构，迫切地提到每个科学工作者的面前，史学工作者好象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例外。目前我们的历史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描述和议论的方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总是满足于作一些定性的判断。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不过时隐时现在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徘徊，更不用说有意识地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了。我们不怕目前暂时的落后，而是不应该满足于这种现状，维护这种现状。象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些新学科，就揭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某些共同的方面，并已成为哲学界严肃思考的新课题了，可是在历史学界却好象不速之客，唯恐它们闯了进来。这就不禁使我想到鲁迅一篇题为《来了》的杂文。大意是说中国人遇事向来不问虚实，不究底蕴，只要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就都望风而逃，最终难免会上当。它的用意是在揭露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盲从和自大。盲从造就对既有事物的迷信，自大助长了对新鲜事物的抵触。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学说。它能撷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当然更能兼容当代科学中那些珍贵的成果。这在原则上难道还容怀疑吗？
　　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一些同志已经开始运用控制论、系统论和数学模型的方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比较研究和数量分析，已成为非常引人瞩目的方法。《举要》透露出这一信息虽然还很细弱，却是一种新探索的尝试啊！我们应该张开双臂，欢迎这样的尝试。一时失误或许难免，对失误进行严肃的批评也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一听到现代科学方法就摇头，或者干脆斥之为“标新立异”，这样的态度恐怕不足取罢。
　　有的同志担心，历史研究引进现代科学方法，会混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的界限。这却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这样的观念和现状到底是值得维护，还是必须打破？答案无疑是后者。马克思就曾说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如果因为这句话是马克思早年说的，对它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那后来列宁说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在马克思时代就已是强大的潮流；到了二十世纪，这个潮流就更强大了。这总没有怀疑的余地了罢。倒是著名的英国科学家贝尔纳说了句公道话，他把倡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功劳是贡献给马克思的。
　　既然是潮流，而且是被马克思主义所肯定了的历史潮流，如果硬要去抵挡它，那就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取的态度。听说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以研究鲁迅名家的刘再复同志，谈到用系统论研究文学现象，引起在座许多人的注目。我钦羡刘再复那广阔的学识视野，但我更敬服在座的文艺界几位前辈，他们虽然声明不懂，却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肯定懂点系统论对文学研究大有裨益。他们奖掖后进的心胸，欢迎新知的气度，着实令人景慕。社会科学朝着自然科学结合，现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一叶知秋，人们从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上，不是多少可以感受到新潮击拍的喜讯吗？《举要》同样也宣告了历史学界已经有人在朝着这个方向迈步。虽然这还只是初露的势头，随着更多的同志投身到这样的探索中，那马克思一百多年前肯定的潮流，肯定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这儿形成长江大河那样磅礴的气势。
　　《举要》对过去围绕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作了比较系统的概述，为我们今后向新的高度攀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果把过去史学的各种讨论作为整个学术思潮演变过程中的环节，那我以为《举要》的编纂，似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现在列举的十二个问题，都是带有理论性的重大问题。这样的标准当然无可非议，问题是如何取舍。(一)六十年代史学界曾有一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讨论，《举要》只是在“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史研究”等题目略有提及，却没有当作一个专题，假如这不是疏忽，那就低估了那场讨论的理论意义；而“汉民族形成”、“历史上民族关系”和“民族英雄”却占了三个题目，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理论上它们却有相通之处。(二)现在的十二个题目，如果能按内容相近的分成若干组，例如将上举“民族”的三题作为一组，农民战争史和历史发展动力、古史分期两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也都可以各归几类，这样可能既反映它们理论上内在的联系，又能便于人们对以往史学思潮的把握；(三)许多概述讲到十年文化革命都好象是历史的中断，这在政治上当然不错，但从学术思潮上也这么讲，是不是简单化了一点？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春雷第一声”。六年多前，郭老曾经欢呼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在党的十二大路线光辉指引下，我们的科学事业生机盎然，要求我们以百倍的勤奋，无畏的气概，为党的事业，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艰苦探索，勇攀高峰。
　　现在，历史学界不正是春雷轰鸣，形势喜人吗？
　　(《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齐鲁书社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一版，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