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界外思想

　　在八十年代，萨特因为“他人就是地狱”的名言而被我们庸俗化了。而九十年代，我们又把取萨特而代之的福柯这位法国思想家“知识/权力”的思想歪曲了。与九十年代在中国不断地寻找“知识”来制造权力的“后现代主义”不同，福柯是一位对资产阶级的知识/权力进行深刻的揭露和剖析的批判思想家。在我看来，福柯是马克思逝世之后最卓越的思想巨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敌人。正如马克思通过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剩余价值一样，福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批判发现了资产阶级知识的秘密：知识是权力的一种剩余。
　　福柯和马克思之所以卓尔不群，是因为他们和所有庸俗的思想家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对于现实没有丝毫的崇拜和敬畏。福柯曾经有一篇评论布朗肖的文章，题目叫做《从界外思想》。这种“从界外思想”的思维方式使得一切天经地义和不言自明的东西都成为了疑问。福柯跨越了实证主义庸人式的炫知弄学和知识崇拜，使用了话语、知识型、谱系学等崭新的、宏伟的知识描写和知识探讨的方式。这种伟大邈远的思想，从总体上来说，就是一种知识的考古学。
　　我们往往简单愚陋地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去中心”或“解构”。然而实际上，福柯同样通过对于二元对立的认识和把握来思想，正如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夺和压迫来把握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对于理性/疯癫的研究在福柯思想中具有奠基性的意义。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它是一种知识建构与文化建构，以近代理性化的文明为背景的疯癫的历史实质上是理性压迫的历史，理性/疯癫的结构构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或者理性/疯癫的结构关系，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同时又是一种社会肯定。福柯不把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和知识视为自然的和永恒的，而是相反视之为历史的和暂时的，视之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福柯发现，知识就是权力。知识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分割才制造出来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压迫和冲突，所以产生了价值的不断分裂和对抗。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对资本主义文明和权力运作作出了透彻的洞察与反省，揭露了权力的踪迹。福柯激扬的文字和巨大的思想穿透力的融合就像天花乱坠和当头棒喝的结合。《规训与惩罚》以节日一般带有狂欢性质的处决谋杀国王的罪犯的惊心骇目的场面的描写作为开篇：“一七五七年三月二日，达米安因谋杀国王被判处‘在巴黎大教堂门前公开认罪’，他应‘乘坐囚车，身穿衬衫，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架起行刑台，烧红的铁钳撕开他胸膛和四肢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手，将熔化的铅、滚沸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再焚尸扬灰。”这种带有揭示性的鲜明浓烈的意象是典型的福柯式的开篇。这种处决仪式一方面展览和张扬了君主的威慑力量，另一方面是一个狂欢的侧面：法律遭到践踏，权威受到嘲弄，罪犯变成英雄。权威因其过分暴露而格外脆弱，权威的这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恰恰是一种危机状态。
　　现在，这种赤裸裸的权力暴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模范监狱，惩罚由狂暴狰狞变得文明合理了。然而，福柯指出，这并不是说它变得人道了，而是权力的统治更加有效了。现代权力不必被迫抛头露面炫耀自己，而是通过充分发达的规训技术，尤其是通过象征化和符号化的手段，使惩罚变成做戒，使权力无限延伸，使惩罚不再是一个偶然的、短暂易逝的节日，而是成为一所学校，使法律的话语深入人心。启蒙思想家马布利说：“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福柯引用著名法律改革者塞尔万的话说：“当你在你的公民头脑中建立起这种观念链条时，你能够自豪地指导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自己的思想链条更有力地约束他们。”因此福柯把现代社会称为“惩罚之城”或“惩罚社会”。福柯用边沁的“全景畅视”的监狱意象来揭示和隐喻现代社会。遍及社会的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规训机构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监狱网络”，又称为“监狱体系”或“监狱金字塔”。
　　福柯指出，规训技术并不是起源于监狱。许多规训方法早已存在于修道院、军队和工厂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一法官、医生—法官、教育家—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里。”无论在医院或者教室、工厂，我们都受到无所逃避的监视、调查和控制。警察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最显著的表征，当你犯规越轨的时候，警察会适时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街道开始变成警察的禁地。警察的专横命令变成法律：不许停留，不许说话，不许散发东西，不许扎堆。监狱的范围开始扩大，远远越出监狱大门，扩大到你的住宅门口。”
　　福柯的著作已经有了《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等中译本。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福柯思想被一些实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庸俗地歪曲了。因此，刘北成编著的福柯的学术传记《福柯思想肖像》具有一种拨乱反正的作用。福柯思想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或远离历史的知识游戏，恰恰相反，它置身于思想境遇，即特殊的社会历史和生存环境之中。福柯对于“理性疯狂”的认识无疑地深深植根于童年纳粹占领的经验和记忆。他的《规训与惩罚》一书既可能受惠于奥威尔《一九八四年》和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的启发，同时也浮动着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集中营的影子。然而，思想的闪电起源于界外思想：平庸的合理化的知识崩裂，闪露出思想的深渊。如果不置身界外，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的权力也并不是一种赤裸裸的、痉挛的暴力，而是一种科学合理、美妙无比、冠冕堂皇甚至神圣辉煌的权威。
　　(《福柯思想肖像》，刘北成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出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