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创作的通信

乃珊：
　　首先第一句话是谢谢你。谢谢你的笔为我们提供了一组特殊的生活画面。你在那曾经豪华一时而今天却已显得斑驳的资产阶级厅堂上，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人们看到那些现在已经为数不多的深宅大院中的现状。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中国新文学中未曾有过以资产阶级为主角的作品。茅盾的《子夜》自不必说，全国解放以后，在上海先后也发表过两部长篇：《上海的早晨》和《东风化雨》。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它的对手们所进行的斗争。比如《子夜》写的是三十年代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明争暗斗，《上海的早晨》则反映了全国解放初期第一、二代的资本家，与人民政权所进行的较量。尽管时代背景不同，主人公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同，但这些作品都是从正面表现这种较量的。你所写的则不同了。你所写的是《子夜》、《上海的早晨》中的人物、以及他们后代的今天的现状。在描写过程中，虽有时也出现过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但你着重写的是第三代。对不？从阶级划分的原则来说，他们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分子了，而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工人或社会青年。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与一般的知识分子、工人或社会青年还有一定的区别，特别是还生活于老宅府邸之中的那一部分。他们备受祖先余泽，他们还自成一个生活圈子。你所写的正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在经历过三十年的政治风雨与经济变动之后的目前状况。应该说，在你这几篇作品问世之前，在这方面存在着空白。
　　这种带有某种特殊性的人物和他们的现状，也是读者们感觉兴趣的。
　　读到你的这类题材的作品，我不禁想到旅美作家白先勇。当然，他所写的人物与你写的不完全一样。你们所写虽同属剥削阶级，但他写的大半是随同国民党败退台湾、然后又自我放逐到海外的天潢贵胄及其后裔的流浪生活，而你则写了全国解放以后留在国内的大资本家及其子孙的曲折经历。这似乎是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将他们话说两头，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分工”。
　　恕我直言，你在艺术上的造诣还不及白先勇那样深厚，在揭橥人物命运的发展上也不及他深刻。但是，在有一点上，你们是共同的，那就是你们都摆脱了从个人感情方面对于自己所熟悉的人物的干扰，忠实地反映了他们的遭际与心理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保证作品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些人物从总体而言，他们都在渐次衰微，但如果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则各有各的结局。白先勇所偏爱的，大半是与那个没落的政治集团紧密相连的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你的《呼唤》、《调音》与《蓝屋》中的人物，毕竟不是官宦人家的成员。他们也没有流亡海外，他们在新的条件下顺应、挣扎、浮沉，通过自己的思考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对了，我觉得用“选择”二字说明你这类题材的作品的题旨似乎比较恰当。我以为一个人的命运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一是客观条件，二是主观因素。这客观条件除去时代、社会的大背景，以及家庭环境之外，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机遇。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情况么？尽管两人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却可能碰到几乎全然不同的机会。面对这些情况，人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人们所做出的选择，往往能决定其后的发展。主观选择为客观所制约，客观条件为主观选择提供机会，但在是否能够正确利用客观所提供的机会时，主观选择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命运可能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合力所造成的结果。大概正是由这两个方面相结合而形成的链条，不是所有的部分都是清清楚楚的，因而命运往往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讲得似乎离题太远了，但仍有关联，因为我觉得你在你的作品中，似乎正是着力探究主观因素在人们命运中所起的作用。它们让人们看清，一些客观条件大体相同的男女青年，所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似乎应该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
　　在你这类题材的第一篇作品《蚌》中，已经隐约显露出了这个题旨。“哥哥”和伊敏，不仅家庭背景相同(同属大资产阶级)，还在一个大学里读书，但是一旦大难临头，这一对看来珠联璧合的恋人几乎连解释都无需就各自西东了。而到风息浪止，彼此的家庭又回到过去的轨道上来的时候，伊敏自费留学去了美国，“哥哥”却不为所动，心安理得地留在塞外，当上了“一家年产二万八千吨化肥的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和副厂长”。你在这里所着眼的，不在于男女主人公之间二十年来的悲欢离合，而在于他们在每个严峻的时刻所作的选择。我非常同意你在小说中所透露出的想法，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的严峻时刻，不仅出现于非常时期，也会出现于平时。比如，当回塞北、留上海、去国外的可能性同时出现于面前的时候，何去何从？这个决定会影响下半生。你通过“哥哥”做出的答案也非常好，问题不在于留在什么地方，而在于在那个地方干什么：“象她(伊敏)那样万事没有主见，凡事吃不起苦的，别说去美国，就是去上帝那儿，也是一事无成的。”
　　如果说在《蚌》中你是以散文抒怀的方式旁敲侧击地表露了这层意思，那么，在继之而来的《呼唤》与《调音》中，你则从正面描写了这类人物在生活转折关头的表现。
　　我觉得把这两篇小说放在一起读十分有趣。它们题材非常近似，都是描写“大公馆”的少爷(《呼唤》)、小姐(《调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患难当中或逢知己，或遇“骑士”，得以解除困境。这两篇小说的结尾又都落在他们的家庭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原状的时刻。但是，两篇小说的主人公的结局却是很不相同的。《呼唤》中的少爷与他所教家馆的学生早已结成眷属。然而，当他们从那个建立于患难之中的充满温暖的小窝搬回到他原来居住的花园洋房后，这个家庭立刻瓦解了。这里没有出现在小说中流行一时的喜新厌旧或嫌贫爱富的事件。造成他们分离的是精神方面的原因。在对于生活的态度上，他们产生了分歧。
　　在《调音》中，人物的历程恰恰与之相反。刘露茜与她的“骑士”阿秋，虽然也曾试图建立恋爱关系。然而，他们清醒地看到彼此之间无论在文化修养上，还是在趣味、习惯方面都存在着很难逾越的沟壑，他们及早分手了。尽管他们的爱情没有发展下去，他们却都从对方身上汲取了一些有益的东西。当他们再度相逢的时候，一个成为钢琴独奏员，一个做了钢琴修理技师。两个人在如何对待事业、对待家庭，以至于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上，得到了和谐的共鸣。
　　我不知道你是否是有意地做了这种安排，但同时读来，让人感到它们是既相反、又相成，既构成对比，又形成相互补充。文章的立意也就变得更加明显：所赞美的是刻苦的自立精神，所谴责的是依赖祖上余荫的寄生思想。靠自己的努力立足于社会，还是以不劳或少劳而求多获，这个主题是有普遍意义的，这也正是你的作品得到广大读者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你的主人公走前面这条道路比起一般的人更为困难一些，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不劳而获的条件。怀着良好的愿望向他们呼唤，热切地希望他们摆脱自己社会圈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你以此作为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不是这样？
　　《蚌》、《呼唤》与《调音》各自通过一个或两个性格气质不同的人物体现了这一主题。中篇《蓝屋》则通过一个家族的三代人的经历，更为丰满与深入地完成了这个题旨。《蓝屋》这样的题材，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落入流行小说的窠臼中。同时，以你对这类家庭的熟悉程度而言，《蓝屋》无论是在故事的叙述、或者对于场面的描写上，都很容易流为对于昔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展览。但是你不，你紧紧抓住人物思想的矛盾冲突，紧紧扣住你的题旨，将细节与场面都严格控制在服从于人物刻划所需的范围内。因此，它显得严肃而品格高乘。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称道。
　　《蓝屋》的成功，主要在于它十分真实地表现了拥有巨额遗产的人们，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考验。对于他们在徘徊过程中所经受的痛苦，你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你不讳言这种考验有其特殊性，但你又竭力表现它的普遍意义。这种考验——自强自立或是寄希望于某种侥幸——在今天不是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吗？
　　你所选择的对象——沪上钢铁大王顾家三代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少出身于小生产者，并靠投机起家。他们的发家历史不长，根基不深，而且大半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因此，他们对于子女，往往从巩固与发展企业与门阀的目的出发，专断地安排子女们的命运。当然，这些封建家长的意志，并不都能付诸实现，常常遭到强烈的反抗。有的叛逆者在脱离家庭之后，还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是《蓝屋》以外的话了。你的《蓝屋》中的后裔，都是一些恪守“中庸之道”、不走极端的人。在他们中间没有出现革命者，也没有出现反革命分子。他们选择的道路都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常走的路。老大被父亲送到美国攻读经济，但是他并没有遵照父亲的旨意学成返国为父亲管理企业，而是留居异域、一去不复返。风流倜傥的老二的行为，更出乎老父意料之外。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效仿温莎公爵，断然与家庭决裂，离开了蓝屋。唯有老三心甘情愿地继承了上代衣钵。如果以对比的方式来表现老二、老三两兄弟几十年的不同经历，自然也是一种写法。但你别出心裁，不安于这种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你从老二的儿子传辉写起，让他在而立之年也面临了父亲当年经历过的这种选择。当然，在他，不是在出走与就范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于究竟是回归蓝屋去做一名新的纨袴子弟，还是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自立的人。这样写来，你所要表达的主题得到更为丰满的体现。特别是你采取了将两代人的历史往事与现实矛盾相互穿插的写法，使得作品显得更为摇曳多姿。
　　我觉得你在全书最后设计了一个顾氏家族大聚会的场面，颇具匠心。这一场堪称压场戏。你让蓝屋的在沪后裔全部登场，你从容不迫地驾驭着这个复杂场面，将“戏”推向了高潮。你利用这个两代人相聚一堂的机会，对于这两代人，既进行了横向的——同辈之间的对比，又进行了纵向的——两代之间的对比。蓝屋的第二代的两兄弟，所走过的道路是全然不同的，但他们在接近人生路程的终点站的时候，却十分巧合地都当上了市政协委员，只不过哥哥是由于他的才干，由于他的三十年来斐然的教绩，弟弟则仅仅因为他是蓝屋的继承人。这个巧合你处理得十分自然而又意味深长。相同的头衔却包含着多么不同的内容。接着，在两代人之间，你又让老二父子俩同时在老三的馈赠面前承受一次考验。安贫若素的父亲毫无所动，一口回绝了弟弟的施舍，但他不替儿子做出决定。而儿子在这区区一万元面前，却表现了犹疑不决。和《蚌》中所提出的应该居留何地的问题一样，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可以接受这笔意外之财，而在于传辉为之动心的原因。你对传辉的处理，令人感到痛心，但这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为什么出生于社会主义时代，成长于这样一个充满自尊自爱精神的家庭的他，却如此目光浅短，连当年父辈的自信与志气都没有了？这不是非常可悲又值得人们深思的吗？然而你的笔是宽容而充满温情的。对于《呼唤》的男主人公你尚且不忍判定他不会回头，何况对于这个思想境界犹胜一筹的年青人。在小说结尾，你让他内心充满矛盾地“默默地走着，他已经不是小说开头时的那个快乐的小伙子了。他成熟了，……原先过于白皙的姑娘般的前额上，起了一抹显著的皱纹。”你让人们相信，他们会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教育，不辜负人们对他们的期望。
　　应该说，你的作品既给人以回味的余地，同时还引人入胜。以上几篇小说都吸引人一口气读完。所以如此，我以为，首先得力于你精于选取中心事件，并善于寻找最有利的“突破口”。
　　说你精于选取事件，并不是说你追求复杂的故事情节。相反，你小说中的事件一般都很简单。只是，你选取得比较恰当，它们都能恰好地体现你所要表达的题旨。而且，你特别注意截取的角度。比如《呼唤》，你从男女主人公回到旧宅，开始了新的生活的时刻切入，仅仅描写了女主人公进了这座英国式小楼的心情变化。拥有了宽敞舒适的一个楼面之后，她反而感到空虚。她痛苦地怀念于不久之前在七平方米的小亭子间所度过的简朴而充实的生活。《调音》则从男主人公再度来到刘家为钢琴调音开始，虽然中间也写到十年浩劫期间老钢琴师“收留”“搭救”走投无路的刘家小姐的旧事，但你所着力描绘的只是十五年之间三次前来刘家的场面。即使是中篇《蓝屋》，虽然描写范围涉及到两个家庭——蓝屋和中学教师之家，然而它的中心事件仍然只有一桩：老二的儿子传辉偶然发现了自己是钢铁大王三世孙之后导致了一次家族聚会。而它的故事开端则更见机巧，你从摘录一九四六年版《上海经济史话》钢铁大王家世的记载开始，实在别具一格，令读者也不免与传辉一样急于探知他的家世。
　　你的总体构思，无论是所选取的事件，还是小说的开头、结尾，总的来讲，大都发挥了你生活熟悉、构思缜密的特长。你的这一优点还突出地表现于作品的细节描写上。你力图在人物的举手、投足、眼色、动作之间显示他们的性格，力图通过对于一件小事的不同反应展示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流露你的倾向性——你竭力避免由作者直接出面议论的办法。这种例子几乎比比皆是。比如在《呼唤》中，你对于女主人公初进英国式小楼、和离去时的心情的描写，可谓“言简而意赅”。她搬入新居的第一夜，躺在软软宽宽的“对床”上，产生出来的是“一种似乎在头等旅馆过夜的感觉。”于是，她强烈地“思念起那张不满四尺宽的窄窄的自制沙发床”，怀念起那段日子里“互相依偎着倾吐一天遇到的烦恼和不快，商讨着学习上的疑难，……尽管那张床又窄又小，可它竟能容纳那么多。”而现在，虽然还是“把床合起来了，然而背脊上感到的两张床的接缝处弄得她很不舒服”，她第一次发现，她们并不是互相了解的。当她忍受不住饭局连着饭局、闲扯接着闲扯的无聊生活，终于出走的时候，你选取了一个留钥匙的细节以为压尾，真让人觉得余音袅袅：
　　最后我要告诉你，我们自己家原有的弹簧锁滑牙了，我给换了把新的，我给你也留了把新钥匙——我怕你万一回来会走不进。我总相信你会回来的！新钥匙我放在老地方，记得吗？在门口碗橱顶上……
　　作为《呼唤》姊妹篇的《调音》，虽然在总体上不及《呼唤》完整，有些情节转折处也不够顺畅自如，但其中仍有不少令人颔首的细节。如阿秋两次参加刘露茜生日宴的例子。第一次，阿秋随温叔去刘家修琴，琴调好后，“小姐”发现小琴师原来是自己同校的同学，而这天又正值“小姐”生日，于是“小姐”欢呼着拉起阿秋与她的其他小朋友一道去餐间吃生日蛋糕，但是，这时，“她妈忙拖住我(阿秋)：‘这……阿秋要和他爷爷一起吃。’‘让他去大餐间吧，那儿小朋友多’。她开始央求她妈，她妈却暗中丢了个眼色给她……。”他被带进了厨房，女佣端来了一角奶油被刮光的蛋糕和一碟已经融化成流质的“火烧冰淇淋”。围绕这块生日蛋糕，你不仅写了女儿、侄子，还点染出了妈妈、叔叔的性格。这比由作者自己出面长篇累牍地加以介绍，效果要好得多。第二次“小姐”过生日，阿秋是以“恩人”兼“准”未婚夫的身分前来的。这次自然与上次不同，备受优待，但是，当他带来的特大蛋糕的盒子一被打开，气氛就为之一变：“呵，奶白蛋糕！”周围的人愕然了。毕竟文化大革命这时才刚刚结束，何况他对于这家又是“有恩之人”。于是，“为了不致使我太难堪，他们纷纷称赞着蛋糕。我不明白蛋糕里原来有这么多学问。”叫它阶级烙印也好，叫它生活习惯也好，总之通过这个细节，这两个年青人之间的“别扭而不自然”的关系中的裂痕就显现出来了。
　　你的这些细节处理，大部分起到一箭数鵰(有时还不止一箭双鵰)的作用。每个细节象一个个小小的轴承，支承着情节的发展，使它向前转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你在细节运用上堪称不瘟不火，无论是外部描写，还是人物的心理刻划，全都适可而止。我以为，适可而止，在创作上十分重要。如果细节过于密集，即使它们非常生动，也会给人以臃肿、堆积、甚至炫耀、卖弄的感觉。而做到适可而止，也不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对于熟悉自己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和人物心理的作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自我克制。在你的描写中，我不仅感觉到一种有意识的节制，而且感觉到你始终采取一种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这里我又要横插出几句。不知我的揣测是否有据，我觉得你所以尽可能不掺杂个人感情因素、保持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与你的职业——在一个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做中学教师有关。这个职业使你走出了蓝屋这个社会圈子，让你能以“圈外人”的眼光来剖析、估量，并展示这个圈子里的生活种种。这种体验，对于你，是弥足珍贵的。——《呼唤》、《调音》就都是以工人子弟为第一人称，这个叙述角度加强了作品的效果。而如果你没有教师生活的体验，对工人家庭的了解，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当然，在创作上，你还是个新手，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与不足之处。这也是非常自然的。我想指出的是，在驾驭情节发展与掌握人物心理状态上，你的笔有时还不够娴熟自如。
　　你的小说的中心事件，一般说来都比较单纯(这在前面说过了)，但有时在情节进展过程中出现调度不够自然之处。比如，《调音》的中间部分，有些转折略嫌生硬；在《蓝屋》中，个别地方则出现了过于戏剧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于对白虹这个人物的处理上。你将她安排为将门之女，这已觉牵强，又让她的哥哥成为蓝屋中的女婿，那就更嫌过于巧合了。特别是后来，你还让她在顾氏家族大团聚的时候，撞入他们的客厅，我觉得这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了。根据白虹这样高洁的性格，无论有什么理由，她也不会踏进这个家庭的。你虽苦心设计成她是来借英文小说和杂志的，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只出产酒囊饭袋的处所，何来正经书籍之有？关于白虹，我又要横插出几句了。我觉得你对于这类干部子弟很不熟悉，因此，与你所写其他类型人物相比，其中包括与你写的教师，甚至与你写的“下只角”的劳动人民相比，白氏兄妹都显得逊色。这可以说是全书中的微疵。
　　在掌握人物心理状态方面，你基本上采取严谨的、不做过分渲染铺排的写法——这一点我很欣赏。但也偶有对于人物的心理处理得过于单一的欠缺。这主要表现于《蓝屋》中。对于一个中篇来讲，读者不免要求从不同的方面来了解它的人物的性格。而你在《蓝屋》中过分集中于通过对蓝屋的不同想法来表现人物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了。是的，你将蓝屋做为一个象征，通过每个人对它的态度来反映他们的人生理想，借此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但是，构成一个完整性格，除去主要方面之外，还应照顾到其他方面。人毕竟是复杂的。枝叶如果被剪除得太干净，尽管主干挺拔，也未免显得光秃单调，有失自然天成。传辉这个人物，你写得相当成功。特别是对于他由于“寻根”热两次失约于白虹的描写，发挥了你细节处理的特长，很见精彩。但是，你把他与蓝屋的关系拉得太紧了，把他的“寻根”的热情写得太专注了，似乎除了“寻根”之外别无所思，再无他想，这就显得过于“单打一”了。他毕竟不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应该说，在他的生活中，还应该有其他内容的。如果增加一些必要的闲笔，加以烘托，也许人物会显得更为丰满。
　　这些看法，可能带有我的艺术偏见，不知意下如何？祝好！
　　李子云
　　一九八四·三·八妇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