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白菜市场　国企改革市场的神话

　　在当今中国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盛洪的论著已有一定的影响。他新近出版的《经济学精神》不失为一本极好的经济学读物，其中令人击节叫好的精彩观点和表述不胜枚举。笔者读后受益匪浅，还有一些观点激活了笔者沉淀在心中的思考，忍不住要说出来与作者商榷。《经济学精神》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本文受篇幅和个人兴趣所限，只着重商榷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以及它们对国企改革思路的影响。
　　作者在“无形之手”这一章中从北京的“大白菜的故事”出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具有权威的政府在供应蔬菜问题上不如一个民间的批发市场呢？”作者的回答是：这是由于价格体系的威力。在解释了市场如何通过价格的波动和比价的变化调节黄瓜和西红柿及淡季和旺季蔬菜的供求达到平衡的过程以后，作者得出结论：只要政府对生产者和需求者自发的供求行为不加干涉，市场会通过价格的变动自动地调节资源配置，达到最佳。这就是“无形之手”的简单的原理，这里政府需要做的只是维持市场的交易秩序。
　　但是，当我们离开了大白菜市场，或者说，离开了农村部门，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政府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不断地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并且不从外部控制市场价格，但“无形之手”并未能显示像大白菜市场上那样的作用，‘政企分离”总也分不开。政府经常不得不再次插手企业的生产决策以避免更大的资源配置上的浪费。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典型的例子是纺织企业去年的压锭行动：市场价格早已明明白白地显示纺纱生产能力已大幅度过剩，而且政府也已依据市场信息对纺织企业提出过减少纱锭的指导意见，纱锭数目却迟迟减少不下来，迫使政府采取强制性行政命令，外加发放压锭补贴，还要现场监督亲眼看着砸掉纱锭才算把纱锭数压了下来。政府把国企交给市场，国企却未能如大白菜生产者那样接受无形之手的调节。有人将此归结为中国的市场条件还很不完善。可是，同样是不完善的市场，为什么大白菜生产者如鱼得水，而国有企业却格格不入呢？这显然有市场秩序以外的原因，不是政府只维持市场秩序所能解决的问题。
　　纵观全书，可以感受到作者思维深处的基本观点，即主张“无形之手”的市场制度。客观地说，作者对市场制度运行的条件和国企的根本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市场交易是以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和产权为前提的，并强调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他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伦理观念”一文中明确指出，国营或集体企业组成的公司其问题是“缺人”，“缺自然人”，也即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企业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仍然存在很多漏洞，经理阶层仍然没有找到恰当的位置”。对此，他认为出路在于‘边际性的改革”，即在经济组织的增量方面打破对非公有制企业产生和发展的限制。而对存量的改革，即现有国企的改革则认为“只能作为个案去实现”。
　　作者对国有企业问题的这些分析触及了国有企业根本症结所在，但对当前国企改革而言，这种边际性的增量改革固然从宏观上为国企的改革改善了外部环境，但它不能代替国企本身的变革。至于现有国企的“个案”改革方法，作者寄希望于市场交易的作用。作者对国企改革的这种态度，究其理论根源，是与科斯的‘产权是交易的结果”这一论点紧密相联的。作者呼吁：‘想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吗？让我们来并购。”因为，“一旦允许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即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进行产权的转移，我们发现产权制度就很自然地发生了变化。因为：经过产权交易，不是产权所有者易人，就是产权结构变得多元化了。一旦产权制度变了，企业的其他制度，如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管理制度等，就会随之变化。”
　　科斯这一论点的论据是，英国现代产权制度不是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前，而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英国现代产业制度的发展的确是渐进的，随着交易制度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产权关系，然后加以法制化。但中国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产生了制度的突变，建立了公有制。它的产生并不是交易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它的又一次变革，并且实现了又一次制度的突变。因此，中国的经验证明：产权制度也可以不是交易的结果。对那些并非由交易过程而产生的产权制度，仅仅通过交易是很难改变的。对那些建立在特定观念上的产权制度，交易过程固然会一点一滴地影响它，但如果人们固守传统观念，就会对交易的影响加以限制甚至扼杀，如中国农业改革前对自由市场及其影响的态度；又如对国企公有股权份额的规定严格地限制了国企股权交易的个体化趋势，对公有制的坚持甚至使得很多私营企业要求戴上公有的红帽子，从而使一些交易不能在清晰的个体产权基础上进行。反之，如果人们打破了该制度赖以建立的观念，则不需长期的交易过程就可以迅速地改变产权制度，如中国农业改革后包干到户制度的迅速代替人民公社制度。这里，观念和制度的能动作用决不可低估。作者在书中对邓小平南巡讲话在观念上变革及其对制度变革的意义就认识得不够充分。南巡对观念的突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受计划经济、公有制影响深重的城市的制度改革过程，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上海。
　　农业改革和南巡的影响表明，对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些非渐进方式建立起来的制度，在条件成熟之际，在制度上进行突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制度上的突变要求政治和观念上的突破。以笔者之见，目前的国企改革迫切需要这种突破。当然，条件是否成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改革所需要的条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改制，后果是人所共知的。但如果仍然在意识形态上保留公有制不可动摇的观念则无法自由理智地讨论这一问题。
　　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我们或许可以挑战科斯的‘产权是交易的结果”这一论断的绝对性或一般性。产权并非绝对是交易的结果，如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制的出现。如果改成‘有效率的产权是交易的结果”可能更为准确。而且还应进一步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某些产权的变革可能还是交易得以进行或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如在传统国有制度下两个同属一个主管部门的国有企业之间只有调拨，没有交易，即使有交换，也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易。只有打破这种国有制，它们之间才能有真正的交易。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可过高地估计市场机制对国企改革的作用。
　　目前政府的国企改革思路就是建立在类似于作者这样的对市场机制的过高估计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的逻辑推理(或潜台词)是市场的不断运作可以逐步带来所有制的根本变化，而政府则更寄希望于市场秩序的完善可以代替所有制方面的根本变革，这两种态度都不利于迅速打破目前国企改革的困境。根据以上所讲的道理，如不能改变产权制度，交易的影响实在是远水难解近渴；如不能在所有制上有所突破，其他完善市场条件并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国企效率的努力只能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仅仅在价格和竞争层面上接受市场概念，不解决所有权个体化问题就不可能根本解决国企问题。现在如果政府仍然不能打破产权方面的观念束缚，只局限于维持市场秩序，类似纺织业的问题还会发生，大白菜市场的奇妙结果在国企就不会实现。
　　市场机制有着计划体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经济学家不应因此忽视市场机制赖以运作的条件及局限性。应当说，作者对市场制度有其局限性这一点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而且在书中也多次明确地论及市场制度的某些局限性，但不知为何他在书中赞扬市场制度时，有时仍达到迷信的程度，使笔者难以苟同。
　　作者对市场机制的过誉在《浓缩的信息》一文中显示得尤为明显。在这一章中，作者感叹道：“计算机哪能和市场比呢？即使今天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计算机成本已经低廉得令人咋舌，但在计算一组产品的供求均衡点时，计算机也要比市场的成本高得多。市场给出的解，即市场价格，是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并不需要额外的成本。并且，即使运算最快的计算机，也赶不上市场的速度。市场会对供求变量的任何微小的变动做出及时反应，更不用说，在变量数目相当大时，市场也不会感到容量不够。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市场无须‘录入’有关供给和需求的数据，也无须为搜寻和集中这些数据而花费成本，尽管如此，对于市场‘求解过程’来说，这些数据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遗漏。而计算机速度再快，也要等待数据的录入，而获得这些数据又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些数据的准确和完善性是大打折扣的。”这番赞扬实在是对市场机制的过分崇拜，其实并没有这种天方夜谭。市场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由市场参与者及他们的活动构成的，它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和“解方程”的能力及效率不可能超乎于这些参与者的能力、效率及其所掌握的计算机水平之上。
　　首先，很难说在计算一组产品的供求均衡点时，计算机要比市场的成本高得多。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行业特点的不同，不同行业的市场有着不同的形态和信息量。如期货股票市场和服装市场，前者完全由电脑操作，供求信息一目了然；后者则因品种、款式、面料、图案等方面复杂多样，更兼需求者的偏好差异微妙、变化多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整个市场的信息概览。就是同一行业在不同地区的市场也有很大差别，如农产品，在美国有农产品期货市场明确显示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很多地区的供求变化，而在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区，农产品的交易仍处于集市贸易阶段，甚至地区范围的供求信息都是不完善的。但对所有各种市场我们都无法得出市场计算一组产品的供求均衡点要比计算机的成本低廉的结论。先看期货股票市场，供求均衡价格就是由计算机计算出来的，计算机计算的成本也就是市场计算的成本；再看服装市场和落后地区的农产品市场，对这些市场，一定要用计算机计算出供求均衡点当然会成本昂贵，但市场也无法用比计算机低廉的成本计算出均衡点。市场能做的只是在信息成本过高时则放弃均衡点的计算，任由供求双方自己去试错罢了，谁也不能保证这些试错的交易正好发生在均衡点上。同理，也很难得出市场的速度比计算机更快、更有效和容量更大的结论。
　　其次，说市场无须像计算机那样需要录入供求数据和花费收集处理这些数据的成本也是不现实的。一个市场调节机制完全依赖于市场参与者对信息的录入收集处理及对其做出的反馈(在目前条件下，这些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依赖计算机进行)。没有市场参与者(很可能是利用计算机)对信息的录入收集处理及对其做出的反馈，包括试错行为，市场调节机制真不知为何物。
　　至于说‘市场会对供求变量的任何微小的变动做出及时反应”和“数据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遗漏”的断言，任何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同意。如果市场果能如此，自由市场上供求的不均衡就不会发展到足以引起大量生产过剩乃至危机的发生。
　　上面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市场与计算机的比较本身就不是很恰当的，计算机并不是市场的对立物，两者的作用不可比。从上下文看，作者本意是以计算机比拟计划体制，这种比拟是从兰格的比喻沿袭而来，并不准确恰当。计算机不过是计算的工具，它既可以服务于计划体系，又可以服务于市场体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计算机参与，不论是计划体系还是市场体系处理信息的能力和效率都会在原有水平上得到提高，说市场比计算机优越是无从说起的。
　　退一步讲，就是按作者的潜台词，将市场机制和计划体系比，作者对市场的赞扬也是言过其实。对于一个给定制度和技术水平(包括信息通讯技术)的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并不能提高该经济的信息处理能力，因为这是由该经济的制度和技术水平决定的。它也许能够降低信息成本，但并非肯定如此，更不可能无信息成本；它可能能够提高信息处理效率，但不是绝对的。下面做一点具体说明。
　　市场机制和计划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决策方式：市场机制是分散决策，计划体制是集中决策。决策方式的改变是会影响信息成本和信息处理效率的，但这些影响并不绝对总是正面的。先看信息成本。分散决策者的决策也不能仅靠拍脑袋，需要以其掌握的信息为基础，所以仍需信息成本。虽然信息集中的成本会减少，但仍需收集信息，并且与计划体系相比，信息发散成本增加了，例如通常需要花费巨额广告费用，派出大批推销人员，等等。因此，很难说市场机制所需的信息成本一定比计划体系低。再看信息处理效率。分散决策缩短了决策过程、缩小了决策范围，提高了迅速准确地处理信息并做出反馈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足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分散决策者都能够比集中决策者更迅速准确地处理信息并做出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的反馈。上面所举纺织行业压锭的例子就是一个实证。它说明没有个体化的产权制度做基础，分散决策并不一定比集中决策更有效。
　　虽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分散决策与计划的集中决策相比有可能更快地对供求变化做出反应，但也不至于理想到对任何微小的变动都做出及时的反应。由于信息不足或错误产生的生产过剩乃至企业倒闭都是市场经济中屡见不鲜的。大量国企参与的市场上，反应会更加迟钝。
　　至于说变量再多市场不会感到容量不够的优点，其实质是在变量增多、信息处理成本和时间高于经济合理水平的情况时，市场参与者就并非总是达到一般均衡点市场交易就变为试错活动。在同样情况下，计划体系也只能如此处理，这是不得不如此的结果。这里市场与计划不同的是，前者的试错活动是由分散决策者分散做出的；后者则是由集中决策者集中做出的。集中决策一旦发生错误，纠正起来很慢很难，错误一旦形成，就是系统编差，损失巨大；分散决策者则可能较快地对决策后果做出反应和调整，并且每个分散决策者的错误较小，还可能随机分布，在总体上可以互相抵消，这是市场分散决策的优势所在。但必须指出，市场分散决策的机制只提供了这些优越性的可能性，还要满足其他必要条件，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所有制的个体化就是一个必要条件。只有这些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市场分散决策的优越性才能从可能变为现实。否则，像那些国有企业，即使把它们放到市场上，实行“政企分开”和现代企业制度，包括采取目前期望值很高的“债转股”方法，如果仍然只是在形式上做文章，不能切实地实现产权的个体化，也不能使它们做出有效的分散决策。除了上述纺织行业压锭的例子，国企改革放权后经常出现的重复建设的现象也是一个明证。
　　以上由盛洪关于市场的文章扯到国企改革，转了一大圈，这些讨论与盛洪论著的相关处在于对市场机制的评价。市场机制固然有计划体制难以比拟的优越之处，但不可将它神化。特别对当前中国的国企改革而言，不应忘掉市场机制赖以有效运行的产权环境，在强调市场作用时更要重视更深层次的改革。当前政府已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如果没有所有制的个体化改革，市场机制为中国经济敞开的提高效率的可能性将难以实现。
　　当然，盛洪这几篇文章更注重的可能是简单普及性的一面。即便如此，对缺乏经济学知识未能充分认识市场机制优越性的读者而言，不讲条件地强调市场机制优越性的做法也是有害无益的。从更广的意义上说，经济学者们对任何经济学结论都应时刻抱着如履薄冰的态度，任何绝对化的态度都是滋生谬误的温床。
　　最后，还应说一句并非多余的话。《经济学精神》是一本论域十分广泛的书，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上述具体观点的讨论不足以成为对该书全书的评价。至于本文抒发的不同意见，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出发点不过是对学术问题不敢有一丝马虎的一点执著。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学术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切不可以笔者的一孔之见而错过一本能使你获益颇深的好书。
　　(《经济学精神》，盛洪著，广东经济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