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温情与敬意，还有一丝无奈

　　近十年来出版的文化名人的全集，有几十种之多。以盛年而逝的闻一多、朱自清为例，他们家乡的两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两套十二卷本的全集，而四五十年前闻一多的全集只出了四卷，朱自清的全集，原拟定的目录是颇为可观的，但拖延至一九五三年才匆匆出了四卷本的《朱自清文集》，也就是所谓的《朱自清全集》的“精简本”。前后相较，不可同日而语。闻一多遇害后，以朱自清为中心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花了很多心血整理闻一多的遗著；朱自清病逝后，以浦江清、叶圣陶为中心的一大批朱自清的同事和朋友又投入《朱自清全集》的编集工作，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最令人感佩。
　　闻一多遇害后两日，朱自清致函闻一多夫人高孝贞以示慰问，“学校方面我已有信去，请厚加抚恤。朋友方面，也总该尽力帮忙。一多兄的稿子书籍，已经装箱。将来由我负责，设法整理。家中若还存遗稿，请交何善周先生。如何先生已走，请交叶兢耕先生。我已有信给叶先生了”。闻朱共事始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他们是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核心人物，虽然性格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情和学术上的切磋。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写了《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和《悼一多》等诗文悼念挚友，并参加了多次悼念会，情感之真，令人泣下。这期间朱自清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搜集和整理《闻一多全集》。朱自清在成都时，写信给学生王瑶：“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此事到北平再商。”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之后，朱自清开始整理闻一多之子闻立鹏交来的闻一多稿件。不久，校长梅贻琦聘他为“纪念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该会成员有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遹和余冠英，并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主持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该会的工作首先是集中整编闻一多的几种未完成的著作，其中许维遹负责《周易》和《诗经》，浦江清负责《庄子》和《楚辞》，陈梦家负责文学史和古史，余冠英负责乐府和唐诗，朱自清负总责。朱自清说：“但是这几种稿子整理完毕，大概得两三年。我得赶着先将《全集》编出来。”之所以要“赶”，除了当时大家有一种激愤的心情外，或许有一些前途未卜的忧虑。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朱自清日记：“开始读一多手稿。昨接(程)千帆来信，建议加快编辑一多著作，他提醒我时局动荡。”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通过了朱自清编定的《闻一多全集》目录，接下去是编辑，并由闻一多的学生何善周请人抄稿。五月二十五日朱自清日记：“十二位同仁阅一多手稿，并作校正。重新编排一多全集目录，觉一切均仓卒，恐不能做得很好。但环境又需早日出版，实无他法。”至七月九日，《闻一多全集》大致编成，前后用了六周时间，全集附有郭沫若朱自清吴晗等的序跋，季镇淮编定的年谱，由闻一多家属与开明书店签订出版合同。然而工作并未结束，朱自清仍继续核对闻一多作品日期、修改年谱，并与吴晗商讨解决闻一多作品的问题。
　　《闻一多全集》在开明书店出版，是由叶圣陶提出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和开明书店一直有相当好的合作，譬如《国文月刊》的出版就是一个例证，更何况叶圣陶和朱自清有几十年的交情。开明书店以出版国文教科书和文史著作名世，叶圣陶说：“此集交开明，为其幸事。”全集交给开明书店后，朱自清还在不断地补充闻一多作品，据王瑶回忆，朱自清计划从一九四八年暑假后起由中文系同人集体扩充闻一多的未完稿《全唐诗人小传》，改为《全唐诗人事迹汇考》，朱自清病逝后，王瑶又在他桌上发现他在入院前写的纸条，上书：“闻集补遗：(一)《现代英国诗人》序。(二)《匡斋谈艺》。(三)《岑嘉州交游事辑》。(四)《论羊枣的死》。”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所写的《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报告》中，朱自清就《闻一多全集》的出版、遗稿的整理和保管等事项作了详细的说明，还为遗稿二百五十三册又两包编定了目录，指出亟待整理发表者有《诗经新注》、《庄子外杂篇校释》、《楚辞解诂》、《全唐诗人小传》四种，并宣布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细读朱自清日记，就可看到返回北平后日记中频频出现的触目惊心的胃病记录，他的体重最低时仅三十八点八公斤，稍好时，也仅在四十一公斤左右，健康已恶化到极点。将闻一多遗著处理妥当后不到一月，朱自清于八月十二日病逝。他花了一年时间了却了一桩心事，但终于未能看到八月底问世的《闻一多全集》。《全集》正文包括甲集：神话与诗；乙集：古典新义；丙集：唐诗新论；丁集：诗与批评；戊集：杂文；己集：演讲录；庚集：书信；辛集：诗选与校笺。吴晗在跋文中指出为《闻一多全集》作出最大的努力的当首推朱自清，“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集的。”我认为这一评价，是绝对没有水份的。
　　大孚出版公司的总编辑翦伯赞曾提出出版《闻一多全集》，后由以叶圣陶为中心的开明书店出版。一九四七年底叶圣陶致函朱自清：“闻氏全集已付排，缮抄之稿，实多错误，当初以为《死水》《红烛》必无问题，孰知抄者所据排印本，而排印本不惟多错字，且有错简之处，校时始发觉，颇累了排字之工友。其考据文字，引用处如有可疑，皆检原书查对。”在致郭沫若函中说：“期其比较精善，庶无负一多先生耳。”开明书店编辑部的其他几位如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朱光暄在校对时颇费精力。全集的编辑出版，正如吴晗所言：“不止是学术上的共鸣，也包含了崇高的友情。”
　　《闻一多全集》一九四八年八月底初版，九月再版，精装四册，二三九七页。相较而言，《朱自清全集》的“精简本”《朱自清文集》无论从出版的速度、内容和装帧等方面，要逊色许多，“文集”也有四册，平装，一四六六页，一九五三年三月出版，印数仅二千五百册。这倒不是说朱自清的朋友们不卖力，事实上是有太多的无奈，不得不如此。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六日，朱自清治丧委员会决定整理出版《朱自清全集》，并成立了由浦江清任主编，叶圣陶、郑振铎、吴晗、俞平伯、李广田、王瑶、余冠英、徐调孚、季镇淮和陈竹隐任编委的全集编委会。八月十七日，叶圣陶致函吴晗，谈开明书店决定出《朱自清全集》。朱自清病逝后，由浦江清代理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文系“教授有陈寅恪(兼任历史系教授)、许骏斋(维遹)、陈梦家、余绍生(冠英)、李广田，连我共五位半，名额不足，人才寥落，大非昔比，讲师有王昭琛(瑶)一位。……”(《清华园日记》)中文系连折两员大将，同抗战前和西南联大时期的力量相比，景况确实有些黯然。但这个历经劫难的群体并没有因此分散，在整理编集《朱自清全集》一事上，他们再次显示了可贵的合作与奉献精神。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浦江清致函叶圣陶，“详谈佩弦全集事”。十月十四日王瑶整理完朱自清一九二九年在清华大学“古今诗选”班上所用教材的一部分，名为《古逸歌谣集说》；稍后，叶兢耕整理好讲义《十四家诗钞》，王瑶初步整理讲义《宋五家诗钞》原稿，此稿又经余冠英、冯钟芸、高熙曾分校，最后由浦江清订正；《中国歌谣》由郭良夫、浦江清、吕叔湘整理；另外，由王瑶和徐调孚负责辑录各种刊物上的遗文，由季镇淮作《朱自清先生年谱》，李广田作《朱自清先生传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浦江清日记：“下课后见王昭琛，我告以朱先生稿件立刻要集中，所抄副本今明两日抢发到上海去。他们说他即刻要进城，原稿已交朱太太，副本在他的研究室中。……另由邮局寄发《朱自清全集拟目》，油印一份至上海开明书店叶圣陶。邮局照常收件，但朱稿太多，且有未曾校好者，只得留着了。”据王瑶指出，《朱自清全集拟目》出自浦江清之手，内容如下：
　　一、笑的历史(新编，收一九二○、一九二三作品)
　　二、踪迹(原亚东版，一九二四)
　　三、背影(原开明版，一九二八)
　　四、文艺之力(新编，收一九二三、一九三五作品)
　　五、你我(原商务版，一九三六)
　　六、欧游杂记(原开明版，一九三四)
　　七、伦敦杂记(原开明版，一九四三)
　　八、经典常谈(原文光版，一九四六)
　　九、诗言志辨(原开明版，一九四七)
　　十、文史论著(新编)
　　十一、国文教学(改编开明版，一九四四)
　　十二、读书指导(改编商务版，一九四三)
　　十三、中国歌谣(讲义稿)
　　十四、语文零拾(原名山版，一九四八)
　　十五、语文续拾(新编)
　　十六、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稿)
　　十七、新诗杂话(原作家版，一九四七)
　　十八、语文影(朱先生自编，未印稿)
　　十九、标准与尺度(原文光版，一九四八)
　　二十、论雅俗共赏(原观察社版，一九四八)
　　二十一、杂文遗集(新编)
　　二十二、古逸歌谣集说(讲义稿)
　　二十三、十四家诗钞(讲义稿)
　　二十四、宋五家诗钞(讲义稿)
　　二十五、读近代诗钞(手稿)
　　二十六、犹贤博弈斋诗钞(朱先生旧诗集，手稿)
　　《朱自清全集》的编集工作，至一九五○年底基本上告一段落，但并未得到及时出版。浦江清日记中所提及的“抢发”稿件，或许已经预感到一些什么。这种预感终于应验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叶圣陶日记：“佩弦全集一拖再拖，时已三年，思之疚心。总望诸友催促，开明赶紧，能于明年暑假前出版。”叶圣陶此时已离开开明书店，一九四九年四月出任华北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之职，一九四九年十月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任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报纸、杂志、出版社都面临着关停并转迁的命运，在出版方向范围面临调整，出版物资紧缺的情形下，它们都以紧缩的经营方针以应时变。叶圣陶虽仍时时关心开明书店事，但已基本脱离该店，并且身为国家出版业的高层领导，或许办事有些前所未有的顾虑。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七日日记：
　　午后二时，偕彬然至市政府晤吴辰伯，商量佩弦全集的出版问题。参加者尚有平伯、江清、均正、振铎、佩弦夫人。佩弦全集在开明排版，已成大半。而以今日看佩弦之作，有若干篇不合时宜，于读者无裨，因有重加考虑之必要。余前数日与辰伯谈及此事，共谓佩弦若在，自定其文，必将有若干篇径删弃。故我辈为出全集，一必对得起佩弦，不逊其在群众中之印象。二必对得起读者，使读者有所受益。今日辰伯说明此义，讨论许久，决定不出全集而出文集，数人分别重看其文，删去其不适合者，所收者以具有进步性为准。余分及三种。月底请人看完，再集会商量。
　　吴晗此时身为北京市副市长，说话自然有分量，《朱自清全集》的出版当然要考虑到他的意见。而他们如此决定，也是有外界的因素的，因为他们往往不能代表自己说话。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叶圣陶日记又提到《朱自清全集》一事：“念出版故人之集子，宜分别言之。如为纪念性质，则宜求其全，一鳞一爪，皆搜罗无遗。如为流通以益人之意义，则宜慎为抉择，虽不能以今日之标准为标准，至少亦须以今日观之尚有进步性，于读者多少有用处。自后一点观，则颇有可删者矣。”“全集”变成“文集”，叶圣陶在日记中似乎要反复地说服自己，以平息内心的波澜。而王瑶说他当时“感到十分不安”。钟敬文后来曾当面严厉地说：“为什么不把它搞出来，这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实际上是有许多困难的，如朱先生的散文《背影》，多年来皆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本，但在一个时期因为据说内容涉及人性论而被删掉了，全集怎么能有条件出版呢？”(《王瑶文集》卷七)尽管《朱自清文集》中《背影》未被删除，但已有瑟瑟秋风之感。在这种情势下，约计一百九十万字的《朱自清全集》删得只剩下一半，便是不得不如此的事情。朱自清夫人陈竹隐致函吴晗，又找叶圣陶，希望文集早日出版，浦江清也为此奔走，因为开明书店开始有顾虑，它已再没有当年有赔本出《辞通》的勇气了。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叶圣陶等开明同人和清华同人，以及吴晗、郑振铎在中山公园商谈《朱自清文集》，决定抢在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前的十月上旬出版，序文由王瑶起草。但《文集》又没有及时出版，序文也没有用王瑶撰写的。王瑶所作的序文，不知是否是那一篇写得情理并茂的《念朱自清先生》的长文(此文后收入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论丛》，王瑶于一九八八年作过修改)。此文为什么不合宜呢？是因为其情太真，抑或因为王瑶因《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出版惹出了风波而连带及此？浦江清对此也充满疑惑。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叶圣陶日记：
　　晨间写信三封。其中一封答浦江清，江清见余所为题记，以为太简略，主张仍用王瑶所拟序文而由余修改之。察其言外之意，必以为余简率了事，厚负佩弦。因告以王瑶之作不能用之故。又谓余与佩弦亦非泛泛，宁不欲勉成一文以传佩弦之真，以慰读者之望。
　　无如力有不及，良深愧疚。余愿补充题记，俾较为丰盈云云。
　　由叶圣陶所拟“题记”，是有些简单，他也为此不满，三天后的日记说：“‘此事终觉草率，厚负佩弦’，盖实感也。”一件大家尽力而为的功德之事，最后落得大家都有负疚感，它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不尽心，而是有难言之隐。朱自清“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然而他的全集只能“精简”而出。这是一种预兆。自此之后的近三十年，就全集而言，除《鲁迅全集》以及几套规模稍大的《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巴金文集》外，屈指而数，还能有多少呢？好像从前活跃的文人，渐被置于一种有意识的遗忘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