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愧对秋白

　　有时候，让我填表：编过一些什么书籍。拣重要的填上，我填的通常总包括《翟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这是我担任责任编辑发的稿。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大约是一九八二年吧。我领下了这份差使，来到北京，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楼，编这书。上面指定这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社科院的温济泽先生主持开过几回会。具体管这事的是王士菁先生，每个星期都来。秋白的女儿独伊和侄子兴华，也都很是合作，为这书出了不少力。稍稍留下一点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说服独伊将她保存的秋白的一些信件编入文集之中。
　　《翟秋白文集》一九五三年在冯雪峰的主持下曾出过一版，竖排，虽号称八卷，但是分订四册。当时受到一些限制，这个版本是有缺陷的。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删削了秋白的遗文。例如他早年的名著《赤都心史》，其中《“死人之家”的归客》一章，在一九五三年版中就抽去了。而《列宁托洛茨基》这一章，记下他以中国记者的身份采访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情形，他采访了两个主要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写列宁是“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写托洛茨基是“见中国新闻记者很欣喜，因竭力和我们解释，说话时眉宇昂爽，流利倜傥”。在一九五三版中，涉及托洛茨基的字句约四百字干净删去，标题也改为《列宁》了。
　　到了一九八二年，关于托洛茨基的这种忌讳已经没有了。于是找来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版本，据以恢复了原貌。许多文章，中央档案馆提供了手稿的复印件，我即一字一句据以校勘。这是烈士的遗文，我想编出一个尽量好些的本子来。
　　一九五三版的编者作了些注释，不太多，有些应注的地方没有注，有些应注得详细些的却很简略，不便读者。我以为注释虽不宜太繁，读者可能有疑问之处总得加注才好，于是又动手增添了一些注释。
　　新添的注，例如，《饿乡纪程》中说“段督办一倒”，即注明段棋瑞何时称“参战军督办”，何时改称“边防督办”，何时兵败下野。又如同书中记赤塔华侨领袖说的“以前捷克斯拉夫，谢美诺夫，日本人一直到现在的多数党政府，无论那一种当权的人来……”，一九五三年版无注，即注明：此处捷克斯拉夫指十月革命前由奥军俘虏中的大量捷克士兵组成的捷克军团，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曾在西伯利亚一带活动。
　　修改旧注，例如：《乱弹·水陆道场·民族的灵魂》中说到“梁忠甲韩光第的冤魂”，在这两个姓名之后有注：
　　〔31〕梁忠甲、韩光第都是奉系军官。一九二九年，奉系军阀受日本帝国主义唆使，由中东路进攻苏联军队，战争结果，梁忠甲被俘，伯力议和后被释回，随即死去；韩光第阵亡。(第一册，第344页)
　　照这条注文的说法，两个死者的身份，是奉系军阀的军官。他们因一场战争而死，战争的起因，是受日本帝国主义唆使；战争的进程，是从中东路进攻苏联军队。也就是说，这两个小军阀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进攻苏联军队，结果或死或俘。有一句潜台词，是“活该”。
　　我看了这条注释，心里很不舒服。这是个中国人写的吗？先说死者的身份。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同奉系的张作霖打仗，史称直奉战争，以直、奉分战争的双方。同外国军队打仗，就都是中国军队了。正如甲午海战，只说是中日战争，不说是北洋水师同日本的战争。再说这已经是一九二八年末“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已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副总司令，所部也接受了改编，注文还称之为奉系军阀，也就违背了史实。两个死者都是中国军人嘛，强调其属于此时已不存在的奉系军阀有什么必要呢？
　　大家都知道，这里说的是历史上有名的中东路事件。中东路是俄国根据一八九六年同李鸿章签订的不平等的《中俄密约》，在中国领土上修的一条铁路，《密约》还规定了铁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管理。事实上俄方人员常常不尊重中方的管理权。一九二九年就因为管理权的争执引起了军事冲突。苏联派出强大兵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起因并不是谁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也没有发生中国军队越境进攻苏军的事情。那时在东北，不但苏联有一条中东路，日本还有一条南满路，同样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日本决不会愿意看到中国对于中东路有更多的管理权。原来注文中说的日本唆使的事是决不可能发生的。这条注文完全是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派中国的不是。我以为这样注是不行的，得改一改。只是我胆小，又不敢十分得罪苏联的朋友，于是绕过战争责任这一难题，不说谁是谁非，只客观提供有关的历史材料。我写的注文只说明了事件的背景，某月某日苏军进入(没有写侵入)某地(当然是中国的土地)，某月某日在某地发生战争，旅长韩光第阵亡。字数比旧注没有增加多少，只是不再把一切板子都打到中国的屁股上了。
　　第一卷发了稿，我如释重负，回湖南去了。以后就去干一些别的事情，没有再去想有关《瞿秋白文集》的事了。书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秋白就义五十周年的前夕印成的。我得到了一册精装本。从纸盒里抽出来，一眼看去即觉得精美可爱。觉得自己那一段时间的劳作总算有了成果，私心很觉欣慰。只是一连十年没有再接触到有关秋白的研究课题，这书也就插在书架上没有再取来阅读。一些事情差不多都忘了。
　　前些日子遇见邢小群，她是我新结识的朋友丁东先生的夫人，她愿意听我谈谈自己在编辑注释这些方面的经验。我其实没有多少经验可谈，于是想起《瞿秋白文集》中的这一条注释。即把书找来，翻给小群看。在竖排本里，很快找到了旧注。在横排本里，怎么也找不到我写的新注。于是我把两种版本一字一句对照来寻找。在对照中，我大惊失色了：不但不见我的注文，而且这注文所依附的原文“梁忠甲韩光第的冤魂”也不见了。仔细看看，才知道这里删去了一大段。竖排本里，原来有这样的几段：
　　什么曾国藩、吴大澂、邓世昌……这些千奇百怪的魂，据说，都是民族的灵魂；又据说，这些灵魂叫回来之后，民族的病就会好的。
　　看罢：这是些什么灵魂？——第一批，是从汤山双龙庵式的特别改良的监狱里叫出姓李的姓胡的姓居的……等类的郁郁幽魂；是从通缉令之下叫出姓阎的姓冯的……等类的耿耿忠魂。第二批，是从北洋小站叫出孙传芳，张宗昌，段棋瑞……等类的在野军魂；是从苏杭天堂叫出庄蕴宽，李根源，董康……等类的着老绅魂。第三批，是从中日之战的战场上叫出吴大澂、邓世昌……等类的鬼魂。第四批，是从明朝倭寇骚乱的义冢地上叫出王某李某……等类的聻魂。第五批，是从西湖的精忠岳庙里叫出岳武穆的神魂。第六批，是从《三国演义》里叫出诸葛亮的穿着八卦道袍拿着鹅毛羽扇的仙魂。第七批，是要请地质学家在发见殷周甲骨文字的地层再往下掘，掘出所谓黄帝的精魂。哈哈，这位“炎黄胄裔”的民族，真不愧为五千年的老寿星，它居然有这么许多灵魂！
　　可是，这位老寿星病得个要死要活，还在这里叫魂，究竟它叫些什么？叫了来干吗？原来民族先生最痛心的，并不是日本阎王割掉了它的一只手臂，而是它自己没有出息，做不成功十殿阎王的一只手臂，替他们去抓赤化的活泼泼的一万七千万人的生魂。如果它能够做到这种大功德的话，它相信自己就一定不会到地狱里去受罪的。因此，它特别哀痛的叫着梁忠甲韩光第的冤魂。自然，还要加上张辉瓒等类的孤魂。
　　这样说来，叫了这些忠魂，幽魂，军魂，绅魂，鬼魂，聻魂，神魂，仙魂，精魂，冤魂，孤魂来，为的是要发扬民族的灵魂，——就是民族的意识。(第277页至第278页)
　　一九五三年版竖排本中的差不多七百字，到了一九八五年版横排本中，变成了：
　　什么岳飞，诸葛亮，曾国藩，吴大澂，邓世昌等……这些千奇百怪的魂，据说，都是民族的灵魂；又据说，这些灵魂叫回来之后，民族的病就会好的。
　　民族的灵魂，——就是民族的意识。(第382页)
　　不足百字了：砍掉了约六百字。
　　这段被砍掉的，文章好不好，见解对不对，不必在这里讨论，但它确实是秋白的文风，秋白的思想。而且也想不出这样砍削的理由来。一九五三年版的砍削，是为了不让出现托洛茨基的名字，这理由很清楚。可是《民族的灵魂》这篇里，似乎并不见有什么违碍之处。莫非审稿者是苏联之友，不喜欢我写的那条注释吗？那么改写、抽掉都可以的，为何要连累删削秋白的原文呢？当初我还庆幸恢复了《赤都心史》的原貌，以为可以告无罪于秋白。如果真是因为我修改的注释生出事来，以致删了他的文章，那我就真是罪孽深重，祸延先烈，愧对秋白的在天之灵——烈魂了。
　　当时小群也很吃惊。她打电话问了温济泽先生和王士菁先生。他们都不知道此事，当然也不是他们删的。为此，我拜访了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主任王仰晨先生，他也是第一次听说，并且当即声明：我怎么会删改秋白的文章呢！我不知道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于是打电话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老友陈早春先生，请他派人去查找此书的书稿档案，一时也没有查出来。我希望找到动手删削的人来，并不是为了弄明白应该由谁承担责任，而只是想听听他说这样删削的理由。
　　对于读者来说，这当然不是个好消息。一九五三年本，有缺陷；一九八五年本，消除了旧缺陷，又出了新缺陷。我又想到怎样设法补救的问题。现在《瞿秋白文集》的政治理论编还有两卷因为经费问题没法开印，更难设想文学编印一种修订本了。于是只好请购藏了此书的读者将上面我抄录的那几百删去的文字剪下来，贴在书上吧，并且请接受一个责任编辑向读者的道歉——尽管我也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