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龙套”琐语

　　说来奇怪，我父亲是个铁路工程师，整天离不开计算尺；母亲又是个中学数学老师，在她早天的一生里没有离开过演算；可是在我脑子里，就是缺少数学的因子。自幼入学，除了在小学时有那么几个学期，数学得到较好分数外，到了升入中学，数学便成了我的梦魇。记得有年，父亲在家乡工作，他一有空，便给我补习代数、几何、三角，而我就千方百计来逃脱他的“追捕”。不过，即使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一学期的数学考试还是得到一个好分数。我为这个好分数高兴了几天，因为认为这是我的最高荣誉。可是过不了几天，一拿起那本数学书，又不禁双眉紧锁了。我想与其硬着头皮演算这些劳什子，不如多化点时间在看小说念诗词上好。因此我对那些数学习题就敷敷衍衍起来。当然后来在投考大学时，就自食苦果；但彼时我还以为得计。时至今日，即使比较复杂一些的心算，有时还算不过我的孙儿女们，落得他们一声“真笨”的爱嗔。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对于文学的爱好，早在高小时期，便受到语文老师的不时夸奖，我的作文卷经常被贴在墙上而得到同学们的艳羡。到了上中学，我便浸淫在文学作品之中。一年进二年出，我竟然给报纸副刊写起稿子来了，而且有一天也居然得到报纸副刊编辑张人权的青睐，不但刊用我幼稚的稿子，以后还叫我帮着他编副刊；当然，我只是帮他编排一下，看稿的主要还是他自己。不过这样一来，在我内心深处却企慕起编辑写作这个行当了。等到考大学前，父亲来信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竟大言不惭说要当个作家。我父亲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他说当此乱世，文章容易贾祸，而且不能靠之吃饭，还是学到一门可以捞个金饭碗的职业为是。这样他老人家便让我去读工商管理，盼望他的儿子将来成个银行职员或是领到一张会计师的执照。
　　当时我虽然身子坐在课堂里，听教授们讲什么经济学、货币学、银行学，或是埋着头在收支表上找平衡，学普通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等等，但每日价总有些心猿意马，只想功课早完便溜进图书馆去安安静静读那些英美帝俄文学大师们的伟大作品。说来惭愧，那时我念书，并不在真正研究学问，而是在混一张有商学士头衔的毕业文凭。可我的梦还是在写作，不过已经命定终身，只能是我的业余爱好了。在大学的最初几年里，我的“灵感”似乎特别多，一有空闲便手痒难熬，总要写出点什么来。一写完，就插进信封寄给一些报刊去，连自己再读一遍也等不及。这样的东西当然只有进字纸篓的命。碰到一位奖掖后进的编辑，他还回封信，写上几个字勉励一番，其余的便如石沉大海。逐渐自己也掂出自己的份量来了，又从一些前辈作家的创作谈一类的文章中，知道些创作的甘苦，知道自己的毛病就在于年少狂妄。写文章单凭“灵感”是不够的，还得有生活与知识的积累，文字的修养……等等基础。于是我不再信手涂鸦了，我决定在两年之内不写一字，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化在读书上，虽然有时也为校刊和新闻学课办的英文周报写些东西，但已经懂得这不过是些习作而已，再不敢有跻身于作家之林的奢望。记得那时风行过一些书，如《文坛登龙术》等等，我也买来看过，对照着自己习作的经过，觉得如果读了这些书而能成为“作家”，那真如我们杭州人的一句俗话，“天没有眼睛”了。到今天我还讨厌《写作入门》、《写作辞典》或是《作文速成》一类的书，认为这些只能误尽苍生，把原来可以有造就的人，推入深渊。
　　大学毕业后到抗战胜利，我一直在金融机构里工作，永远得不到大块时间来写作。一九三八年我到了香港，开始为当地报纸写影评(不写粤语片的，因为我对广东话一窍不通)，最先用我稿子的是老影人朱旭华，那时他在编辑一张报纸的副刊。但是我志不在此，我写诗，也写散文，甚至还写小说、编电影剧本。我把我的诗和散文稿拿给诗人戴望舒看，他仔细看了，给了品评，劝我不要再写诗，因为我不是个写诗之才，劝我在散文方面努力，于是我便开始写起来了。那时为了宣传抗战，只要有题目，便有文章可做。可我从来不去化那番收集起来设法出版的功夫，我认为这些都是为一时所需，无永存价值，而我也从来没有以文传世的想法。我总以为自己不过是块铺路的小石子，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过路人一脚踢到路旁的沟壑中去，幸而为人践踏入路上泥土之中，也不过完成了铺路的职责，如此而已！到今天我连那些文章用的是什么笔名，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四十年代初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化在翻译美国三十年代的戏剧上，那也是为的“需要”。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网已经连舞台上演的剧本也在罗织之内，朋友们在演戏时就怕临时来个不许上演。戏院子空下来还有老板承担，演戏人的肚子空下来却无人负责。当时应云卫和陈白尘在主持中华剧艺社，便让我译些美国剧本备用，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爱好。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对写作和翻译的练习期，到今天我还感谢当时指导我写译的夏衍、乔冠华和其他同志，其中特别是夏衍，他直到今天还在关怀我教育我。我曾经在一封给他的信中说：多少年来尽管由于我自己的不争气，在人生的道路上，经过了不少迂回曲折，但使我始终没有离开革命大道的，端赖夏伯的教育。其次是乔冠华，他对我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一个人，是他引领我进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之门，而且鼓励我、指导我勤勤恳恳为人民做好工作。可惜的是我把文章编成书出版时，他早已离开尘世，不得再听到他的批评，这是我毕生憾事，亦人生之一大悲。
　　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我终于有了机会脱离虽然收入较优而味同嚼蜡的所谓金融工作。老报人姚苏凤邀我同办一张四开的小型报纸《世界晨报》，他任总编辑，以后他加入了《新民晚报》，我又兼代总编辑之职。这样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每天要写几百字的《泪眼集》，这是抗战时期由夏衍首创的一种短小而又使反动派头痛的“花边文学”，对国民党反动派竭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事。后来报纸被反动派封锁不能到外地发行，挣扎了一年时光不得不关门大吉。以后我又由冯宾符和陈翰伯两同志邀去编《联合晚报》副刊《夕拾》，我每天写五百字的《灯下随笔》。但到一九四七年夏《联合晚报》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我写稿的几本杂志也都是同样的命运。我只能闭门家中坐，迻译美国A.卡静写的《美国现代文艺思潮》了。
　　解放以后，由于担任了繁杂的行政工作，只能间或挤出些许时间来写写影评，现在记得写的散文，大概只有四、五篇，其中五七年有一篇，写的是关于《北京人》的剧评。以后由于“祸从口出”，被“扩大”了进去，写作的权利也就完全被剥夺了。两年后，又有机会开以动笔，也只偶尔兴至限于翻译。这里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几年前去世的陈北鸥，是他一次次来约我为《外国戏剧资料》写稿，使我有机会介绍了当时风行于欧美的荒诞派戏剧。主编这本内部刊物的是葛一虹和陈北鸥同志，他们小心翼翼，唯恐出点差错，不知什么时候会飞来一顶帽子；所以我翻译的第一篇介绍批评荒诞派戏剧的文章，是印在单页纸上，仅供少数有关同志作参考用的。现在看来，这样的事情不免可笑，但确可使后世深知“极左”的危害与可怕。
　　接着便是“史无前例”的十年。这十年中是从“交待材料”一直写到“审讯供词”，数十年的往事，必须“倚马立待”，尘封的记忆，挖不出来便是“不老实”，最苦的是“并无此事”而非说有此事不可，否则便是“自取灭亡”。人已是臭得不能再臭，所写的东西当更是自己闻了也觉其臭了。这种精神上凌迟的滋味，尝过的大有其人，是永远不会忘记却又不愿再去回忆的。即使在云消雾散，恶梦初醒之后，不知怎的一看见纸笔，就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和恐惧。有一次徐迟从武汉来，老友重逢，恍如隔世。就在那一二年里，他的文章一篇一篇写出来，每次读了，总怀念那些古旧日子里，两个人谁写了文章便相互传观品评时的欢欣。他对于我只读不写大有意见，极力鼓动我重新拿起笔来。我为他对我的期望所感动，同时对于一些使人感喟无穷的事，也的确手痒以一写为快，于是又开始在稿纸上写些东西。有的是记盛年早死的人，有的是回忆往事，有的是写一闻见，有的是读一书文。这些不成器的小文章，也居然受到读者欢迎。袁鹰和姜德明两位同志不但给我发表的版面，而且还广为推荐，于是各方编辑谬赞有加，时来约稿，这就使我多写了些，这是需要向他们致谢的。
　　许多朋友说我写的东西有感情，又说我的文章耐读，但我自己想想，这些话实在都是溢美之词，只是鼓励我多多动笔而已。对我自己说来，我从来就说不出如何把一篇东西写得文情并茂的章法来。我只知道除非我有写的冲动，在我心里郁结酝酿多时，到了非一吐不快时，才在稿纸上胡画起来。决不为写而写，也决不为声名或稿费而写。下笔时，则尤其注意决不使自己写的东西，用堆砌各式各样的形容词来完成。运用美丽的词藻除了偶尔有适得其妙使文章生色外，极大部分的词藻堆砌不过在于掩盖笔者的思想贫乏，这是可悲之事。我对生活一向比较淡泊，因此也不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成为一块彩色缤纷的大花布。与其花里胡哨令人看了如坠五里雾中，宁愿清淡拙朴使读者耳目清凉。我是在西子湖边长大的，喜欢的是素抹，而不是浓装。
　　自我出生(一九一三)一直到十八岁，我没有离开过杭州，一九三二年就去上海读大学，从此就浪迹江湖，最后则在北京定居，屈指一算到如今已有三十四载。我所处的正是中国的伟大历史时期，七十年内经历了军阀混战，大革命，国民党反动统治，日帝入侵，八年抗战，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运动，一直到拨乱反正、振兴中华。几乎没有一次历史的递邅没有我的身影，但我没能在中国人民革命的行列里做个勇士，却只会站在一旁当一个摇旗呐喊的“跑龙套”，这是应该感到惭愧的。我所以把汇集了自己一些小文章的这本书名之曰：《龙套集》，其意亦即在此。
　　历史给予我不少可以回忆的经过，也是我应该写下来的。但我太渺小了，只能站在水边，偶尔也鼓起勇气不怕鞋湿把双脚踩到水里去，有时却又怕把脚打湿，唯恐退避不及。因此我的视角不广，老是一些身边的琐屑小事，这仅仅是大海里的一滴水珠，但在这滴水珠里也可能反映出历史的一角，兴许对后来人还有些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