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创作的思考

子云老师：
　　读了您的来信，除了感到鼓励和关切之外，更感到一种深切的由衷的理解，谢谢了。
　　说来好笑，我自小软弱羞生，很守本份，向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却不知怎么，竟也会拿起笔去叩文学的大门，现在我才认识到，或许正因为我太胆怯太软弱，才不得不借助我的笔，来寻求理解吧。
　　我没有知青生活，坦率地说，除了都市生活外一无所有。但就我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三十多年来，我目睹了许多许多……尽管我怯生，没有胆识，还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大约因为“能量转换”或者是“物质不灭定律”，这些东西在我心里折腾压抑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一旦时机和条件允许，它们就通过我的笔哗哗直流，以求倾诉一快，以求理解！
　　正如您所分析，四九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始端，已永远光荣地载人中华民族的史册。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类似蓝屋式的家族，四九年，也成为我们家族史中一个难以尽言的标志。一九四九年，我的祖父辈和父母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刻不容缓的选择。您用“选择”这两个字概括这一切，是再适当不过了。是呀，人从呱呱坠地到离开人世，我们不知得历经多少次选择。我们就是不断以保存什么、抛弃什么来形成我们自己的人生年轮，显示着我们走过的路。正如古语所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四九年我们上辈们的何去何从，既决定了他们以后大半辈子的生活，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的道路。由于我父母当时的选择，我们就成为您所说的那“留在大陆的”那部分了。
　　我们，这些来自蓝屋、留在大陆的我们呀！长期以来，我们不为圈外人所理解，我们老受到猜疑、不平和偏见。我们这些蓝屋的第三代公民，虽说对蓝屋老宅的记忆，已模糊不清了，但因为是 “查三代”，也就变得不干净了。假如说在六六年以前，尚有“出身是无法选择的，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希望的微光的话，那么在动乱的十年中，我们更是受尽委屈。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没被理解；我们被不少人视为天之骄子和幸运儿，似乎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的了……长年以来，我们似乎就一直生活在一道厚厚的帷幕后面。其实，我们也在生活的激流中挣扎、顺应和奋斗，力图不断赶上每一个新的生活节奏。我们既不象人们所想象的，一定是那样温文尔雅，也不一定就个个都象《蓝屋》中的传业那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象传辉，《蚌》中的哥哥，妹妹和伊敏，《呼唤》中的“你”和《调音》中的刘露茜，都是“我们”。他们或是我的表兄堂妹，或就是我的亲哥哥和我自己……我把他们写出来，无非是希望读者能理解我们，在新时代的跑道上，我们在尽力赶上来，和其他青年一样，我们难免也会绊倒、会踌躇不前，但是，希望人们别老嫌我们的步子太慢。
　　如果说，四九年作为一个分界线，让我们的上辈们的生活彻底变了样的话，那么六六年，就成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分界线。六六年以前，我们在物质上大多养尊处优，在政治上，自然是自惭形秽。我们中不少，就象《蚌》中的哥哥那样，天真地采用牛虻式或柯察金式的革命态度来锻炼和洗刷自己，也有人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活态度，心安理得地过着优厚的物质生活，但决不敢炫耀和卖弄钱财。六六年以后，则象《呼唤》中的“你”和《调音》中的刘露茜一样，我们竟也学会了把一分钱掰开来用。原来我们向来自持的清高，竟也是用钱买来的。有一瞬间，似乎我们已与圈外人融为一体了。在那段日子里，缔结了不少蓝屋的后代和底层人民后代的姻缘，不幸的是，这样的姻缘十之八九是悲剧。我很同情他们，双方都同情，这不一定就可统称为“秦香莲的悲剧”，似乎远远没那样简单。正如屠格涅夫说的，当暴风雨来的时候，高枝的树叶和低处的树叶接触了，似乎它们已交织和融为一体了。但这只是屈从于风的力量，一旦风止了，各类树桠又都各就各位了。应当承认，虽说解放已三十五年了，但那种鸿沟，还是顽固而又不近人情地存在。特别是我，白天，在工人集居的杨树浦中学任教，晚上，又回到知识分子和蓝屋人士集居的市中心区，对这种鸿沟或谓之为差别，更是感觉清晰，对比强烈。当然，形成这类悲剧的责任不在我们，也不在他们，这是历史的责任，那种千百年来把人以权力或财富划分成等级的历史。为此，我写了《呼唤》和《调音》。当然，今天的鸿沟是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鸿沟，而且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在尽力弥合这条鸿沟。如《呼唤》中“我”的充满希望和爱的呼唤，《调音》中最后，阿秋与刘露茜夫妇相互间举杯真诚的祝愿……写到这里我回上去一看，好几处出现了“我们”和“他们”，　这太别扭了，其实，应该就是我们，历尽十年动乱和颠波后开始成熟的我们！我们间的鸿沟应该是可以填平的，但决不是用那种简单的“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可笑方法。我想，这也有如钢琴技师调校琴声一样，得用一种特殊的手法，用整个身心来调校，用理解和坦诚，用文化修养……有如《蓝屋》中的富家少爷鸿飞和清贫的孤儿院出身的女护士芬，《蚌》里的哥哥和未来的嫂子，还有我刚完成的《丁香别墅》里的后弄堂的高翔和长在前弄堂大楼里的娴菁，这里还包括《呼唤》里的“我”和“你”，他们最终越过了这道鸿沟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都走出了各自的生活圈子，站在同一条地平线上。写到这里，又要触及到物质和精神这个老问题了。
　　正如毛时安同志在一篇评论文章里所说的：“她那样顽强地相信和表现这种理念，以致让人感到有些偏执的成分了。”这大约是由于我们一向处于一种特殊的生活圈子：不平的政治待遇和优厚的物质生活，这种强烈的反差，迫使我们常常不得不在精神和物质之间权衡选择，于是，我的小说，也不由自主地总围绕着这个物质与精神的中心。事实上，物质和精神是一对和谐的统一体，而且它们之间应当成正比例。但是，我又始终固执地认为，一个太年轻的青年，一下拥有一笔不是自己挣得的钱财，在目前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尚属低下的时候，这与他是没一丁点好处的。这令他自以为是、骄横奢华，变成传业和小朱一样俗不可耐。他们并不是我虚构的，在上海，象他们那样终日游手好闲，挥霍家资的阔少，确实并不罕见。如您所说的，多年在工人集居区的教书生涯，让我能以一种冷静客观的目光来看待养我育我的生活圈子。
　　然而，生活中永远有那么多的反复。就如《蓝屋》里的鸿飞所做过的，到了今天，反而得不到小辈们的赞赏和理解。难道不是吗？今天有的小辈责怪父母当初不该拱手让出大笔家产，也有埋怨父母不该千里迢迢从海外回到大陆，……有人生动地把这喻为一种社会的退化或返祖现象。但这难道仅仅是传辉他们的责任吗？经过十年动乱，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原来终身追求的现在某些人不屑一顾了，原来可以株连九族的，现在却又被某些人引以为荣了，这是个尖锐的社会现实。我们还应该深思的是，蓝屋是一幢半世纪前的旧建筑，在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这样的建筑恐怕早已用推土机铲平了，可为什么在今天八十年代，它仍然对青年还具有如此的魅力呢？但是，还是鸿飞的这句话：“不能因为如此，青年就可以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地装满自己的积钱罐了。”因此，我还是固执地认为，物质与精神是相辅相成的，但愿它们始终和谐地统一成一体，但这样的美事是不会常有的，如果我们一旦要从中作出选择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考虑的，应当是崇高的精神境界！
　　我又不得不提到我的上辈们，我们的赤胆忠心的中国牌　知识分子！写到他们，我不由得从心里发出感慨；他们所经过的坎坷和颠波，实在是我们这一代所难以想象的：他们历经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然后又是一连串让人喘不过气的政治运动及比抗战还长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今天，他们都已进入退休之年了，可他们往往比我们这批长在红旗下的青年更能顾全大局和深明大义；如《蓝屋》里的鸿飞和芬，《喷泉里的三枚银币》中的慧珺、阿贞和雪莉。他们虽没直接投入民族解放革命之中，但他们正直、刻苦、爱国。应该说，四九年以后，我们的年轻共和国能如此迅速发展和恢复过来，这些来自蓝屋的知识分子，起了不可低估和忽视的作用。我这里没有丝毫厚老薄青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或许，唯有对我们的祖国的现代史有着深切的感性认识之后，才能比较全面客观地思考中国的今天！我们的文学中应该有他们的一个位置。在我们感谢和纪念那些在革命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的同时，也不应忘记他们，那些来自蓝屋而投身于新时代潮流之中的中国牌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有我父母叔伯的影子，我见过他们艰难地跟上时代的步子，深深藏起的自己为挣脱旧时代的束缚而磨出的累累伤痕，我敬仰他们，我爱他们，难怪我每每拿起笔，他们总会顽强地蹦了出来。怪不得有人说：“那是程乃珊笔下的人物。”我还要写他们，表现他们，我希望人民能理解他们，不要忘记他们！
　　自《蓝屋》问世后，我的心越来越不安了。我的创作手法很有点“小家子气”，很不善于写这类横跨时代的小说。《蓝屋》就象镜子，让我看出自己的许多毛病；如单一、苍白，还有人工雕琢的痕迹，特别白虹的塑造，这是失败的。岂止白虹，《喷泉里的三枚银币》中的女共产党员阿贞，也属单薄失真，看来，塑造这类人物是我的薄弱环节。作者自然应当力图表现自己熟悉的人物和生活，但不能永远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徘徊和挖掘。而且我们的生活，本身是一张彩色的构图，只善长用一种色彩的画家，他绘出的画面必然是单调的、呆板的，透视度和立体感都是低劣的。我想，学会用多种色彩来描绘生活，大约就是我今后的学习课题。
　　幸好，“蓝屋”的故事还没有完，传辉、传业、鸿飞和芬，依然还在我周围生活着，不时给我许多新的启示。连我们家的老宅，也依然健在，挺神气地矗立在街角，当然现在它再也不是私人宅第了，成为政府某个工作机关。我每走过它，总要深切地多看它几眼，就象拜谒一位陌生而有威望的老长辈。四九年，把“蓝屋”里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而今，三十五年已过去了，我们家族中，既出现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动人场面，也有就四九年一别，就此酿成“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悲剧。但是，我们的长辈们既不埋怨、也不怅然，他们已到了能客观地、全面地认识生活的年龄。这犹如一个婴儿的诞生，这种分娩时的阵痛，必定涉及母体的每一个细胞，更何况，这是一个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必然会牵涉到社会的细胞——家庭。能不能说，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一切，就是我们的家族献给这场伟大的革命的一份小小的祭品？人是复杂的，茅盾的《子夜》把这一阶层人们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表现得活龙活现，而《上海的早晨》和《东风化雨 》，又表现了他们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与人民政权从较量而转到愿意接受改造的这一段生活。除此以外，我相信，他们还有爱国性和民族性这一面。无可否认，是他们，在中国贫瘠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上，艰难地创办了我们首批民族的工商业，这一点，我们得为他们记上。我始终相信，作为一个社会组成体的各阶层，是由一种强烈的高强度的胶合剂把它们联成一体的，这种胶合剂，就是我们的民族性！写到这里，我想起，我的曾祖父母，原就是浙江农村的蚕农。我还发现，仔细追溯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百姓家，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是知识分子还是原工商业者，追叙到最终，我们的根总是离不开土地。正因为我们的根原就深深植在中华的泥土之中，所以，才会产生那种振憾人心的共鸣，那种高强度的胶合剂……子云老师，我似乎感到《蓝屋》的下一个故事已经开始了！
　　我还得写，为了那些创办我们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为了力图赶上新中国步伐的父母辈，为了我们这些受尽委屈磨难而日趋成熟的同代人，也为了孕我育我的祖国的泥土！
　　谢谢您的关心和支持，谢谢您的理解。我不会使您失望的。
　　敬礼！　　　　　　　　　　　　　　　　　　　　　　　　　　　　　　　 乃珊
　　乃珊
　　一九八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