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和书

　　打开电视机，开场曲奏出了人所熟知的《蓝色多瑙河》最初几个小节：我猛然记起，此刻我是在维也纳附近的克尔希堡——二十世纪西方一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一八八九——一九五一)年轻时曾执教于离此地不远的乡村小学。这里的音乐之神，不是贝多芬，不是舒伯特，而是《蓝色多瑙河》的作者施特劳斯。老龄人从这优美的旋律中听出了自己逝去了的青春，回首往事，多少坎坷，而希望将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年轻人闻歌起舞，如醉如痴，他们浸淫在欢乐的战斗中。然而我登山遥望多瑙河——多瑙河的河水却不象曲子称赞的那么蓝。世人都会知道施特劳斯，即使记不清这名字的准确拼法，却也知道这就是迷人小曲的作者。但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或者说，在学术圈子以外，世人很少记起维特根斯坦这个拗口的名字。到过奥地利，同奥地利学术界一接触，你才知道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是被人尊敬的智慧之神。奥地利人说，这是我们的哲人；德国人说，这是德语世界的哲学家；英国人说，这是英伦三岛的学者。也许一个伟大的学者属于一个民族，却又不完全属于一个民族吧。
　　维特根斯坦生前只出过两部书，一部书叫《逻辑哲学论》(他给这部书起了一个古怪的拉丁文书名：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它一出现就给作者在西方哲学世界戴上桂冠；奇怪的是他在其后几十年间就没有出过第二部哲学著作——他的第二部书却是《小学生字典》(Wrterbuch für Volksschulen，一九二五)。当许伯纳(Adolf Hüner)教授——他是奥地利维特根斯坦研究会会长——把他整理重印的这部小书题签送给我时，我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这是——字典！字典给过我多少辛酸，折磨过我多少个不眠之夜，而它又给过我多少欢愉呵！

　　我不懂哲学。我更不懂维特根斯坦。他的那部闻名四海的哲学书是用警句写成的——一部十分“古怪”的书。我虽不懂，可我常常背诵其中某些警句，比如“一个人不能讲的事，就该保持沉默”(Wovonman nicht sprechen kann，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7)，比如“凡能讲的东西，都能讲得清楚”(Alles was sich ausprechenlsst，lsst sich klar ausprechen—§4.11)。这位西方哲人是当代逻辑实证论的代表，可他的警句往往使人陷入深思或沉思。
　　小字典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不知道维特根斯坦热心乡村启蒙教育时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象托尔斯泰为农民儿童编课本，写读物的那种心情呢，还是有另外的动机。我只知道正是这位哲人自愿去接受师范教育，自觉地到乡村去做启蒙工作。那时正是他三十岁前后，也是他一夜成名以后。我默默地看着维特根斯坦同一群农村小学生在一起拍的那张珍贵的照片(这也是许伯纳教授送给我的)，我读出了这个年轻人脸上的稚气，混和着蕴藏的热情、自信和执着。
　　使我高兴的是作者给这部小字典写的序文，一点也不象他的哲学警句那么难懂。这是另一个维特根斯坦。这是人间的维特根斯坦。他说时下的“大字典”对小学生不适用。第一，太厚，因此，太贵，农村儿童买不起；第二，太繁，小学生不合用；第三，所收的字有些永远用不着，特别是许多外来词，而另一方面，小学生要用的东西(包括常拼错的和常用的合成字)却没有。他树了五条收词标准(⒈奥地利小学生而不是德国小学生所必须认识的；2.最常见的；3.小学生难认或误解的合成字；4.进入通用语汇中的外来词；5.普遍使用的方言词)，对于今日的词典编者也许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但要在一部启蒙字典中坚持贯彻这五点倒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维特根斯坦好几部哲学著作，都是死后由他的学生或同事整理付印的。英国来此的巴莱特教授(Cyril Barrett)送我的谈话录，就是这类著作中的一本。这部小书叫做《关于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演讲和谈话录》(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Psycho1ogyand Religions Belief)，巴莱特教授根据几个学生的笔记本编成的，记录中有很大差别的地方，加了脚注，这是研究学问的老老实实态度，是非常可取的。
　　其中论美学的谈话录吸引着我。或者更坦率的说，这个谈话录关于语言的美学特征(aesthetic aspects)使我这个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者不能不加以思索。在这里，维特根斯坦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语言交际不是万能的(正相反，有时甚至是笨拙的)，而在很多场合，非语言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有更丰富的美学内容。〔这几句话自然是我用现代语言学概念来叙述的，维特根斯坦用的绝不是这种语言。〕§10中说，“如果我是一个绘图能手，我会用寥寥几笔描述无数的表情”，例如这几个脸孔，各有各的表情：

　　他说，“象〔庄严〕和〔雍容〕等字眼都可以用脸孔来表现。”“如果我说舒柏特某一首曲子是忧郁的，这就仿佛给它一张脸孔。我可以用某种姿态或舞蹈来表达。”§7说，“如果我不说‘这真可爱’，而代之以‘啊！’或仅仅嫣然一笑，这没有什么不好。”照这个哲人的说法，“脸孔”比“形容词”更富于表现力。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有时(在特定语言环境)非语言交际的表现力强于语言交际——也就是唐诗“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
　　魁北克市
　　还在旧金山时，人们就告诉我，你到了加拿大，千万要看看魁北克——那里保持了法国上个世纪的恬静。我果然到了魁北克，住在近郊一个旅馆里——周围都是绿树，青草，空气是那样的清新，而生活又那么现代化。当毕雅露小姐(Mme D.Pialoux——这三个汉字是她在巴黎学中文时自己起的)陪我在这个讲法语的“古”城漫游时，我确实好象到了法兰西外省的小镇，虽则这个城市已经早就工业化了。晚间，毕雅露小姐陪我到郊外隆多教授(Prof.Guy Rondeau)的家里作客，她给我介绍：这是典型的加拿大别墅。屋里到处都显露着木头，非常结实的木头，木头楼梯，木头窗牖，木头家具，木地板。这一切都由于加拿大保存着很多森林。——在温哥华时，有一天早上我同西德的弗兰克教授(Prof.H.Frank)爬上一座无路的小山，已经领略过原始森林的令人神往的滋味；此刻，森林已化为木料，木造建筑和木头陈设给人一种优美的享受。
　　隆多教授是国际术语学领域魁北克学派的代表人，饱学，持重，好客，喜欢中国，渴望能到中国交流学术，希望他的著作《术语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Terminologie)中译本能早日同中国读者见面。今晚，坐在隆多教授的客厅里，他和他的在高中念书的女儿讲英语和法语，他夫人只讲法语，毕雅露小姐则除了英语法语之外，还说几句古代或现代汉语。他的女儿为我弹了一首莫扎特的钢琴曲，主人们问我爱听什么，我请她弹贝多芬的小曲《Für Elise》——这是我童年学琴时最喜欢的曲调——。姑娘说，这曲子我弹不好，我爸爸会。隆多教授欣然为我演奏了这个迷人的小曲子。此时，我仿佛置身于巴黎或者维也纳：而别墅外面是恬静的充满绿色(夜间变成深黑色)的空间，下着雨，微有凉意，但是科学和友谊却把这个木造建筑熏得暖和极了。
　　隆多教授说，术语学与信息科学是同步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多科性交叉科学——虽则在信息论的原理指导下已进行了很多实践活动，但它的理论基础却仍在探索中。他说术语学是语言信息处理的产物，是为了更有效的信息交际而进行协调(regulation)、统一(unification)和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用的。
　　在隆多教授那本被国际公认为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术语学的著作中，提到术语学两个先驱者的名字，对我来说是很亲切的。一个是奥地利的维于斯脱(Eugen　Wüster一八九二——一九七七)，另一个是苏联的德莱仁(Ernest　Drezen)。之所以亲切，因为他们都是有名的世界语者。维于斯脱现在已被公认为当代意义的术语学的始祖，他的博士论文《技术学特别是电工学中术语国际标准化问题》(Internation－ale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　一九三一)使这个年轻学者一举成名，被公认为这个领域的先驱。他的《世界语德语百科词典》(Enciklopedia　Vortaro　Esperanto－Germana，一九二三——一九二九)是世界语学(Esperantologio)的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虽则只出版了四个分册A—K)，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法西斯纳粹党的上台而被迫停止进行。据说在维于斯脱的遗物中找到了其余的全部稿本(说见R.Haupenthal所编维于斯脱文集的序文，一九七七，页10)。据隆多教授的见解，维于斯脱的功绩在于建立了术语学的方法论，为科学术语国际化的实践服务。
　　至于德莱仁则是当时苏联科学院科学技术术语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苏联世界语者联盟(SEU)的总书记。不幸他在一九三七年的肃反扩大化中消失了。他的术语学著作《关于科学技术术语国际化问题——历史、现状及展望》(Pri　problemoj　de　internaciigo　de　scence－teknikaterminaro：Historio，nuna　stato　kaj　perspektivoj，一九三四)至今还是这门科学的“古典”著作。他的功绩在于提出了关于概念单位(Conce－ptual　units)的构造，为其后各国建立的术语库打下了理论基础。
　　有趣的是，我在维于斯脱的回忆录式的论文《标准化原则和语汇原则》(一九七七)中找到了他同德莱仁认识时的记述。他写道，在柏林时，“有一个年轻的、能干的戴着工人鸭舌帽的俄罗斯人来访，他当过波罗的海地区的前沙皇军官，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就是德莱仁，后来他在国际术语标准化的发展上做了很多工作。”(文集，页247)他又在§6.1苏联的倡议一节中写道：
　　“为说明此事，我得回到我那位戴鸭舌帽来访的客人德莱仁。
　　“我的书在一九三一年出版后不久，德莱仁来访，说是在夏铁良教授支持下，此书已得苏联科学院推荐，随后由五人合译，于一九三五年出版俄文本。
　　“不久之后，苏联标准化委员会根据我这部著作向国际标准化学会(ISA)，即现在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前身，倡议成立术语学总委员会。
　　“经过书面投票，成立了这一委员会，并命名为ISA第三十七委员会。”(文集，第252页)现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也有三十七委员会，看来就是从这继承下来的。

　　在渥太华和蒙特利尔看了世界上收术语最多的两个术语数据库(terminology　detabank)——前者有一百二十万个术语，后者据说不止此数，每一个术语都有英、法语的语源，定义，语境，参考书目等“数据”，如果我国安装一个终端机，则可以通过国际卫星使用这个数据库。我在渥太华被称为BTC的数据库那里查了feedback(反馈)这个术语，所得甚丰；但我不无恶作剧地问了问Esperanto(世界语)一词，电子计算机答我以“不知道”——没有输入，因此无法输出。这也算是此行的一桩趣事。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