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作人的是非功罪应该研究

　　“左翼”“右翼”原是政治概念，用到文艺领域里是不是很妥当，恐怕还可以讨论，但是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分为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当然，左翼文学阵营的存在，除了林彪、“四人帮”之外，并没有人否认过。但是，右翼文学呢？中国三十年代究竟有没有右翼文学家？他们是不是也形成了一个阵营呢？近几年来，有时似乎有些模糊起来了。这大概是因为，解放以来，对三十年代的右翼文学家否定太过，至十年浩劫中而左右同尽，近些年的拨乱反正当中，重新作出公平的评价，本来是应该的，有点矫枉过正，也是难免的。但“过正”不已，便近于大翻案。左与右本是相对而言，否认了右翼文学的存在，也就弄不清左翼文学是怎么一回事了。今天的青年读者中间，已经有些人以为当年左翼作家联盟仅仅是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似乎左翼作家联盟对立面的右翼，就是指国民党反动派而言。这是一种误解。左翼作家联盟当然首先是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那主要是在政治战线上。至于文化艺术战线上，国民党反动派本来只有“武化”，没有文化，他们根本没有文学艺术可言，只有几名文化刽子手和几条文化警犬，远远不配做文艺思想斗争的对手。当时左翼文学家阵营在文学艺术本身的领域里，真正的对手另有所在，那就是右翼文学家的阵营。
　　所谓右翼文学家，首先，他们是文学家，在文学上有相当的成就，有的还在先前的文学革命阶段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其次，他们是右翼，他们在文艺上，坚决拒绝并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决拒绝并且反对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服务。第三，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还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他们大多数当时并没有在政治实践中直接反共，有的还同共产党人、革命作家保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甚至通过这种关系给革命事业以某些援助。(当然，这只是指三十年代而言，至于后来他们的极为复杂的政治分化，这里暂不讨论。)在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是有这样的右翼文学家，形成了一个与左翼对垒的阵营，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最有这个资格。首先，远在清末，在日本，他就作为鲁迅的亲爱的弟弟和仅有的战友，兄弟两个青年人共同发起新文学运动，筹办《新生》杂志，事虽未成，却是十年后的文学革命运动的遥遥先驱。“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他第一个系统地介绍了欧洲文学史和文艺思想，成为当时公认的文艺启蒙大师和理论权威。同时，他写了大量艺术性散文，挣扎战斗而有幽默雍容之致，向旧文学示威，第一次显示了文学革命在散文方面的实绩，而鲁迅是以小说第一次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后来鲁迅主要写杂文，周作人主要写小品文，两人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日益左右分驰，但是艺术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论者曾谓中国文章的“阳刚”与“阴柔”两种美的极致，恰好以他们两兄弟为代表。周作人的学识的渊博，古今中外，纵贯旁通，更是极为罕见的。总之，周作人是在历史、声望、成就上曾经与鲁迅相颉颃的第一流大作家。
　　其次，周作人从清末直到“五四”时期，一直是反帝反封建的战士。“五四”运动的退潮期当中，他的思想也随之退潮，但大体上仍然守住了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封建复古，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立场。这时他在家庭关系中，主要由于思想分歧，已经同鲁迅闹到决裂，但是在文学战线上，仍然和鲁迅同在一个堡垒里战斗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他完全悲观消极了，但是他在政治实践上，仍然做到了清高，这种情况直到抗战之初他一跤跌进投降日寇背叛国家的罪恶泥潭为止。
　　第三，周作人在左翼文学兴起的初期，就敏锐地警惕地注视着这个新的事态的发展。他那种十分封闭极端矜持的个人主义，使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束缚个性的封建主义等量齐观，使他觉得新的束缚更甚于旧的束缚。直到左翼作家联盟的建立标帜着左翼文学的正式登场，鲁迅在思想上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飞跃，在组织上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左翼文学来势迅猛，右翼作家们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抵挡。　在这个关头，周作人树起了几面大旗，如“言志”，“反载道”，“闲适”，“晚明小品”等等，摆成了与左翼文学对垒的阵势，并且一连串地对鲁迅发出了不点名的恶毒的攻击。当时反对左翼文学的作家当中，谁也没有他这一套本领。所以右翼作家领袖，自然非他莫属。
　　第四，周作人直到投敌之前，实际政治上并无反共的劣迹。最近，贾芝同志详细介绍了李大钊同志牺牲之时，张作霖的恐怖血腥统治之下，周作人冒着相当风险隐蔽烈士遗孤李葆华同志，以及后来还为解救烈士遗属的生活困难奔走设法等等情况。一九三六年周建人致周作人函中，也转达了鲁迅对周作人此举的赞许。周作人和李大钊，虽是北京大学的老同事，《新青年》的老同人，但似乎并无深交，而李大钊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身分则是尽人皆知的。这个事例很可以说明周作人当时的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周作人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当时不仅为右翼作家所倾心归往，在广大中间层也拥有广泛的影响。初期左翼作家的一些左倾幼稚病的错误，客观上更帮助周作人扩大了影响。但另外一些左翼作家，一方面坚持了对周作人的原则性的批判，另一方面能够公正地对待周作人的历史功绩和艺术成就。首先鲁迅就是这样做的，他对周作人的错误毫不放过，为了革命的利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是他胸襟宽大，不计较周作人那些恶毒攻击，在周作人受到“左”的苛责围攻时，鲁迅就仗义直言地指出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可惜解放以来，对于三十年代以周作人为首的右翼文学阵营，对于周作人一生的是非功罪，研究得太少了。结果是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一半，致使我们对于整个新文学史，对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对于鲁迅，都理解得很片面，很模糊。举一个例：好多年来，我们常常说起左翼作家联盟的三大战役，即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三次批判，常常说起鲁迅的与此有关的几篇名文。这三次批判的确都很重要，在文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文学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文学上的自由和为革命服务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上，推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人提出批判的对象敌友性质不同，不应该这么三者并列，这当然还可以讨论。)可是还有一次批判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对于“言志”派，或称《论语》《人间世》派，其实就是周作人派的批判。这次批判涉及的问题，有“言志”与“载道”，“闲适格调”，“寄沉痛于悠闲”，“一个隐士里面有一个叛徒”，“文人相轻”，“京派”与“海派”，小品文，晚明小品，袁中郎，金圣叹，陶渊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庄子》与《文选》，等等，范围十分广泛。主将还是鲁迅。鲁迅晚年几本文集里面有好多篇这方面的战斗文章，似乎一向还没有把它们集中起来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过。其实，这次批判较之那三次，影响更大，意义更深。因为，周作人当时的影响，远远超过梁实秋、苏汶、胡秋原，至于“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只是沉滓的泛起，更不足道。这次批判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作家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和文学，以什么样的美学标准塑造人类灵魂，较之那三次的中心问题，更深入文学艺术的特殊性的领域。为什么忽略了这次批判呢？很可能是由于鲁迅的那些战斗文章，都没有直接点出周作人的名字，当时的读者自然懂得这些都是对着周作人派的。而后来，不研究周作人，不看他的书，不知道他当时提倡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影响，于是也就不知道鲁迅谈到的那些问题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这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问题，而且是现实的问题。三十年代的右翼作家当中，周作人后来是堕落到投敌叛国了，此外只有极少数成为政治上的反动派，而大多数后来都有很大进步，参加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甚至有的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党的领导之下，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共同奋斗。但是，历史仍然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有人三十年代属于右翼文学阵营，当时受了左翼作家的批判，今天只应该论批判本身的是非，不应该说当时左翼作家批判了他就是犯了错误。至于三十年代对他的批判究竟对不对，常常就要同周作人当时的主张和影响联系起来看。否则，孤立起来，就事论事，有时就会觉得当时左翼作家的批判未免太过，不理解批判的意义。例如，《庄子》与《文选》的问题，鲁迅接连写了那么多的文章，解放以后就有人不理解，以为鲁迅是在反对学习古典文学遗产了。这还只是极小的例子。
　　三十年代右翼作家的文学创作，有的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解放以来一概抹杀是不对的，今天都应该让群众看到。那些作品里面，并没有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仍然有着当时的右翼文学的特色，通常都表现在作家对生活对文学的态度上，表现在作品中的审美标准上。马克思主义的百花齐放政策，应该保护这些作品流传的权利；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科学，仍然应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那种对待生活和文学的态度、那种审美标准的消极性质。这就要把那些作品同当时周作人所倡导的文学思潮联系起来看，同鲁迅等左翼作家对那种思潮的批判联系起来看。它们的消极性质，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有的可能不象三十年代那样有害，有的也可能更加有害，辨别要慎重。但是如果不加辨别，听其自流地发挥作用，听任一些不了解历史的青年，对他们过去从未接触的东西过分惊奇，过分崇拜，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失职。
　　至于对周作人一生的是非功罪的研究，是为了如实地认识中国新文学史的全貌所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单就一个历史人物的意义而言，研究周作人怎样从光荣的起点，一步一步走向错误，终于堕入罪恶的深渊？研究他和鲁迅，怎样从共同的道路走向分歧，终于背道而驰？共同之中已经孕含着什么差异？光荣之中已经隐伏着什么暗影？从脱离人民到背叛国家，从文学上的左右之分到政治上的忠奸之辨，是偶然还是必然？其间有什么规律？这些都是历史出给我们的极有益的试题，我们应该力求给以圆满的解答。(新中国对周作人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使他在晚年发挥所长，做了不少有益的文学翻译工作，提供了不少研究鲁迅的资料，这当然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近些年来，报刊上陆续有了研究周作人的文章，突破了这个禁区，是值得欢迎的事。我很想遍读这些文章，可惜时间不够。其中我读过李景彬同志的一两篇，很佩服，又有机会当面畅谈，很受教益。现在李景彬同志的《周作人评析》将要出版，寄了目录和后记来。从目录可见此书论述体系完整严密，从后记可见研究过程的艰苦专精。正文原稿在排印中，我没有看到，容得我鼓起胆量说一番空话，主要只是说说我欢迎这部书出版的理由。对于周作人究竟如何评析，还是请看这部书的正文。
　　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于北京天问楼
　　(李景彬的《周作人评析》即将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