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放出眼光来拿

　　我小时候看小说，最初接触的倒不是《水浒》或《七侠五义》，而是《现代小说译丛》和《侠隐记》。我有个舅舅是“创造社”同仁，这些书都是他作为启蒙读物介绍给我看的。当时，我舅舅这一代人，想必认为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对于乳臭未干的孩子，也还是有益无害的吧。《侠隐记》的新译本是《三个火枪手》，1978年10月才出版的，据说是六十年代初就译好排好了，因为“形势”关系，一直没有敢印。《现代小说译丛》里介绍的作家如安特莱夫、梭罗古勃和阿尔志跋绥夫，五四以来都曾热闹过一时的，解放以后，似乎还没有以任何发行方式出版过他们的作品。1936年商务出版了卞之琳翻译的《西窗集》，收的是玛拉美、梵乐希、里尔克、阿佐林等的作品，无论诗和小说，都富有诗意，译文也极为美丽。译者说是向西方开了一个窗子，要请朋友们一起来凭窗远眺。但1949年以来这样的译品就见不到了，这样的窗子似乎暂时都关起来了，直到最近才在《世界文学》上见到了卞之琳新译的保尔·瓦雷里晚期诗四首。
　　是不是可以说，解放以来外国文学介绍工作，尽管成绩很大，却一直是小心翼翼的，反而缺乏五四时期“初生之犊”的那股闯劲了呢？
　　回忆起来，五十年代初期，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是兴旺、热闹过一个时候的，甚至还有点儿滥，有点儿抢译的现象。介绍得最多的自然是苏联文学和俄罗斯古典文学，有的出版社甚至还规定苏联和俄国文学的数量应占全部外国文学的百分之六十。那个时候，苏联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便是西欧和其它国家的文学，介绍与否，也是一看苏联有没有译本，二看苏联怎么说。长远规划和选题计划也都是参照苏联的。掌握的准绳，除了马、恩、列、斯提到过的作家与作品外，那就不敢越日丹诺夫所设定的“雷池”一步了；宽一点的，无非是参考一下苏联评论家时常引证的别、车、杜的论点和论据，结果也难免以俄国的美学趣味来衡量欧美的作品。这样，不仅某些西窗是长时期装上了窗帘，而且西方的古典作家也是有幸有不幸的了：巴尔扎克是受到推崇的，小仲马的《茶花女》虽经周总理肯定，也还是至今没有出版，拜伦、雪莱被作为积极浪漫主义者陆续介绍了，济慈却受到冷淡，华滋华斯则无人问津，据说他是消极浪漫主义者，斯各特、迭更斯是作为英国的大小说家出版其长篇巨著的，而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却被批判得一钱不值，因为苏联人写的英国文学史里对她只字不提……
　　不过，那还算是好的，还算是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小康时期：滥和抢的现象后来也克服了，人们在一定的框框之内，还是相当有计划地翻译着上下古今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有些质量较高的大部头《丛书》开始陆续出版了，大作家的多卷本《选集》也有了一些，亚、非、拉的作品，不论古今，也逐渐提到出版日程上来了。与此同时，翻译队伍一直在逐渐壮大、成熟，而研究队伍也开始形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五十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介绍外国文学的局面就突然改变了。就上海而论，“作家协会”的大厅里竟好象“做道场”似的，开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大会和小组会，狠狠批判十八、十九世纪外国文学，越过日丹诺夫的“雷池”，“左”些，再“左”些，把外国古典文学及其译者骂得狗血淋头，司汤达的《红与黑》也在总结大会上给枪毙示众了。司汤达的命运尚且如此，自郐以下更毋论矣！应该补一笔的是：后来文科教材会议确实起了一点拨乱反正的作用；但为时不久，极左的风又刮起来了，虎视眈眈，大叫大嚷，即使是对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未能忘情的同志，也只好苦笑着说道：“古典总是要出的吧，一个时候多出，一个时候少出或不出，那就只好看形势了。”其实，那时候由于反修，苏联活着的作家已经多年不介绍了，如果欧美的古典一本也不出，那就只剩寥寥几种亚非拉作品和内部发行“反面教材”了。这几年做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出版工作的，都有一种摇摇晃晃，惴惴然“走钢丝”的感觉；到了那个时候，似乎钢丝都快走到尽头了。
　　接着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岁月，天昏地黑，魑魅横行，不仅外国文学艺术一股脑儿被推出午门斩首，而且从事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研究、编辑、出版等工作的同志，都受到了冲击和迫害。钢丝不必走、也不许走了；当初走钢丝的人们，死的死，监禁的监禁，隔离的隔离，至少也得在干校劳动三年五载，接受批斗。且不说傅雷夫妇，上海有个著名大学的外国文学系里，就有三对夫妇和一位女教授含冤死去。且不说别、车、杜被当作垃圾扫出去，《浮士德》的全部译稿上下两大部都作为毒草给抄去销毁了，推敲几十年的《汉姆莱特》新译稿也给扔到抄家物资的仓库角落里了。且不说那个《纪要》见人就斫，光是上海“写作班”炮制的那篇咒语(《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就足以置一切外国文艺以及一切与外国文艺有关的工作者们于死地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把一切外国文艺书籍都封存了，而不少文学翻译工作者含着眼泪把大大小小的外文工具书都论斤卖给废品回收站了……
　　“四人帮”之流及其文痞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蒙昧主义，恨不得把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固然暴露了他们那种封建法西斯的真面目；但他们的阴谋之所以得逞于一时，他们所以能乘机捣乱，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原因还颇为错综复杂。痛定思痛，我们自己也有教训，过去也有作茧自缚的地方。即便是后来受“四人帮”及其文痞的迫害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志，恐怕有点象那些与公害作斗争的树木一样，也多少受了点儿污染，有点儿“内伤”，因而在事过境迁、雨过天晴之时，还多少有点儿“心有余悸”，一时还达不到万紫千红的境界。
　　在沦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生活过来的人们，“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鲁迅先生老早就指出的：这正是因为那是帝国主义“送来”，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来”的缘故。解放以后，向马、恩、列、斯学习，那是十分必要的，成绩和效果也是显著的，巨大的。至于向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文艺界学习，那也是需要的；可惜我们有点儿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甚至还有点儿贾桂思想，这就在介绍外国文学艺术应如何掌握这个问题上难免披上了一层苏联来的茧子。以后是我们国内自己搞起来的那些愈来愈“左”的批判，这就又添上了一层层国产的新茧子。最后是“四人帮”及其文痞念念有词，在茧子外面套上了紧箍圈。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解放思想，首先就是要砸烂紧箍圈，咬破一层又一层的茧子。只有这样，蛹才能变成蛾，外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出版工作才能贯彻“拿来主义”，展翅飞翔。
　　自然，“拿来主义”也不是照单全收，拨乱反正也不是把“四人帮”那一套翻个个儿，来一个全盘西化，“拉在篮里就是菜”。还是应该全面领会当年鲁迅先生的大声疾呼：“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介绍外国文学给中国人，不能指望哪个国家或哪个马列主义者给我们开一个书单，让我们照单全收。只能由我们根据本国的需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开动机器，放出眼光来选择。正如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的：“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换句话说，首先要有胆有识，外国文学的研究、翻译、出版工作才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气象新局面！
　　然而，胆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胆识是要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所以还是要振奋精神，首先把步子迈出去。诚然，除了受“四人帮”长期迫害之外，搞外国文学工作的同志，十多年来确实也在实践中给吓得胆子越来越小；可是，这挫折和苦恼，在清醒地总结了教训以后，就反过来成为今后向前迈进的动力了。
　　粉碎“四人帮”以来，中断了十年的外国文学研究、翻译、出版工作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路子也比过去宽阔了，这正是由于吸取了教训，头脑比较清醒、视野比较开阔的缘故；可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也不少，而且往往都是需要胆识来解决的。试举数例：
　　关于系统地加速出版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已经重新作了规划和具体部署，颇有一番中兴的气象。可也不是外国古典作家及其作品的介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妥当了。例如：马、恩曾经提到过的作家和作品，固然作过这样那样的考虑，可是那些没有提到过的呢？(即便是提到的，也往往只是三言两语。)根据马恩列斯所教导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上的外国文学现象，特别是欧美文学现象，从而突破某些不合情理的框框，对历史上的某些文学运动，某些作家和作品，重新评价，分别轻重缓急，纳入介绍研究和翻译出版规划，这样的工作，似乎还没有认真地系统地抓起来。
　　对现代文学的议论、介绍、翻译和研究，这两年是在逐渐热闹起来了。某些西窗上的窗帘终于拉开来了。象征派的诗歌，意识流的小说，荒诞派的喜剧和小说，都有所触及。有的内部刊物是专门翻译这种流派的；而《世界文学》在公开发表作品的同时，总是登一篇分析性的评论文章。有人认为这是外国现代文学的正宗，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艺术上有创新，内容上也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搞当代文学主要就是搞这些现代主义文学。有人认为这种文学作品的产生倒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然而作品内容却主要写主观世界，写“主观生活之流”，客观世界的矛盾只是通过主观的折光偶然闪现，艺术上的创新有时也达到了反常的地步。所以，对这种作品一般应该有所了解，开开眼界，也不妨有专人去研究，至于认识作用和艺术上的借鉴，那就很难说了。还有人干脆一笔抹煞，说是：“内容怪，写法怪——根本莫明其妙！”那么，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究竟应该开窗还是关窗，应该开窗还是开门？在整个外国文学的介绍方面，现代主义文学又应该占多大的比重，化多大的精力，用怎样的方式？又如，外国有许多被列入畅销书的小说，对此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昙花一现的文学商品，根本没有介绍的价值；有的说，这种意见也讲得太绝对化了，美国几个得诺贝尔奖金的作家，他们的书当初也曾被列为畅销书的。有的还补充道，这些畅销书中间，有些小说倒还保持了一点现实主义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现状，比起那些“流派”的作品来，认识作用还要大一些，例如通过赫利的小说，就可以对美国当代的汽车工业、航空事业、旅游事业等等，增加不少感性认识，而且在反映现代化企业方面，对我们描写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至少在艺术技巧上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吧？此外就是推理小说、侦探小说、反特小说、犯罪小说这一类作品，听说在外国已经作为一门功课在大学里教授了，近年来我们国内的刊物上登这一类作品的亦复不少，据说票房价值很高，读者是不少的。那么，从介绍外国文学的角度看来，对这类作品是嗤之以鼻呢，还是取精用閎，选择其最有代表性、并且有较大认识作用的作品介绍过来，既供文艺界分析参考，在安排情节、设置悬念等方面有所借鉴，又为丰富群众文娱生活添一点有益无害的读物呢？……
　　外国文学选题的采择问题，就举这些例子；再就人的问题说几句：先从读者说起，特别是青年读者。现在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基本上没有接触过什么外国文学，不论古典也好，现代、当代也好，一般都一无所知，无从作什么选择。“四人帮”大搞门关户闭，大搞文化蒙昧主义的一个后果，就是这一代年青人对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十分好奇，都想拿来看看，听说那一本小说好，就千方百计去买去借。外国文学工作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作万事不放心的老奶奶、老保姆，可又怎样在自己的岗位上，有胆有识地为培养这一代人健康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和美学趣味，作出切实的贡献呢？有识才有胆，识是胆的基础；占有材料，进行研究，又是识的基础。且不说十多年我们与世隔绝，现在也还有点儿在桃花源里搞外国文学的味道。我们这个队伍也是个伤了元气的队伍：既作研究又搞翻译的老专家，能从“四人帮”的迫害中熬过来的，为数不是很多，而且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高龄了；有几个单位也培养了一部分中、青年的研究人员，有的确是后起之秀，但总的说来，这个研究队伍还是不大的。比较起来，主要是搞翻译工作的队伍，倒是大得多了，其中不少同志在采择选题上还有点儿惴惴然。这十几年来大专院校基本上不设外国文学专业，主要是从事外语教学，那儿的中青年老师和他们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对文学翻译工作颇有积极性，跃跃欲试，可是多少有点无从着手之感。对这样一支队伍，除了组织一些学会和协会，开展一些学术活动外，还应该怎样领导、调动、使用、帮助，作好战略和战术上的部署，从而使各方面的力量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真正做到自己放出眼光来拿，把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翻译、出版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时期呢？
　　拉杂写来，谬论很多，问题也提了不少。其实不论是发议论或提问题，自己都是不甚了了的，只是因为多年来一直在外国文学出版工作方面打杂，遇到的困难和苦恼较多，往往解决不了，解决不好，所以借此机会说一说，希望能引起重视和讨论，使个人从中得到教益和匡正，今后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出现新的局面。拳拳之意，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