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生产力——经济学之皇冠

　　把经济学喻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并非溢美，把生产力经济学视为经济学之皇冠，亦非过誉，因为，前者折射出经济是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主题，而后者则表达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这一规律的基本规定。
　　列宁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页)列宁的这一论述，也正是熊映梧先生在其《生产力经济概论》、《理论经济学若干问题》两部近著中，不惜浓墨重彩、反复致意的主题。他意在通过理论上的论证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教训的总结，使人们真正参透生产力经济学之精义。这一主题本是理之所存，势之所趋，然而曾几何时，人们还唯恐避“唯生产力论”不远，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探索更视为畏途，因此，当笔者写下本文的题目时，也仍非贾其余勇不可。
　　找回被弃的孩子
　　经济学在经历了短短三百年的历程后，现在已蔚成一棵枝桠繁多的参天大树。就分析问题的视角而言，有宏观和微观两种；从理论研究覆盖的空间广度上看，包括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和地区经济三类；从产业结构方面看，又可区分为农业、工业、商业等与日俱增的门类；从理论专题角度来看，诸如什么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垄断经济学、自由经济学、计划经济学、国土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等，更是不胜枚举。
　　学科内部分类的细致程度反映了本学科发展的成熟水平和内容的丰满或干瘪。任何一门科学，在其发端的初始阶段都呈现为一个混沌杂糅的综合体。经济学也未能免俗，在第一个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分、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宏观与微观无别的一个经济学的浑然整体。就是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李嘉图亦未能脱此案臼。但这只是始发状态，继之而来的必然是浑沌初开，然后是不断地分解和分解基础上的综合，循环往复，渐臻佳境。这是经济客体本身的发展和人们对其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在古典学派的基础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建立起了日益增多的部门经济学。步入现代资本主义后，凯恩斯成功地突破了以往的微观分析视野，把宏观理论导入经济分析领域。随后，在理论经济学中又繁衍了众多的同门异派的支脉，诸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等。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及其划分标准的是非曲直，仅就其分门别类、有重点地致力于经济理论研究来说，是无可厚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特点是，在生产关系的研究上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竭尽辩护、掩饰之能事，就是回避这一问题，以对生产力问题的研究取代对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从而期望对增加“国民财富”能有所补益。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这一特点本无足为奇，奇怪的倒是我们的经济学工作者就此把对生产力问题的探究，看成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利，进而不问青红皂白地把两者绑在一起打。
　　无产阶级的经济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大师开其先河、创建其体系的。人们常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尊为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这也正从一个方面衬托出，无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在其初创期，也是纳百类为一体的。由于时代交付的使命有所侧重，马克思对有的问题一笔带过，有的语焉不详，又有的三复斯言，还有的不厌其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就是前者略、后者详。这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使然。时代要求他把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实质、论证“剥夺者就要被剥夺”的客观必然性、鼓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革资本主义的命作为自己的主调；至于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组织和发展生产力，以及探究生产力内部自身矛盾的运动规律，就不属于时代赋予他的中心课题了。但我们不能仅就笔墨多少来下断语，说马克思经济学的范围，仅限于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应该看到，即使存在要完成历史赋予的主要任务这一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也并没有将生产力完全置之度外，没有注销生产力在经济学中的“户籍”，而是把资本主义的悖理性建筑在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和破坏之上。在《资本论》初版序中，马克思明确地昭告读者：“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难道生产方式中没有生产力这一方吗？难道经济运动的规律仅仅是生产关系规律独自一家吗？事情的本来面目是，马克思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层次和社会经济运动的起点来看，并且强调生产力的运动制约着整个社会经济运动，特别是对于生产关系更是如此。
　　当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和中国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在如何继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遗产问题上，人们往往把注意力倾注在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上，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代替了整个经济学的研究，把生产关系规律的探索等同于全部经济规律的探索。这就在两个方面背离了马克思的精神：把经济学的其它分支一笔否定，或充其量也不过是加上“联系”二字，把马克思由于时代限制而带来的侧重推向极端，以一概全。鉴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涉足于生产力理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对着干”的办法，结果造成的荒唐现象是：理论经济学仅有政治经济学这一孤家寡人，就连部门经济学也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依样画葫芦。酿成的恶果是：苦了繁复的经济客体，也葬送了理论的蓬勃的生命力。理论工作者受束于对生产力理论知之甚少，因而对客体中的生产力问题唯有不闻不问了事。在我国，就出现了对生产力“三不管”的现象：哲学不问，经济学不闻，自然科学不睬。这个无家可归、无奶可哺的孩子被连同洗他的水一起倒在了经济科学的大门之外，无人过问。
　　找回被弃的孩子！这是熊映梧先生有感于上述令人痛心的后果，向经济学界的同仁发出的痛切呼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已经确立，社会交付我们的使命已由解放生产力转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大力研究生产力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患“不均”与患“寡”
　　在患“寡”与患“不均”之间，孔老夫子和孙中山先生曾经各执一端。孔子认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孙中山则说：“中国人大家都是贫，亦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
　　把两位先贤的这段跨时代的笔墨官司牵连在一起，并非无谓之举，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收获。首先，孔子是一位小生产自然经济思想的发言人，而孙中山则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鼓吹者。受任于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和各自的不同立场，孔子深感自然经济下生产发展缓慢，财富只是一块固定量的“小饼”，因而要缓和贫穷问题，唯有借重于“均”字；孙中山则看到工业革命后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财富是一个急剧膨胀的量，因而要凭借资本主义焕发出比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还要高出许多的生产率来制出“大蛋糕”，从而使富者固然所得增多，贫者亦能有所改善，这样就以相对冲淡了绝对。其次，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虽超越了孔子许多，但仅就他们关于“寡”与“不均”的这两段言论而言，均失之于缺乏辩证的观点。
　　人类历史首先是一个矻矻不息地致力于征服和改造自然、创造物质文化财富、摆脱贫穷落后的历史。从茹毛饮血、裸体穴居到丰衣足食、文明康乐就是弃贫求富的历程。但这一过程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与“不均”难以分离，或者说，求富是在“不均”的形式下进行的。这个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一方面冲破了不平均就不能生存的界限，另一方面又未达到使人人都可在按需分配的旗帜下偿其大欲，所以“不均”就属必然了。可见“寡”与“不均”的关系是辩证的：解决“寡”的问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主旋律，而解决“不均”则属于经济关系变革时的急奏曲；社会财富的由“寡”到多是人类追求的根本目标，由“不均”到均则是保证实现根本目标的形式和条件；使财富由“寡”到多属于生产力所要研究的课题，而财富分配的均等与否则主要应由生产关系去治理。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带有严重封建残余的社会，虽然从“五四”运动起就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远非孙中山先生所能比拟。“求均”的思想在中国过去是主调，在今天依然很有市场。历史的巧合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所面临的正好是一个以“不均”为突出矛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实现由贫到富的飞跃，非先铲除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这最大的“不均”带来的羁绊不可。中国革命完成了这一壮举，功绩彪炳史册。但我们对于“寡”与“不均”的辩证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却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而也就未能摆正两者的位置。在革命告捷之后，我们没有充分有效地利用新的“形式”去发展“内容”，使中国迅速步入富裕之途，反而一味地企图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强行消灭社会差别，事事从“均”字出发，事实证明，这是根本不可能消除贫穷之大患的。
　　导致上述错误的原因之一，还在于我们未能对存在歧义的“不均”这一概念，区分它的两种不同含义：一种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使得人们在自己的所劳与所获之间不均；另一种就是由于人们的能力和付出的劳动有差异而表现在收入水平上有不均存在。对于前者，我国今天已经不复存在，至于后者，则不可一笔抹煞，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还必须借助于它来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模糊，使人们把剥削和差别都在“不均”这个笼统的概念下混为一谈。如果是对于孔子和孙中山先生这些前人，这当然是不应苛求的，但对我们来说，这种混同却导致我们一度醉心于不顾生产力现实发展水平的“穷过渡”，以至“形式”反成了桎梏，生产力不仅没有发展，反遭到了极大破坏。历史表明，当人民革命的风暴解决了剥削制度意义上的“不均”之后，一定要以满腔热忱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实现由贫到富的飞跃。
　　孔孙两人的论战，在今天东西方的对比中达到了时间上的同一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物质生活已步入所谓“丰裕社会”，以其在百分之几百的剩余价值率之下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还要大大高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趾高气扬。应当有勇气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只靠理论思辨的证明，归根结蒂，还要靠在实际上创造出大大高于资本主义的高生产率，靠创造出超越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生产力水平，因此，生产力的研究在今天，必须置于经济学的首要地位。
　　长期以来，那种视富为万恶之源、贫为高尚之本的封建小生产的狭隘、愚昧观念，导致了对生产力理论的鄙视，生产力理论长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以至于无人敢于问津。今天，中国历史的车轮已经跨入了商品经济阶段，生产力经济学不坐经济学家族的第一把交椅，还能有谁呢！经济学之皇冠不戴在生产力经济学头上，又有谁能当之无愧呢！熊映梧先生把生产力经济学看作是生产关系变革后的创业经济学，目为解决贫穷的根本之学，不能不说是语中鹄的。难怪他在完成这两本著作之后，又要着手去建立“创造新世界的经济学”。他的这两本书，正是这一体系中的几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加减法到函数论
　　在熊映梧先生的书中，有这样一对公式：SP≠a+b+c+d+…n；SP=f(a，b，c，d，……n)。公式中SP代表生产力系统，a、b、c、d……n代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用语言表述就是：生产力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等于其众多要素的简单加和，而是有机组合。就是这样一对看来不甚起眼的简单易懂的公式，一举打破了长期以来围绕生产力的要素多少而争论不已的局面，另辟出新的蹊径。自此，生产力要素的加减法被升华到函数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系统论在经济分析中的最佳引入，是生产理论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创新。
　　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下，自然科学因子还没有渗入生产过程，生产与其说是人为的，莫如说是自然的，财富的获取与其说是劳动所致，莫如说是造物主的恩赐。这时，生产力要素是简单的：有形的土地、劳动者和工具。它们结合的方式也是简单的。但当自然科学渗透到生产过程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生产要素上来看，作用于生产过程的要素增加了科学、教育、管理等无形的因素；从质量上讲，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手段都具有了与前不同的素质。但仅仅把这些生产力要素进行加和，要对这些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异作用作出科学的说明，是力不胜任的。不能对各个不同的生产力要素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作出科学的解释，就不能使它们按比例、按空间、按时间、按数量的各司其职，各效其力，从而势必影响生产力系统的总体功能效力。
　　生产力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系统。它的实体性因素是：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它们表现为简单的、普遍的和有形的，也是其他生产力要素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承担者。它的渗透性要素为：科学、技术、信息和教育。这些要素的特点是：没有实物形态，只能附着或渗透在实体性因素之上，通过提高他们的质量或改善其组合关系来发挥效用。这些因素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较高阶段才异军突起的。管理则是生产力系统的运转性因素，这包括生产力的结构设计、规模选择、布局决策和时序安排等方面。只有在运转性因素的作用下，生产力系统中的其它诸因素才能进入有条不紊的实际运行过程。这一因素是在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家庭自然经济时期孕育胚胎，在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破土萌芽，在以机器大工业的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繁花盛开，在以知识、信息为特征的未来经济中大显身手的生产力契机要素。
　　在生产力系统中，数量上的结合，表现为各个因素、各种功能的序列衔接的时序状况；在空间上的结合，表现为各个因素、各种功能的地区分布的布局状况。规模、结构、时序、布局是生产力存在与发展的一般形式。
　　生产力系统并不是孤立地、封闭地发生效用，它有相对于自己的大系统和小系统。在生产力系统之上，有经济结构这个大系统，它包括有三个子系统：生产力系统、生产方式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它们之间互相联系、制约和渗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关系的必然经济关系。”(《<资本论>书信集》第20页)在生产力系统之下，又有一些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又有各自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以科学技术为例，就是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三个因素组成的生产力子系统。对生产力的考察，务必要将其本身和上上下下的系统都置于视野之内，唯有如此，才能对生产力系统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生产力因素的“函数论”比起“加减法”，是一个分析上的飞跃。这一飞跃从以下五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生产力系统论突破了要素论对要素本身或它们之间简单因果关系的考察，它在一定的关联方式下把生产力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二，生产力的系统论跳出了要素论以研究生产关系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传统窠臼，而以研究生产力本身内部的构成和发展规律为基点，以合理组织社会生产力为归宿。这种突破使得生产力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带有更大的实践性。第三，要素论是种类似于物理学史上的原子中心理论，其视野始终局限在生产力要求自身，而牺牲了对总体的认识；系统论则不仅分析生产力的物质基础——要素，而且更着重于分析结构与组合；不仅分析生产力系统本身，而且还要分析生产力系统的环境。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生产力系统的总体和组成方式上。这样就使得研究更近于错综复杂的现实，就更能获得宏观效益。第四，要素论是一种“平面理论”，缺乏层次分析，而系统论则是立体的。只有在多维的坐标系上，不同层次的因素才能摆在恰当的位置上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职能。第五，生产力系统论还突破了要素论的静态观，认为每个空间、时间的生产力都各有特点，它很注重研究各时代、地域的生产力共同点，但更加注重研究它们的特殊性。
　　通过对熊映梧先生两部经济学论著的述评，使人感到，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要吸取现代科学成果去探究社会经济系统与生产力系统，要使经济学研究跟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仅仅依靠政治经济学已是难于胜任的了。生产力经济学在今天已经呼之欲出，而熊映梧先生正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和扛鼎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生产力经济概论》，熊映梧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0.81元；《理论经济学若干问题》，熊映梧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版，0.4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