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观存在主义哲学

　　在学派林立的现代西方哲学中，很少再有一个学派能象存在主义这样同现代文学有着如此亲密的血缘关系。存在主义文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同时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说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产儿。苦闷、空虚、恐惧感和孤独感，以及怀疑自己的存在和生存意义的丧失，是它们共同的象征和缘起。只不过为了表达这同一种主观意识和内心的体验，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用的是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哲学语言(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专门术语)，而存在主义作家们则诉诸于艺术形象。存在主义文学为我们理解存在主义哲学提供了想象力的背景，并给后者的哲学命题中填进了有血有肉的具体内容，使它得以广泛传播；反之，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探讨，则有助于我们把对现代外国文学的理解上升到哲学高度。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作为一种独特的有关现代人的人生哲学，它对西方整个文化的影响，至今也并没有灰飞烟灭，可能还如国外一位哲学家所说：“它的‘黄金时代’尚未到来。”
　　近年来，随着现代外国文学作品大量被介绍到我国读书界，存在主义便越出了哲学界的狭小圈子，一跃而成为一大批读者议论的话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主义述评》这部十二万字的作品，作为建国以来比较全面、系统地评介这一重要哲学流派的第一部专著出版了。它的出版，无疑给我们了解存在主义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框架。尽管这本书在立论、褒贬和材料的占有方面，都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但它仍然不失为我们深入探讨这一哲学的一个难能可贵的出发点。限于篇幅，这里只谈谈《述评》读后的几点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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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存在”和存在主义的定义　要给存在主义下一个确切的、统一的定义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因为不同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强调的方面极不相同，所取的角度也各异。我深知《述评》的作者们在评介存在主义时所面临的为难处境。但他们还是恰到好处地从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中引用了一个很难说是定义的定义：“存在的性质超出任何可能的具有内容而又可以归类的规定性之外。”《述评》在向读者介绍时也着重指出，存在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存在”是不能用概念、定义加以规定的。
　　但是尽管如此，存在主义毕竟有它赖以前进的出发点，用存在主义者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个人所直接体验和感受着的痛苦、欢乐、欲望、恐惧和死亡等等”。而“直接体验和感受着的神秘的精神状态”，则“是纯粹主观的，是知识和理性所无法掌握的，是越出语言范围，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
　　写到此处，笔者不禁想起德国现代神学家K.海姆给存在主义下的一个广义的定义：凡是科学不能严格加以定义的地方，都是存在主义的地盘。这种开放式的定义似乎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诚然，哲学不完全是一门定量的学问，但这种开放式的定义或多或少也说明了这一哲学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它绝非昙花一现的流派。根据这种定义，许多大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都与存在主义的思想有关。凡读过贝多芬传记、听过他的乐曲的人大概都知道，他一生的道路，就是用庄严、优美的旋律语言不断地倾吐他的主观意识和内心体验：人生的苦闷、精神上的孤独感、激烈的痛苦、自主的选择和创造，以及同死亡的搏斗，通过搏斗，从痛苦走向欢乐。他把自己所获得的精神欢乐，称之为“用痛苦换来的欢乐”。从这里是否可以说，存在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他的身上已得到了某种体现？此外，贝多芬的一生都处在德国存在主义大师K.雅斯贝尔斯(一八八三——一九六九)所描述的“边缘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可以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永远改变不了不可避免地要痛苦、奋斗和死亡这样一些处境。
　　同时，这位音乐大师一生的心路历程，也以一定的方式体现了萨特的某些哲学思想：“存在主义的宗旨就是要使每个人自己掌握自己，同时要把每个人的存在的全部责任直接放在他自己的双肩上来承当。”贝多芬之所以没有自杀，全然是因为他对艺术和对人类的责任感留住了他——“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存在主义崛起于二十世纪，而贝多芬早在一八二七年就离开了人间。我们无意在这里颠倒哲学史，也不是指责《述评》作者没有作这种论述。只是觉得，假如有人采用一个适当的定义，并把哲学史同文学史综合起来考察，把具有类似存在主义色彩(如“边缘状态”，感到人生的孤独、忧虑和痛苦，以及选择的自由等等)的人也放在存在主义者的行列里来考察，这对于了解存在主义何以在西方世界流行是有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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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渊源　《述评》的作者们在介绍、分析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渊源时，正确地列举了克尔恺郭尔(一八一三——一八五五)、胡塞尔(一八五九——一九三八)和柏格森(一八五九——一九四一)这三位哲学家。不过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近源。如果说，存在主义是一种有关人的本性的学说，是二十世纪一种独特的有关现代人的人生哲学，那么，它就必定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潮；它的远源自然便可一直追溯到人类有自我意识、有反思能力的文明晨曦破晓的那一时刻。因为人追问“人生的意义”，追问人类自身的价值和处境这类永恒的问题，原是同人类文明一样由来已久的。
　　在探索人生意义和人的处境的漫长思想史中，古老的印度佛教哲学自然是最早、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思潮。雅斯贝尔斯对古代印度哲学的精心研究，以及对佛陀的崇敬，博得了现代西方思想界的赞许。目前，探讨雅斯贝尔斯哲学和古代印度哲学的亲缘关系和相似处，已成了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的一大课题。的确，在这两大哲学的发展史上，哲学皆起源于对人生的诧异和怀疑；起源于对人间痛苦或“边缘状态”的认识。在佛陀看来，“什么是痛苦呢？生是痛苦，衰老、疾病和死亡也是痛苦；与不亲者合与亲者离同样是痛苦。人们希求和思念某种东西而又得不到它，这也是痛苦”。佛陀所理解的人生痛苦，恰好是雅斯贝尔斯的中心概念——“边缘状态”的主要涵义。前者由于认识了生、老、病、死的痛苦而创立了佛教哲学；后者则由于认识了“边缘状态”才提出了存在主义。所以，西方研究存在主义的某些学者不仅把存在主义的远源一直追溯到法国著名数学家兼哲学家巴斯卡(一六二三——一六六二)，甚至追溯到苏格拉底、圣经和古老的印度佛教，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人类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哪里有人的忧虑、痛苦和孤独感，哪里就必然有滋长类似存在主义哲学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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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主义产生的原因《述评》的第一章便开宗明义指出了存在主义产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震撼西方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空前深重的灾难。毫无疑问，这样着手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过笔者似乎觉得，在探讨某一哲学体系的产生时，把它的创始人的个人经历(外在经历和内在体验)考虑进去，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既然存在主义是一种强调人的心理因素、主观意识和主观体验的哲学反思，那末，探讨一下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个人经历也是必要的。因为任何一个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探讨任何体系和作品产生背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应忽略这一点。
　　说实在的，哲学乃是处在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中介物，只不过有些哲学更接近于科学这一端，有的更靠拢艺术那一端。注重主观体验、蔑视理性和科学的存在主义，按其实质，实在就是一首人生哲理诗；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皆可称为主观诗人。可是，不了解主观诗人的个人经历，怎能了解他的作品呢？这恰如不了解李煜、秦观和李清照这些诗人的身世，我们怎能完全把握他们的诗词呢？为了了解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创作背景，还是让我们揭示他们一点个人经历吧：
　　雅斯贝尔斯自幼患支气管扩张和心脏机能衰败症，所以经常只身孤影，跑到宁静的树林深处，为自己的命运而凄恻伤感，暗暗垂泪。多少岁月，他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思索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的处境。
　　法国宗教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马塞尔四岁丧母。后来他经常怀念自己的母亲，觉得自己感受到了她已“亲临”心中。马塞尔的这种主观体验，对他的哲学(含蓄经验论)的形成影响很大。
　　卡夫卡的恋爱生活对他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也是密切相关的。他一生追求过四个女人，但从未结过婚；那一连串的绝望和折磨，使他象一只忧心忡忡的小动物，自掘地洞，时时提防外力的袭击。所以他说：“地洞最可爱处，正在于它的寂静。”
　　以上三例，足以表明一个人的哲学思想形成同其个人经历和主观体验是分不开的。
　　此外，存在主义的兴起，同科学信仰危机亦有很深关系。这种危机感在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中间也是触目惊心的。下面让我们听听西德大物理学家M.玻恩的一段自白吧：“在一九二一年，我相信(和我同辈的物理学家大多数也有这个信念)科学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在我看来，科学方法比其他用以形成世界图象的较主观的方法(哲学、诗歌和宗教)更为优越……”，“在一九五一年，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些了。”“如今，我把以前认为科学比其他人类思想和行为方式更优越的信念，看成是一种自我欺骗……”。这是一种多么有代表性的转变！反理性、重主观体验的存在主义，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渐次成为一种席卷西方的思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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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主义在西方世界的作用　存在主义的确有着一大堆糟粕，如故弄玄虚、悲观失望和厌世情绪等。但是在它消极的另一面，也有积极的行动。对于存在主义在彼时彼地的西方世界所起的客观作用，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作出全面的估计。例如，存在主义主张“体验你自己的此时此刻的存在，就是把握人生价值和人生真理的唯一方法”，也是有值得重视的地方。
　　在自由问题上，萨特的观点从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看亦有其合理可取的部分。黑格尔说过，在思想王国里才是最自由的。萨特也认为自由是在纯粹的主观意识之中。他说过自由就是我的想象力本身。他还把自由理解为自己控制自己，认为自由与不自由，完全取决于自我选择，取决于自己是否有责任感。在萨特看来，人最重要的特性是能够超越自己的处境：懦夫是自己造成懦弱，英雄是自己造成英雄。
　　不言而喻，上述自由观在人备受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具有叛逆的色彩，它们对知识分子无疑具有一定的魅力。
　　德国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亦有它的另一面，这尤其是在第二次大战后的岁月。记得一九八○年春，我曾同两位联邦德国社会科学家议论过雅斯贝尔斯。那两位德国学者一致交口称赞说，雅斯贝尔斯主张唯有通过天长日久的行动才能获得自由，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从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到六十年代，他的哲学思想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和精神建设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某种意义上，他堪称为联邦德国精神之父。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是否也要作这么高度的评价，是另一回事；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一位从精神上曾帮助、引导过如许德国人民度过难关、重建家园的哲人，肯定有他独特的智慧亮光，那是值得去认真研讨的。
　　某种哲学观点，只要社会在实际上存在对它的需求，而本身又是一种严肃的哲学思考(本身正确与否是另一问题)，总是要存在的。遥远的将来暂且不论，展望二○○○年前后，人类由于面临核战争、粮食、人口爆炸、能源和生态等几大危机(何况还有佛陀所列举的生、老、病、死的痛苦)，西方世界现代人的种种忧虑决无根绝的希望，那么，存在主义在西方世界便依然会有它固有的地盘，人们依旧会听到它那坦率的自白、一吐为快的有关精神危机的诉说和要求解脱的心声。了解这种诉说和心声，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无疑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探讨西方文化和认识西方社会。
　　(《存在主义述评》，王克千、樊莘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0.5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