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莫斯科人与读书

　　在莫斯科著名的列宁图书馆临街的屋顶上，伫立着一排栩栩如生的人物塑像，他们身着古装，神态各异，却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共同特点：手中捧着一本厚厚的书。他们有的聚精会神，沉溺在书的魔力之中；有的掩卷远眺，若有所思。这组塑像巧妙、自然、和谐地与图书馆整个建筑融为一体，同时，也生动表现了莫斯科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凡到过莫斯科的人，即便最不善于观察，也会在那千姿百态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捕捉到人们酷爱读书这一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在游人如织的公园里，在穿梭往来的地铁车厢中，在阳光明媚的莫斯科河滩上，甚至在这里常见的购买商品的长蛇般的队列中……几乎到处都有读书人。
　　在莫斯科的八百多万居民中，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高等教育，而每三个人就有一人受过中等专业或不完全的高等教育。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生活条件的大大改善，使书籍在活跃莫斯科人的文化、社会生活方面显示出十分重要的作用，读书已成为这里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莫斯科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发行中心。这里集中了近七十家出版社。有关部门一向十分注重宣传书籍的作用。莫斯科是个广告不多的城市，然而书籍广告却随处可见。一九八○年，全市通过电视、广播和其它大众传播手段发行了三百多个书籍广告，介绍新书三千五百多种。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有一个专为读书人举办的竞赛节目——“什么、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节目主持人是一位有丰富图书工作经验的老太太，她结合青年读者的特点，提出有关各种书籍的兼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然后由一些竞赛者限时当面作答，电视观众们也可以通过直拨电话参加比赛。优胜者将获得一大摞畅销书。长期以来，这个节目一直对听众很有吸引力。
　　苏联的读书人还拥有自己的组织——全苏“爱书者协会”。这一群众团体性质的组织成立于一九七四年，目前，仅这一协会的莫斯科分会就已拥有会员达四十万人之多。莫斯科“爱书者协会”下设数量众多的“爱书者俱乐部”，负责举办读者日、文艺晚会、书展、读者与作家会见等活动。每年秋季，各俱乐部联合搞一次大型集会，评比“本年度十本好书”。组织者在回答为什么在秋季举办“爱书者之日”活动时解释说：秋天的凉爽是用来读书的。
　　书店是联系读者与书籍的枢纽。读者离不开书店，书店更需要读者。莫斯科的书店有二百三十多家，其中综合性书店占将近一半，其余的是二十家专业书店、十七家旧书店和四家“邮购书店”。此外还有直接为图书馆服务的四家中心图书配发处：科学图书馆、大众图书馆、技术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配发处。全市书店的营业额每年都在一亿卢布以上。
　　莫斯科的书店以市中心的几家最有名。加里宁大街上的“书籍之家”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现代化书店，每年营业额多达八百多万卢布，其次是基洛夫大街上的“书的世界”，营业额也在六百万卢布以上。历史悠久的“铁匠桥街”和“阿尔巴特大街”是莫斯科图书发行事业的发祥地，普希金、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许多文化界名流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至今，这里仍有不少旧书店，它们继续吸引着许多读书人纷沓而来，流连忘返。作为文化古迹，这里仍旧保留着原有的面貌：矮小的俄罗斯古典式木制建筑，不很大的门面。在这样古色古香的气氛下逛书店，实在是别有一番风趣的。
　　莫斯科书店在方便读者的服务方面，想得十分周到，所有书店一律开架售书，并且几乎都设有旧书部，收购、重新定价和再出售都有统一标准：目前，一九七四年以前出版的算“古书”，以后出版的则算“旧书”。当然不是所有的旧书都是照收不误的，“几个不收”的规定既合理又明确。旧书的收购价格按照原价打百分之二十的折扣。在每年收购的旧书中都发现有不少的“珍品”，不过，对它们重新定出的售价有的是令人咋舌的。全市旧书部每年营业额达一百万卢布。当然，收购旧书的做法主要还是为了充分发挥旧版书的作用，减少再版的浪费。对于既不愿意卖书，但又不愿再保留的读书人，可以去书籍交换站换书。全市有三十七家这样的书籍交换站，一九八0年曾有十万册书在这里成交。
　　苏联的书价一向很便宜，另一方面，书的装帧、印刷质量普遍比较差劲，这也是一个“十几年一贯制”。不过有些大部头的文艺书籍和字典等装璜、封面设计也还精良。属于热门的文艺书籍只要在市面上稍一露面，立即便被一抢而空。一位莫斯科的朋友曾告诉笔者一个十分重要的“买书经验”：一旦看见书店有人站队，你无须去打听是什么书，排队买就是了，准是好书。
　　苏联对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十分严格，西方文学作品要经过官方允许才可翻译出版，因此，这些作品在莫斯科是少见的。苏联自己的书发行量很大，一本书的印数动辄五万，甚至十万册。但书荒的问题仍很严重。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文艺书籍和儿童读物，尽管这两类书籍已占苏联出版书籍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有些紧俏书籍的发行量已逾数百万册，如普希金全集一次就印了一百万册，但仍满足不了读者的要求。莫斯科的居民每人每年平均购书十五本。住房条件的改善，使建立私人图书馆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苏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家庭都有私人图书馆，其藏书量超过国家图书馆的总藏书量好几倍。造成书荒的原因当然很多，许多社会学家、出版工作者认为，一方面是纸张生产严重不足，另外也和一些人所采取的“藏而不读，或只为藏书而藏书”的做法有关。他们经常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要充分地利用书，不要一味地收藏，更不要视书籍如地毯、汽车一类所谓显示身份的时髦物品。
　　近年来，由于中苏两国文化交流增多，中国的书籍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莫斯科读者的手里。除前些年出版的《金瓶梅》，李白、杜甫、陆游的诗集、《瞿秋白通讯集》等俄译本外，近年来，王蒙、刘宾雁、刘心武等一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开始介绍给苏联读者。“和平大街”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书店”增设了中国书籍专柜。一九八四年，我国首次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书展，中国馆盛况空前，中国书籍的装帧、印刷受到莫斯科读者的交口称赞。
　　“我们被称之为最爱读书的民族，然而，称我们为学习的民族或许更确切些，因为这一概念包含了比单纯的‘读书’更为广泛的内容。”这是莫斯科一位出版工作者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