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读王国维书信集

　　日记和书信是作家留在身后的遗稿，只要一旦公开了，它就具有也许比作家生前的作品更多一点的价值。它可以读，又是研究作家和写他的传记的最有用的资料。前不久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可以说完全符合于这两种价值标准。王氏死后，早期附载于《遗书》或见于他处的书札，只有为数不多的若干通，和这部收集了五百余封的书信集是无法相比的。收入最早的信札是一八九八年写的，全集止于一九二七年初，亦即王氏自沉这一年。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部分信都集中于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这三年，这是王氏蛰居上海为哈园办《学术丛编》的时期。这三年总共约二百封信中，除三四封外，全部都是写给那时留东的罗振玉的。如果把全集删去首尾年份以及中间无关重要的翰札，凡论学、论时事、论人物的精萃的议论都见于致罗氏的信中，所以称之为王罗通信集也未始不可。从一九一六年东渡回国定居上海到一九二三年北上为止，这几年的王氏的生活思想，是过去的研究者多少有所忽略的，这就是这部书信集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特别价值的地方。
　　一九二七年以前处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一个令人厌恶的昏暗的时代。不过在历史家看来，生活在那下面的人们的思想感受，和我们仅仅从历史教科书中获得的知识，其深度是大不相同的。过去一向把王国维的政治思想归结为效忠于清室的遗老，实际上，从他在上海发出的一部分信件中可以看到，对于辛亥革命后的国家，未尝不抱着望治的心理。他在信中说：“现在人心厌乱已极，惟静者能得人心，动者反是。”(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日)所谓静，我想就是使国家达到统一和安定。不过在这同时，他把当时的形势又概括为“武人与党人互为消长”，这表明他最终还是置身于局外，而抱有个人的不同的信念和政治主张。所以当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的闹剧在北京发生时，他那本来就不很平静的内心，从信札中更透露出激越而又忐忑不安的情绪。那些散见在一九一七年中期的传闻异说这里就不再征引了，那会是历史家感兴趣的。
　　我想举出的是很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王氏怎样把这历史的小插曲称作“梦”。一月五日：“前日在乙(指沈曾植)座，忽见素存(即升允)不知何时来此，乙颇与之作梦后之谈”，二月十九日：“某素寡梦，此次颇觉有酣意，岂知黄梁未炊而先醒耶！”四月十八日：“各方面所闻不同，未知此梦又复何如？”等等。在短命的丁巳复辟失败之后，十月十日书札中又出现“重梦之说，南北均有此言”，以及“第二梦颇有消息”，一直到十一月二日才说：“梦事果系泡幻，不出吾辈所料，然此后争端方烈”。这一连串的梦与重梦构成了王氏在这个事件中的微妙的心态，不即不离是他的地位与处境使然，而在事件失败后，也不曾掩饰他的失望。显而易见，当他说：“此后争端方烈”时，这固然是客观真实的陈述，但也看出事件成为泡幻后，他又自处于旁观者的地位上了。同时与这事态有着间接关联的余波也还继续地荡漾在他的心中。这就是十月二十日信中的话“向端忠敏(端方)劝进之人，乃余大鸿，永尚能忆之。公记此事甚善。永之《蜀道难》颇于忠敏有微词，他日尚须补过也。”《蜀道难》和《颐和园词》、《隆裕皇太后挽歌词九十韵》三首长诗都是王氏三十八岁前所写，并自认为是成功的作品。《蜀道难》前半颇事渲染端方富于收藏，后段才写他入蜀后被杀。“玉轴牙签尽作尘，兰亭殉葬更无因”，这或许是所谓微词吧。那么对于这篇旧作，又何须重提“补过”呢？症结就在于端方正当武昌起义之际入蜀，大约有部属劝他别树一帜，端方不从被杀，事情亦即信中所说的劝进之人等等。《清史稿》本传也有大略的记叙。这里显示了王国维所以认为须要补过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在诗中突出端方绝对忠诚于清室的形象。这一歉憾的产生于此时此刻，是和丁巳复辟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信说：“素公(升允)此行有《度陇吟》一中卷，……当代男子要惟横渠(借指张勋)与此公耳。”被誉为“当代男子”的张勋是以一个清室正统的维护者的化身留在王国维的心目中，这是他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也是使他追忆起端方的原因。我们不必斤斤计较王氏的政治归向，不过从这一封信很容易为读者所忽略的几句话中，却更清楚地看到他那一时期的精神状态，而且对于《蜀道难》这首诗的涵义也增添了新的诠释材料，不至如有些评传那样草率地把《蜀道难》定为仅仅只是同情端方的无聊作品。
　　一九一七年也是王氏学术成就辉煌的一年。三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五声说》都完成于同一年，其中后两篇是在丁巳事件时写成的。如果要问学者是怎样写他的论著的，那么最好举《殷周制度论》为例。作者最初的本意是要写一篇《续古代地理小记》，随后他又改变主意说：“既而动笔，思想又变，改论周制与殷异同。”从起意到改变主旨到最后写成，这篇论文只花了大约十五天的时间。一切都好象是在无窒碍的过程中完成的。这里思考的连贯和立论的明确，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从这些信中使我们感觉到一篇论文的完成，决不存在什么灵感问题，有创见的学者总好象是在履行一桩天然的职责似的，他的思考早就在平日每时每刻中进行。于是我们看他在九月十三日信中自负地说：“《殷周制度论》于今日写定。其大意谓周改商制一出于尊尊之统者为嫡庶之制，……又同姓不婚之制，自为一条，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文凡十九页，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惟文字未能修饰尽善耳。”这段文字代表王氏的历史观，也代表他的政治理想，把有道德的团体作为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基础是建筑在宗法等级上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国维以前和以后的行为中都试图遵奉这一准则。
　　在学问上，王国维把罗振玉引为知己，这在信札中是不少见的，譬如写《籀篇疏识》时自谓发见颇多，他对罗氏说：“此事惟先生知我，亦惟我知先生。”(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可是在另一方面，即使最为他所推崇的人，如上海期间往还是密切的沈曾植，他的观察也是清醒而独立的。有两个原因使他和沈曾植接近。政治上两人有互通声气的地方，沈的学问和诗是他少所许可中所钦佩的一个。但信中也有这样的话：“现改作《尔雅释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其中一段颇用乙老新说，可见者他日想仅此耳。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若孙仲老(孙治让)辈，则笃守古法，无甚出入矣。”(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从晚清学术演变来看，孙治让无疑是代表前一期的学者，沈代表学术思想将次变化的时刻，而王国维自己在学术上的探求，则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术是在进入新的时期了。再从政治思想来看，早年的沈曾植也一度倾向于维新变法，但入了民国以后，这位清流实际上是更近似于政客，其和康、梁、严复诸人后期思想的变化是不可等量而观的。就是王国维和他相比，在气质与品德方面也大不相同。虽然这样，王国维还是异常爱赏沈氏“亡虏幸偷生，有言皆粪土”(《卫大夫宏演墓诗》)这句诗，他于信中说：“今日往谈称此句，乙云非见今日事不能为此语。”(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句诗所以引起共鸣，就在于沈所诠释的非见今日事不能为此语这句话。既自比为亡虏，又眼见世事的靡烂，自以为不出所料，怀着满腹的才智无所施展，一种落寞而又骄傲的心情就这样散布在这一辈人心中，说他们没有半点国家观念也不尽然，但毕竟时代的激流太巨大了，以致把他们冲散了，分化了，有的沉沦了，沈曾植在这当中还算是幸运地最终保持着学者和诗人的名声。
　　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自然都不能不反映在这些书信中。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王国维和他的同时代的前辈，对于事件的反应几乎如出一辙。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年信中有这样两段话：“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严复在早一年也有同样的议论：“觉彼族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与熊纯如书札》)其实比这更早的还有康有为，他在戊戌政变后，一九○四年流亡欧洲，作十一国之行，在意大利参观，以最动人的辞藻赞赏那些古建筑和美术品，可是最后还是下了这样的结论：“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意大利游记》)梁启超战后游欧所写的《欧游心影录》，虽说对于所谓代议政治不乏赞羡的词句，但这部游记骨子里也还是一篇幻灭的记录。当据说是柏格森的老师蒲陀罗(Boutreu)告诉他中国的哲学有多么精深博大，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时，梁氏被感动得好象“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加在肩上”。这些出于中国近代史上最优秀人物众口一声地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赞美，并以为是拯救世界末日的一帖良药，我以为议论本身并没有太深的涵义，这些人都代表中国固有文化的坚强的信奉者，问题是这将迫使我们去追寻或者发现隐存在我们悠久文明中的它的思想实质。历史家说结束中国传统文明的，不是它自身内部出现新的弱点，而是由于闭关状态的打破，与西方交往工具进步的结果。这将从另一角度用来说明包括王国维在内的这些人，当一旦西方危机发生时，必然再回到中国的传统上做出如上的反应。王国维虽然没有象康、梁、严那样牵涉到那么多的政治活动中去，但他对于所谓“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所怀的惴惴不安的心情，说明他比康梁诸人具有更敏感的预见性。无论怎样，这些议论产生了一种极为有益的历史教训，它告诉我们，一种思潮，建设性的或者破坏性的，都要去寻找或者联系它的更早的根源，即便我们是生活在这一种思潮下面，寻出它的历史由来，是最好的认识我们和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途径。有时一种文学思潮也会对后来的社会动荡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历史这门科学所赋予我们的穿越时空界限的洞察力。
　　说起王氏的自沉，人们总把他最后几年的经历作为线索来联系。这有实际方面的道理。比如关于王罗破裂说，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份的三封信中，就出现了一种裂痕的征兆。但我以为我们还可以从更早的时期去追溯自沉的原因，这时间不仅可以往后推移到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而且可以推移到他在四十岁前终止文学生涯的时候。因为这一转变似乎包含着对于情感的抵制，它是被抑止了，但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完全遵循理性的人，或者做一个世俗的普通人。后来从事古代史、古文字学、甲骨金文多种学问的研究，确实对他的精神起着振奋的作用。就是在丁巳复辟失败消息传来的沮丧的日子里，他因为完成了自称上继古韵学大师顾、江、戴、段、孔、王、江的杰出论文《五声说》时，说：“近月湮塞沉晦之心绪为之一销。”真理的发现给了他安宁，这种近于自然赐与的光荣感，我以为是他早期文学创作时所不曾经历的。这样，当一九二五年以后接二连三的外界与内部的危难发生时，“生活之欲”这一概念再度复燃了，理性消退了，情感的困惑又支配了他。这就象最初出现过的乐句，以更大的力量回到终曲中。很可惋惜的是，他不能再从文学中得到升华，他以生命作为代价付出了。我并不想说这是气质造成的，我想指出的是，这是存在于作家、诗人、学者中的绝对的孤独感。悲观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是涂饰在表象上的一重光泽。透过它，我们就看到王国维内心的那个不可摧折的信念，亦即他的伦理价值观，不管这种价值今天对我们还有多大意义。历史即使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也是有兴趣的学问，日记和书信都应当属于这门学问的文献之内，我期待着王国维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会从这部书信集得到富有成果的发现，特别是他为哈园编撰这一段，是他生平中最受忽略的时期。
　　(《王国维全集·书信》，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版，1.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