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概念的贫困与贫困的批评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文艺批评，我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造。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很少看到一篇批评文章能提出新鲜的概念，并使用这概念发表新鲜的见解。相反，许多文章藉以立论的基本概念不但彼此重复，而且数量有限。这难免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作文者手里只有数目固定、且形状颜色又相当单调的积木，虽然颠之倒之，力求诸般变化，却无论如何逃不开千篇一律。
　　概念是人们进行思维、特别是逻辑思维的基础材料，又是一切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的知识单元。以自然科学而论，任何一种理论认识都要以若干精确的科学概念为其“核心概念”才能成立，例如倘没有惯性、质量、参照系、加速度、万有引力、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等概念，就没有牛顿力学；倘没有干涉、衍射、偏振、温度、比热、熵、电感、电容、电磁场、位移电流等概念，就没有十九世纪的物理学。正因为如此，科学的发展常常表现为某种理论的“核心概念”被批评、被否定，并由某些新的概念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或理论认识的中心。例如爱因斯坦对经典物理学的革命，即以批判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做突破口；而以量子力学及相对论之建立为开始的现代物理学，可以说离开量子、光量子、光电效应、波粒二象性、光速不变、相对性原理、四维空间、测不准关系、空时弯曲、引力场等等概念，则完全不可想象。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古往今来，无论哲学、美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以及其它各个领域，各种思潮此起彼伏，有如大江东去，人们不仅在其中对人和社会做着无止无休的探索，而且为使这探索不断地升华而创造了不计其数的概念。一部思想文化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看做是人类创造概念的历史。反过来，这无数概念生生灭灭所形成的运动，又反映着人类思维的进展，以及这进展的无限的可能。从这样的视点去看，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凡在人类精神发展中做出卓越贡献的思想家，无一不是发明和创造概念的能手。
　　马克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研究马克思的人，很少能不为其思想的浩瀚宏大而惊叹。近来有人撰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的提法发出异议，①认为除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外，其它思想来源也不应忽视，如马克思的许多著述及观点与古希腊哲学，与卢梭的政治理论，与十七、十八世纪英法唯物主义的传统，与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的著作等等思想材料之间的联系，都应如实地给予科学的评价；如果忽视这些事实而只提三个来源，就不能充分反映马克思对以往人类思想财富进行批判地继承时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性和广泛性，也不能充分体现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批评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对今天的世界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之所以在诞生一百多年后仍能蓬勃发展，甚而在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人对其极尽歪曲破坏之能事后仍不掩其光芒，正是由于这一思想体系在人类思想文化的土壤中植根特深之故。这使得它象一棵繁茂的大树，总能抽出新嫩的枝条，是以常绿常青。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如同一切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并不是毫无选择和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相反，一切已有的思维材料都要被他重新加以熔铸，以锻造他自己的思想的刀剑。这突出表现在他对概念创造的态度上。无论在自然科学界，还是在社会科学界，一个理论家只要能创造出一个揭示事物的某种本质，从而长久存留于人们思维中的概念，那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这个理论家的名字也往往因此而知名于后世。然而马克思却属于那样的理论家——他成批地创造这样的概念。在这方面，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老子、康德、黑格尔等人类思想史上少数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显示出对创造概念的一种特殊的热情。这些思想家所致力的目标，是变革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因此，当他们建设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为了使它们与以往旧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相区别，就不能不创造一系列新的基本概念，以构筑新理论的逻辑基础和基本框架。例如《资本论》就是在马克思所创造的一个十分庞大复杂的概念体系上建筑起来的思想大厦。使人惊叹的是，《资本论》的概念体系中存在着一种严格而和谐的秩序，并且，这秩序不但不使这些概念成为僵死的堆积，相反，《资本论》中充满着概念的辩证运动。这运动自对商品价值的两重性和劳动的两重性这些比较简单概念的分析始，至做出资本主义因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而必然灭亡这一结论终，概念的发展是那样生动活泼，又那样井然有序，恐怕只有黑格尔的《逻辑学》才能与之相比。马克思的其它理论成就也无不如此。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概念以及其它许多马克思所创造的概念，正是由于其内在的逻辑力量，由于其对新世界观的明晰的表达，而在全世界亿万人中得到传播。或许不是每一个研究理论的人都要以建设新的世界观和变革人类思维方式为目标，但有无创造概念的意识，是否努力以新鲜的概念表达某种新鲜见解，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家的起码的品格，也是理论自身的品格。理论与人类其它思维形式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对运动和发展有着更严格的要求，它必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有如波涛滚滚的大河。因此，理论研究不是在一个平静的河湾里洗澡嬉戏，而是于惊涛急涌中击水前行。具有创造概念的能力和魄力，应该不是对理论家过高的要求，而是起码的要求。
　　以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而论，固然几十年来也取得种种成绩，特别一九七六年以来，在一片荒芜中使文学复苏，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更是人目共睹，其功不可没焉。但平心而论，却缺少大的建树。这当然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检讨，但对于缺少概念的创造这一环节，我以为尤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以《文学概论》或《文艺学概论》这类书来说，无论“文化大革命”之前或之后，都出了多本，然而千篇一律。这些著作不仅其理论框架都如出一辙，连构成其理论框架的那些基本概念也往往完全一致，甚而连各章各节的题目及顺序都彼此仿佛。当然，如果我们能耐心地在阅读中对它们进行条分缕析的比较，则仍然可以找出种种细微的差别。然而，如果我们如能宏观地去看这些著作，则不能不承认我们正面临着因概念的贫困而带来的思想的贫困，或者反过来说，正面临着因思想的贫困而带来的概念的贫困。反正半斤八两，差不多。基础理论如此，建立于这基础上的文艺批评自然不能不如此。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批评一直处于一个言行不一的自我矛盾当中。一方面，几乎没有一个批评家不在鼓吹、倡导文艺的百花齐放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专门阐释或论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可说成千上万；但另一方面，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与文学艺术创作的局面比较，原来文艺批评界最缺少“百家”的空气。相反，给人们印象是，无论有多少可以称“家”的批评者，其实他们都是一家。这在文艺批评界爆发论争时就看得尤为清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论那争论是多么激烈，双方观点如何相左，但稍加细究就不难明白，大家在大的艺术观念上均属一个体系，是一家人。其标志之一，就是他们于激烈争论中所用的概念彼此并无区别；如果有人想弄清争论的实质，那必得对双方使用概念时的种种相当细微差别有所体会才成。实际上，有不少争论恰恰是为了弄清对某经典概念的理解究竟是谁人更为正确方才发生。这如果也算争鸣，那大约只能看做是一家之内的风波。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思想学术史上并不少见。例如南宋时理学朱陆两派之争即如此。论争双方不仅所用的基本概念大致相同，而且争论都紧紧围绕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而进行，如“理”、“气”、“心”、“阴阳”、“太极”、“无极”等等。正因为如此，这场思想斗争对中国后来的思想发展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根本不能与儒法、儒道之间的论争相提并论。当然，不只南宋时的朱陆之争，恐怕先秦以后中国历史上任何学术及思想的论争，其意义都不可能与诸子百家的争鸣相比。即以概念的创造来说，那也是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几乎都是在那个时代形成并确立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礼、仁、孝、义、道、德、虚、实、有、无、善、恶、文、神、意、象等等概念，秦汉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史可能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能不钦佩古代先哲们的惊人智慧，以及这智慧的巨大爆发力。特别与今日之概念贫困的局面比较，那昔日的光辉使我们钦佩之余，不觉要涌上许多惭愧。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概念创造的衰退并不只是今日的事。恐怕自秦汉以来，尽管思想家、哲学家代有人出，但新概念的出现却日益艰难，相反，历朝的儒生们越来越满足于引经据典，以言必有“出处”为能事。当然，其间也偶有中兴气象，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儒、道三家鼎立，玄学取代了经学，一时中国人的思想变得空前活泼。但这只是一时，此后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们又缩回到经典之中，很少有人乱说乱动，至于创造新鲜的概念，那是连想都不敢想了。这原因恐怕还得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结构中寻找。近来金观涛及刘青峰二人尝试以控制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其许多观点都颇给人以启发。他们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一体化”，也就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这就“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隅合起来，互相沟通从而形成一种超级组织力量”。②而这种政治和文化的组织能力所以能够结合，则是依靠儒生，特别是由儒生形成的封建官僚机构。如此，秦汉之后的知识分子与大一统未成的先秦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地位完全不同。前者的智慧已被强有力地纳入一体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之中。这是否可看成是秦汉之后的历代儒生们思想日渐沉闷，日渐丧失爆发力的基本原因？另外，中国人的思维强调直观，强调经验，这使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们更容易比较宏观地、从事物之间内在联系与生成转化来把握世界。但另一方面，这种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是否也大大限制了他们，使他们缺少科学的理性精神，从而其精神创造能力总不能超越某种限度？这些恐怕都还难以一下做出结论。不过，究竟为什么自先秦以来，虽然生产力不断在发展，社会在不断前进，人的知识也在不断积累增加，而概念创造的能力却总不能超越还是奴隶制的春秋时代？这个问题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的。倘能把这个疑问理个清楚，无疑对我们今后学术思想的活跃会有莫大的益处。
　　此文目的在于指出若干年来我们文艺批评中缺少概念的创造这一缺陷。但是也要承认，近两三年中情形开始有了变化。例如李泽厚在其所著的《美的历程》一书中，就针对中国的传统艺术提出艺术品中的“情理结构”与“历史积淀”的概念③。认为中国传统艺术作品中存有一种由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情理结构，又认为这种情理结构与也是由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如此入手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传统艺术，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创见。如果把它当做一种研究方法去研究更为普遍的审美问题，那一定会有相当可观的收获。又如刘再复自去年始发表了《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等一系列文章(均为作者所著《性格组合论》一书的部分章节)，文中提出了“二重性格组合”的概念，这更如在我们文艺评论的静潭中突然投下一块大石头。多年来关于典型、典型人物等问题的文章，可说充盈于各报纸刊物，几乎无日无之。然而，读这些文章总使人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前人已将这类问题研究尽，我辈除反复领会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外，实无多少事可做。但是刘再复以“二重性格组合”为核心概念对典型人物的内部结构及内部机制所进行的研究，却使人大有柳暗花明之感。原来这个领域是如此空阔，原来恩格斯留下要我们继续的工作是如此之多。例如将模糊逻辑的方法引入对典型人物的研究，指出人物性格中各个性格元素都带有模糊性，而各种性格元素围绕性格核心的组合是一个模糊集合的过程，并由此认定“典型性格是包含着某种确定内涵的模糊集合体”，这真可谓发前人之未见，令人眼界大开。我想，凡有一定创作实践经验，对塑造人物的甘苦有一定体会者，看了这段论述一定会觉得十分亲切，并无论对活在世上的人，还是活在书里的人，还是隐在稿纸中将出未出的人，都更多几分认识。目前仍有人对刘再复这些研究甚不以为然，以为何必将一切人物都限定为“正反两极”的二重组合，如此绝对化将势必有损于英雄人物的刻划等等。但不知为什么，写文章反驳者却不是很多。其实，这架应该吵，且吵得越热闹越好。
　　李泽厚及刘再复所提出的新概念，当然都不过是例子。其实，愿意向静潭里投石头的人已越来越多，何况，其中不少石头都被烧得炽红。我相信，那静潭不仅要为不断的噗通噗通声搅乱，而且最终将沸腾起来。
　　①　江丹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的研究亟待深入》，《社会科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②　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版，第13－14页。
　　③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12—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