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济改革的社会政治观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沃尔齐密尔兹·布鲁斯(Wlodzimieyz Brus)，是我国读书界所熟悉的。这位曾任华沙大学教授、波兰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现在英国牛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学者，以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及其体制问题的精深透彻的见解和直言不讳的批评闻名于世。近年来，我国出版界先后翻译出版了他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等著作。这里仅就他在这些著作中表述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如何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观察经济改革，作扼要的述评。
　　一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布鲁斯的社会政治观的第一个视野，是政治权力对经济改革的作用和影响。
　　他指出，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几乎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对其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虽然改革的形式、内容和规模各不相同，但除去需要单独考察的南斯拉夫外，所有改革在总的趋势上是十分接近的，这就是；以分权模式取代集权模式，建立一个利用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对此，不少人用“社会主义各国处于从外延的发展阶段向内涵的发展阶段的过渡之中”这一公式加以说明。布鲁斯认为，这种解释当然有正确的成分，但它没有证明为什么具有不同经济结构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会同时出现改革；而且，它还隐藏着这样一种思想：既然经济转变和改革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早期的集权管理体制就是正确的。然而，事实上，在解释各国的改革现象时，存在着远远超出上述公式的一系列情况，那种集权体制绝不是无懈可击的；计划和管理上的改革都不是纯经济性质的，它们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和社会意义。这些含义和意义，只要人们观察一下改革的实质和结果，是不难发现的。
　　布鲁斯仔细分析了政治因素对经济体制的影响。在现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中央来做一系列基本的宏观经济的抉择。为了各种目的而加以选择，理所当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决策的实质和采用的标准都是“政治的”。决策的实质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为在宏观经济上所做的选择，取决于互相矛盾的不同的社会利害关系之间、以及互相矛盾的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某种妥协。一般说来，使一切利害关系都同样得到满足的矛盾解决办法是不存在的。采用的标准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为这种标准并不是从外部给定的，而是从体制本身推导出来并且建立在某种主观的价值判断之上的。比如，政治领导人在对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相对价值做政治上的估计时，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判断某一经济战略对那些参加经济活动的人的态度的影响。所以，整个国民经济方面的最优化，不过是对特定目标或目标体系的解式而已，因而必须以从内部推导出来的价值标准为依据。
　　为使读者获得准确的概念，布鲁斯教授以专业经济学家特有的严谨语言描述了包含在经济过程中的各种政治因素：1.最初的出发点(目的函数)是政治决策的结果；2.从经济计算所得出的若干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挑选最佳变式，也是一个政治决策；3.在决定用于消费基金的规模和结构时，通过它们对那些参加经济活动的人的行为的影响而间接地决定放进经济计算的参数，这也是政治的决策。结论：广义的经济决策的最优化，不仅包含着经济计算的体制和技术，而且包含着相应的政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相互冲突的利益能够达到澄清和妥协，因此以社会名义做出的决策可能接近真正的社会偏好。
　　布鲁斯认为，在公有制和国家对经济起重要作用(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这种作用要小一些但仍不可低估)的条件下，对于政治因素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不会估计过高的。根据传统所接受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社会主义而言，需要做根本修正。社会主义下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特别是做动态考察时一一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很难做出严格限定和区分。实际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经济基础”的加强，往往取决于与此相联系的政治关系的发展(政治权力体制的变化)，这一点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感觉得特别强烈。
　　之所以如此，他继续分析道，关键是由于政治因素(党和国家)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有关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分配的重大经济决策。这样做的结果，蕴含着双重可能的后果；一方面，经济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巨大的动员力量和迅速的应变能力(尤其是战争和危机时期)；另一方面，具有下述危险——掌握有几乎无限权力的政治因素做出错误决策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施加消极作用。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竞争的目标又非常之多(单个地来看，其中没有一个乍看起来是反对社会利益的)。在这些可供选择的办法中间进行选择，按照规模、时间等等来决定它们的顺序，这种决策除非有一个在核实和控制中有利于发挥社会积极性的适当机制(又叫“牵制和平衡的机制”)，否则就很有可能导致任意武断。这种情形由于对于错误的经济决策没有足够的政治责任和财政责任而变得更加糟糕，它将严重影响计划工作者的质量、信息的质量和群众参加管理的质量，当然更不用说将直接危害经济本身了。
　　布鲁斯分几个方面论述了预防上述危险的办法。首先，“应当使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保证有社会参与的决策”。社会必须能够对种种基本问题的选择(如宏观经济水平上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尤其是长期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它们的社会后果等)施加真正的影响力。应当明确和开诚布公地提出发展战略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便公众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讨论。这就要求在那些负责做出决策的人和舆论之间有某种“反馈”，它的好处有两个：使社会学会更好地识别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使政治决策者学会更好地识别社会为了将来的利益准备牺牲短期的利益的正确限度。这是决定最优解的关键所在。他警告说，如果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不仅不能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水平，反而会丧失理解困难之真实原因的能力，倾向于把失败的责任不是归之于制度的职能工具的不完备，而是归咎于制度本身。其次，“实现一定限度的分权”。从信息传递的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方面证明是正当的分权———特别是如果它伴随着工人自治的发展一道进行的话——在产生生产资料的真正共同管理的感情上具有决定意义，它的优越性是无可怀疑的：为下级的首创性、主动性创造条件，使“群众参与管理”这一口号成为现实的行动，并且培养某些集团和个人参与中央一级决策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会积极地影响把个人变成社会化经济的自觉主体的复杂过程，这种主体能理解社会所要实现的总目标，并能决定他自身在实现这些目标时的作用。因此，由上两方面中也就引伸出第三方面：以制度的保证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感，尽可能地发挥每个人的才能。
　　在处理政治权力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时，布鲁斯提醒人们注意几个问题。第一，要充分发展批评的权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很明显，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否认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必要。必须让那些比关心自己的私事更加关心改革的普通人去讨论有关政策的重大问题。第二，必须做好改革的思想准备。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扩大和加深，会带来各种问题和困难，尤其是象关于收入和消费等问题的讨论一旦公开，也许产生各种对立的意见和一系列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决心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正确看待“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布鲁斯认为，为了制订出适当的改革纲领，当然必须考虑到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的“性格”、他们对问题理解的程度、以及他们对于改革的准备和信心。然而，每个社会主义公民都是主人，都应当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决策。事实上，改革的进程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意志，而是“各种社会力量的适当平衡”。
　　二
　　布鲁斯的社会政治观的另一个角度，是研究在改革的新形势下出现的经济效率观与社会伦理观之间的冲突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
　　在发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人们就面临着一个政治决策，即设计目标模式、“规定目的函数”。在做出这样一个决策之前是无法断定怎样才是资源的最优分配的，比如，社会主义各国在改革起步时不约而同地碰到一个问题：是以效率原则为基础、以产出最大化和结构合理化为目标，还是以伦理原则为基础、以社会经济平稳前进和防止失业、通货膨胀及悬殊的收入差别为目标(当然，这都是理论模式，现实中不可能有纯粹的和完全的“摹本”)。布鲁斯认为，尽管可能有各种各样暂时的困难，但从长期来看，一方面是人际关系的人性化，另方面是经济的进步，两者应当是互相依存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他指出，在经济改革进行过程中，会遇到更加现实的、更为严重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双重后果上。
　　首先是积极的一面。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改革有一条共同的道路，这就是，从相当彻底的实物分配开始，经过采用消费品的商品形态和市场的劳动力分配形态，到国营企业间更广泛地利用商品关系，在实现中央计划时更大胆地利用市场形态。布鲁斯认为，事态的这种发展，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关系的历史必然性。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由于一系列原因，商品关系的范围的扩大和重要性的增加，可以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高了生产对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在技术进步和组织改善的领域里，促进了创造性和首创精神的发展；提高了经营管理和中央计划的效率，使在宏观水平上对经济过程的控制更加有效。
　　其次是消极的一面。布鲁斯尖锐地指出，即使在我们的社会里，“人的关系的商品形式”，也是孕育着很多危险的。最一般地讲，商品关系的发展，意味着增加了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孤立性，并且意味着在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方面的个别利益的自主性增强了。这无论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短期任务或长期目标来看，都有可能产生一系列并非人们愿意的结果：a.由于收入同支出相比占有不相称的份额而牺牲社会利益去实现个人利益。这是由于使收入同经济成果相联系而发生的，而要扩大商品关系的领域就需要加强这种效果。b.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对立，当它转移到企业与整个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上的时候，可能要进一步激化。由于企业要比个人拥有大得多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加上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完全的市场”，就可能出现为了强迫消费者接受不合理的价格、垄断劳动市场、操纵生产能力而利用垄断地位的现象。c.由于企业有了自主权，可能不考虑外部的投入，因而有失去经济计算的整体性的危险。d.上述各种因素，可能对社会意识造成有害的影响，带来一种把人的关系商品化的感觉，并且削弱团结互助原则的作用。
　　经济关系是复杂的，尤其当它牵涉到社会问题时更是如此。比如，保持收入差别的需要与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个严重的矛盾，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一方面，经济改革会引起收入结构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来自于对各种职业在经济上的相对重要性的重新评价；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中，平等——至少就机会均等而言——占有重要地位。经济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会时常发生冲撞。
　　布鲁斯还列举了东欧国家在改革中遇到的一系列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作为例子。首先，外国的压力可能削弱甚至摧毁那种使经济改革同逐步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的全面的尝试。在国内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努力可能难以奏效，因为某些非熟练工人可能持否定态度，他们担心劳动力的过剩(虽然还未出现现实的失业)会使他们遭到解雇的威胁；很多经理也可能反对改革，因为他们宁愿在政府的各种命令和详尽法规的庇护下过着一种宁静的生活，而不愿经受竞争风浪的冲击，不愿面对广大工人作为决策者的要求；在向市场型体制剧烈转变的场合，工作保障的考虑可能占有较重的份量，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不能指望象南斯拉夫那样通过劳动力大量出国做工的办法来减轻失业问题；最后，对改革心存疑虑的人们并不是没有获得支持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系统的改革不可能马上得到好处的时候。
　　正因为经济改革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事业，它肯定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造成各种利害关系之间的冲突，一些群众持不理解或观望的立场，等等。布鲁斯指出，这些都是可以预料的和正常的；即使是最认真最充分的改革，也不能期望它自身能够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并扫除所有的障碍。所以，计划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能只限于结构上的改进，还必须保证中央计划当局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不仅要采用新的经济政策，而且要实行新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对策。
　　为了预防重大的经济失控现象和重大的社会政治矛盾，在经济政策方面，布鲁斯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三层决策”理论。即：1.由中央制订规定着经济发展总方向的、基本的宏观经济的决策，包括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投资和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投资支出在种种领域和种种部门间的分配，消费基金在不同社会集团和职业集团间的分配原则，等等。2.由部门或企业制订经常的(或局部的)决策，包括特定部门或企业的产出量和产出结构的细节，供给来源和销售方向，部门内或企业内的人员构成和报酬形式与方法，等等。3.由个人制订的决策，包括家庭收入范围内购进消费资料的结构，职业和工作地点的选择，等等。
　　在政治和社会对策方面，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些基本措施以外——如政治参预、社会监督、专家批评、工人自治、民主气氛等等——，布鲁斯着重强调，要深刻认识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总的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企业或地方政府的自主权的扩大，计划指标的减少，工资、物价、税收、银行等等体系的变化……，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充分地评价这些改革手段的合理性时，必须记住，改革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所需要的“增长率”和“进展规模”。经济改革计划的成功显然不光取决于技术经济的解决，而且取决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社会政治方面的重视程度。
　　三
　　在阅读过程中，我感觉到，布鲁斯教授在他的著述中表现出来的一个优点和特点是，这位以批评、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为己任、有着极深造诣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狭窄的经济范围内，而是具有极其宽广的政治和社会视野，就好象一架时刻警戒着的高功率雷达，全天候全方位地扫描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把经济体制的改革置入总的政治—社会环境之内，根据社会总机制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衡关系，全面地、综合式地思索新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用考查来的结论在理论上指导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这种分析方法和由此得出的深刻判断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十分赞成布鲁斯的这样一个思想，即：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上所能起到的积极的和不可缺少的作用，只是在于它能够揭露经济过程中实际出现的社会、经济矛盾，指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向和机制。(《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第103页)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以及矛盾和问题作一点思考。
　　应当肯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改革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从经济及社会政治的角度看，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一，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战略中心的转变，传统的、保守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渐向更开放的多元化体制方向演变。党变得更加民主和开明，更能容纳新的观念与新的事物，国家的政治生活远比过去更加正常和稳定。对公众提供各种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也更加灵活，普通干部和群众对社会经济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发言机会；理论工作者更加面向实际，突破了许多“禁区”，形成了许多新观点，分析和批判能力大大提高。第二，由于在原先的纵向的计划体制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横向的市场联系，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被激发和活跃，社会的经济意识大为增强，人们普遍比过去具有了更多和更深刻的经济效益观；过分集中的中央决策权得到较大扩散，企业和劳动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大为增强，人们更加关心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果，从而在整体上恢复了在六、七十年代大大衰竭的经济发展能力；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产出水平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第三，在总的目标更加一致的前提下，社会的利益关系和结构更加复杂也更加生动，它不象过去那样在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而是公开地和多样化地呈现在社会公众和舆论面前。新的利益结构比起旧的利益结构来，更有力更迅速地推动了社会的前进。第四，国家由闭关自守逐步向开放社会过渡，我们的国际交往和经济技术联系大大增加，适应世界市场和理解国外事物的能力有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改善，中国人民作为世界成员的意识也得到加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进步都是极其显著的。
　　但是，也应看到，我们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观点与社会观点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冲突。许多人(包括不少的党员和干部)，对已经实行的、或正在试验中的、或仍处于理论探讨状态的种种经济政策(如雇工经营、价格调整、合资经营、股票市场和劳动市场等等)感到不理解、不愉快，加之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差，理论仍有不少漏洞，因而出现了一系列激烈争论，突出地显示了“效率观”与“伦理观”的巨大矛盾。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和范围的扩大，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对于各种来自异国他乡的东西有了越来越不同的评价。许多人把盲目崇拜西方生活方式、不健康的小报和杂志泛滥、家庭婚姻关系出现复杂变化、青少年中出现各式各样的新奇感和复杂举动这些性质不同、问题各异的现象，统统归咎于特区的设立、城市的开放、外国资本和产品及游客的涌进。有些人把青年人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与他们头脑中传统形成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义影响联系起来。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对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惶惑迷离，在创作中表现人性、呼吁情爱、反对金钱崇拜和人情淡漠的主题，甚至把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想化为田园牧歌，讴歌着归真反璞。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则指出了新形势下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诸如此类的极为生动的现实，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新的社会纵横剖面。
　　——“改革是一场革命”，它意味着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利益结构的再组合，因而牵涉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党和政府部门的各级领导，大都热情支持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战略措施，但也有一些人对这种变化不支持、不理解甚至抱有抵触情绪；一些曾经热情很高、干劲很大的中青年人，在步入领导岗位或工作单位一段时间以后，产生了倦怠、迟疑和松懈的情绪，他们或者因力不从心而“退避三舍”，或者被原先那个单位的官僚主义氛围所“同化”。一些党员和干部，仍然没有认清党政分工、政企分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新形势对党政机构的要求……凡此，都加大了本来就十分艰巨的改革的风险度。
　　——在经济领域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为了实现由旧机制向新机制的彻底转变，必须实行计划、价格、税收、劳动、工资、金融财政体系和经营管理方式的“一揽子改革”，而且要迅速、有力，以防止不同步协调的现象；但一些社会学家和实际工作者认为，这样会造成严重的“转换震荡”，冒巨大的社会风险，他们希望不同体制的过渡是渐进的、平稳的、有很大保险系数的。一般群众盼望改革能获成功，给他们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但他们又不易接受一些在经济角度看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改革措施，并且对于改革后收入增加存在过高预期；由于企业和地方权限的扩大，在财政“软约束”的条件下(实行“硬约束”是相当困难的)，旧体制下的“投资饥饿症”，在新形势下仍然不仅造成重复建设，而且加剧了国家财政负担。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象这样初看起来的确是好的、有利于调动改革积极性的事情，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往往反过来阻滞了改革。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个使人陷入两难推理的“怪圈”。
　　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没有的(前面也说过，布鲁斯教授具有相同的看法)。对于以上提到的在经济改革后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所能做的，是加以分析和批评，总结得失、权衡利弊，以积极的态度更好地推进改革。
　　从方法论上讲，我们应当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视为一个巨大、复杂和长期的社会工程。既然如此，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危险和矛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出了问题，不要惊慌，不把它们简单地看成不好的事情，而是通过尽力解决它来提高我们处理这些比打仗和恢复生产更复杂的任务的能力，促进我们向现代化的更高层次迈进。其次，对这项社会工程要加以论证和说明。论证，是指须经过周密的思考，反复的批评，多方的推敲，大量的抉择，最后确定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具体步骤；说明，就是要把决策的过程和内容、实际的问题和困难，向党内和党外、干部和群众做认真的解释、坦率的交待，使各级组织和各种阶层理解“什么是经济改革”、“为什么它同时具备着希望和危险”，用真挚和坦白赢得信任和支持。再次，在进行过程中，要坚定和稳妥。坚定，是说在方向上要坚定不移，即要有决心战胜极左势力的干扰，又要有勇气不去迎合错误的倾向和压力；稳妥，是指在具体执行中要小心翼翼，反对骄傲自满，反对不负责任，慎重地建造这一关系到千百万人民利益的工程，尽可能地减少可能减少的社会震动。
　　政治民主化是经济改革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布鲁斯的理论分析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实践中看，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也已表明，凡是真正做到政治民主化的国家，经济改革就能比较顺利和正常地发动和进行，即便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也能比较好地加以克服；反之，如果经济改革的各项措施得不到政治因素的保障，它是很难真正落实的，即便搞起来，一遇风浪便很快夭折。
　　应当树立“全方位改革”的思想，使社会整体的变化同经济体制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布鲁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牵制和平衡的机制”的概念，我以为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正是要建立这么一种机制，它不仅会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对于各级领导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人们常说，读书能够使人增长智慧、勇气和分析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布鲁斯教授的这两部著作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一九八五年九月，北京
　　(《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波兰〕W·布鲁斯著，何作译、绍文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0.54元；《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布鲁斯著，周亮勋、荣敬本、林青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第一版，0.79元。